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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巧手——岁月划痕
我从乡下来到保定之后，才对父亲有了清晰的印象，那时我已快5岁了。

从父亲收拾新租的房子开始，我就发现父亲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有一双巧手。

我们家租下的房子，在相府胡同4号院，是院里靠北边的西屋。这间西房是借3号院房子的后墙盖起来的。南北长4米多一点儿，东西宽2米多一点儿，总共10多平方米。由于中部用了过梁，还被看作两间房呢。

当初我们看房时，此屋的内墙有的地方抹了泥面，有的地方还露着借用墙的砖，显得又脏又旧，不像居室。可我再跟着母亲来帮父亲收拾房子时，墙面已焕然一新，雪白雪白的。原来父亲已补抹了脱落的墙皮，腻了露着的墙缝，并用白灰刷了墙。我真没想到父亲看上去文质彬彬的，竟然还会泥瓦匠的手艺。

更让我惊异的是，父亲竟然还会木匠活，他用几个旧包装箱当原料就打出了家具。

他将一个大包装箱加固之后，改装成了农村的大板柜，柜子上部三分之二钉死，三分之一可以掀开，可掀开的部分作为盖子。后来母亲主要在里面放衣服。

他还改装了一个小包装箱，把上面的面做成了整个可以拆开的活盖子。母亲用它来放米面，做饭时还将它当作操作台，切菜、擀面都在上面。

最让我佩服的是父亲打的架铺板的“人字长凳”，我一直认为这是爸爸的独创，如果赶在现在，说不定还能申请专利呢。

这种凳子，是用包装箱的稍厚点的板子作凳子腿，斜着钉在面板的面儿上。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面板的边儿冲上，而一般的长凳是面儿冲上。由于面板的宽度变成了厚度，虽不能坐人，但大大加强了这种薄包装箱板作面板时的承重能力。之后再用横牚把两条腿钉在一起，形成一个牢固的三角结构。最后再用木板把两根横牚钉牢，就成了简捷结实的“人字长凳”。

由于屋子小，父亲还在空间利用上下了功夫。

他把大板柜放在床铺的下面，顶了一条“人字长凳”，节约材料倒在次要，主要是为了节约空间。铺板支在了屋子的南部。大板柜放在了靠西墙的地方。大板柜的盖子露在了床铺的外边，这样可以方便地放入或取出东西。妈妈锦上添花，将这露出的部分糊上了一种亮光纸。绿色的亮光纸上，印有黑色的折纸燕子的图案。我曾对那图案了观察了很长时间，研究怎么才能折出那种小燕子。

床铺的铺板不知从何处而来，一看就是旧的，因为已磨得光光滑滑，再就是已受潮变形，拧拧巴巴的，搭好床铺后起伏不平。为此，父亲又在上面铺了些稻草垫，才看上去平整了。这个床铺占去了整个房间的小一半。

父亲把那个小木箱放在了屋子的北边，把水缸放在了东北墙角，这样显得不碍事。因为水缸在屋门打开的情况下，被掩藏在门后，根本看不见。

这个屋的门是我从未见过的怪门，两个黑漆门扇由合页连接在一起，开门后两个门扇能折叠起来。由于它折叠后靠到了墙角，出入更为方便。我猜着房东这么设计，也是为了节省空间。可有一利就有一弊，这种折叠门的插销只能装在门框上。而门框边上都是木格的窗户，捅破窗纸便可从外边开门。所以入住后我一直提心吊胆，常做有坏人这样从外边开门的恶梦，梦中我和妈妈奋力抵住插销不让坏人进门。

另外，父亲还对窗户做了一些处理。屋子的朝阳面没有墙，除了窗台，都是木格子的窗户。这种窗户只能糊纸，没留装玻璃的地方。爸爸便在靠南的那边钉了6个小钉，卡上一块玻璃，作为向外观察的窗口。妈妈则把一种叫窗户纸的人工粗绵纸糊在了窗户上。这种纸窗户看起来面积不小，但屋里并不亮堂，而且还不保温。

