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风骨主要指什么？

【建安风骨】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

曹操的出身具有某种特殊性。他的经历也充斥着神秘与矛盾的色彩。《三国志》载：“恒帝世，曹腾为中常世大常秋，养之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出身本末。”他的祖父是宦官，他的父亲是不知所出的养子，这样的家庭并没有高贵的血统作为依托。但是东汉末年的宦官专权还是让他飞黄腾达。他在权力与金钱方面成为了世家大族，却无法具有世家大族的汉室观念。他不具有汉室的观念却成了汉室的“周公”。这样的出身和矛盾决定了曹操既无法扮演制度的破坏者，又无法成为制度的维护者。于是，便出现了两个尴尬的局面：对于下层，他是“口含天宪”的统治者；对于上层，他又是出自草根的僭越者。对于旧世，他是挟天子的国之贰臣；而对于新世，他又成了踟蹰不前的食古不化者。其实，就前一局面而言，曹操的身上没有汉室旧臣的思国之情，因为他未受国恩，他也没有宦官阶层的陈腐与死气，因为他少入黄门，知书通律，所以，他不属于任何阶层。就后者而言，他的确架空了汉室，然而“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也并非没有道理，同时，他又大刀阔斧地进行许多卓有成效的改革，他又不属于任何时代。正是因为无法将他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类型，这样的矛盾才愈加明显。可以想象，乱世中的曹操是一个无比的