更要命的是特别怕下雨，大雨一浇，纸就破损甚至脱落。为解决这一问题，父亲特意买了一块四角带铁包角的大帆布，临到下雨时赶紧挂在木窗的钉子上。但它只能护到南部的窗户，有时来不及挂，整个窗户都被淋坏。后来爸爸又钉了四块雨箑子挂在窗前，这才彻底解决了问题。

收拾房子时，父亲还显示他的裱糊手艺。这个院儿的房子都是略带坡度的平顶，没有做顶棚，进屋抬头看到的是旧椽子和破苇箔。爸爸买了白纸，糊了房顶。由于屋子比较低，爸爸没有绑架子，而是直接把纸糊在了椽子上。由于屋子是借人家的房子的后山墙盖的，靠墙的那根顶梁柱无法砌到墙里，就成了明柱。爸爸特意用硬纸板把这根柱子和过梁包起来，并糊了白纸。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特意做的里外屋隔断呢。

之后，父亲买了一张带有三个抽屉的紫红色油漆的迎门桌，放在了屋子迎门处。这是爸爸为安家买的唯一家具。

经过父亲和母亲一番精心拾掇之后，再看这屋子，墙白，顶白，窗纸也白，所需家具基本齐备，还真有了家的感觉。

1954年5月，我们搬进了父亲精心收拾过的家。

在居家过日子的过程中，父亲的心灵手巧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

他因打篮球磕掉门牙而装了颗假牙，但装得质量太差，没用多长时间就掉了，他也曾试图用钢丝固定它，但效果很不理想，最终他扔掉了这颗假牙。可缺颗大门牙看着实在别扭，听他说话都漏风，母亲就催他再去装颗假牙。可他对牙医失去了信心，坚持要自己做。

他找了个废弃的白塑料（当时叫化学）牙刷，截取一段儿做了个假牙，然后装在了掉牙的地方，怎么装上的我还真不知道，反正是装自如，拔方便，还挺美观。

父亲还会修理脸盆。脸盆漏了，他会拿一种彩色的热塑的材料修补（那材料叫什么，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他将脸盆的漏处烤热，把那种材料趁热涂上去，等它凉了，窟窿眼也就补上了。

总之，凡是自己能做的事，父亲都不求人。我觉得自己在潜移默化中也受到了他的影响，大了之后也是所有活计都试图自己干。

父亲的手巧还体现在多才多艺上，他画画就挺好。

那时母亲正好照了一张照片，父亲可能觉得照得相当好，就决定照着它画张大的挂在墙上，作为新家的装点。他买了一种叫图画纸的厚纸，买了碳铅笔，便动了笔。不知那时有没有绘画培训班，也不知父亲是否参加过这方面的学习，反正他画得是相当好。画像上的母亲与真实的母亲，不论是相貌还是神情，都非常像。邻居们看了，都夸父亲画得好。

这大大刺激了我，我也想画画。这之前我还受过一次类似的刺激。刚搬到这个院儿的时候，全院儿就住了我们一家，我没有玩伴儿感到很没意思，就到院子门口看别的小朋友玩。这样，我认识了3号院的一个小姐姐，她叫田文霞，还领我去了她们家。3号院分里外院，她家住在里院的西屋，是里外间，有带玻璃的门和窗，我感觉比我家又大又亮堂。

我觉得她比我大不了多少，好像应该没有上学，但她们家的墙上贴了不少她用蜡笔画的画。有花草，有鸟兽，还有小人儿。印象最深的是一幅鸡鸣图。一只大公鸡正昂首啼叫，远处的山上一轮红日正在升起，那时感觉这画儿棒极了。佩服之余，还有些不服气，感觉我要有蜡笔，没准也会画。

又受了父亲的刺激之后，我决定付诸行动，央求母亲给我买了铅笔，也画起来。那时父亲正好给我买了《西游记》的小人书（一种小开本的黑白连环画），我就临摹起小人书里边的人物。没想到我的处女作还得到了母亲的夸奖。

父亲不仅会画画，毛笔字写得也特棒。后来，我的小人书买多了之后，父亲就曾帮我粘了牛皮纸的书皮，还在书皮上写了毛笔字的书名。那时我已上学，课程里就有书法课（当时叫大字课），我觉得父亲写得比字帖上的字还好看，正规而不死板。后来才知道那叫行楷。

我一直以为父亲的书法好，后来看了叔叔写的字，才知道叔叔写得更棒。叔叔退休后开了家书画店，招牌就是他写的字。写字都成了叔叔谋生的手段，父亲就显得业余了。

不过父亲在手工方面却很专业。大概在1966年初的时候，父亲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从保定电影胶片厂弄到一点儿废电影胶卷和废片基，并开始用它扎镜框。当时正流行用这种镜框装毛主席的画像，父亲似乎也想跟上风潮，所以着了迷似地绑扎。他把毛主席画像放在两片大片基之间，然后在片基的四边扎上双层的电影胶片，扎的方法是将塑料绳依次穿过电影胶片的小孔。扎好后再往两层电影胶片之间夹上细圆棒，最后再用塑料绳封好外沿，镜框就做好了。

做好的镜框既庄重大方，又非常时尚，家里人喜欢，邻居们也羡慕。更重要的是，里边放的不是家人的照片，而是伟大领袖的画像。当时人人都说自己最最忠于毛主席，父亲自然不甘落后，也非常郑重地把“红太阳”挂在了我们屋最显眼的地方。有段儿时间时兴灵魂深处闹革命，每天都要向毛主席请示工作，汇报思想，我们家没有机会去中南海面禀，就面向镜框里的画像表忠心。

1969年我去了内蒙兵团，1971年春天借开会的机会回过一次家，发现家里挂着好几个漂亮的小布娃娃，夸张的大脑袋戴着鲜艳的小帽，红彤彤的脸蛋儿，水汪汪的大眼儿，不丁点儿的小裙子，可爱极了。那眼神画得特别好，你看她，她就看你，让人越看越想看。我以为是买的，一问敢情是父亲做的。

我在兵团干得不错，心情极好，看父亲没事做了这么多小布娃娃，以为他也心情极好。可我临走时母亲告诉我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父亲在1970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文革中父亲参加了群众组织，他参加的那个组织在全省站对了队，但在保定市却站错了队。可竟致被打成反革命，还是让人无法理解，只能让人怀疑某些人在报复。

我担心父亲承受不了，可看他做了那些多小布娃娃，知道他找到了宣泄的出口，我放心了不少。

1972年兵团战士有了探亲假，11月我正式探家，得知父亲的现行反革命帽子已经摘了，但给留了个“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父亲的心情好多了，竟然在自学裁剪。我母亲是服装厂的职工，会自己做衣服，我们家的衣服基本上都是母亲做的。但母亲不会裁剪，做像样的衣服还得求厂里的师傅帮着裁，很麻烦。父亲自认为心灵手巧，能掌握这门技术，就找了裁剪的书自己学起来。听母亲说，父亲学得很快，裁剪制服已经没有问题。

父亲听说我们兵团已实行了供给制折款，不再发服装，就提出给我做一身军便服，让我见识见识他的手艺。

那时上映了一部反映“乒乓外交”的纪录片，内容是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片中中国乒乓球队的队员穿了一种铁灰色的队服，这在蓝、绿、黑三色泛滥的中国顿时成为时尚亮色，母亲也赶新潮给我买了铁灰色的斜纹布。

轮到父亲显身手了，他把布铺在炕上，量量画画，“咔咔”地把布裁开，然后信心满满地交给了母亲。衣服做好了，我一试，感觉比买的还棒。

1974年春节的时候，我在保定接受技术培训，父亲看我没有像样的衣服，特意从他们商店买了一块儿处理的黑色粗呢子布，由他裁剪，由母亲缝纫，给我做了一件很不错的外衣。穿上那件呢子外衣，我感觉精神了不少，还臭美地去照了张虚光相。

1975年我困退回到保定。1979年父亲平反。1985年我应聘考入保定市报社。父亲听说我当了记者，又给我买了块毛呢布料，做了件西服上衣。

后来，他想给我个意外惊喜，悄悄给我做了一身白西服。我确实意外惊喜了，可回家一试，怎么看都像扮装成华侨巨商的洪常青，太扎眼了，不好意思穿出去。

我本想穿着它去看望一次父母，让父亲知道他没有白忙活，可我太缺少勇气了，竟然一次都没敢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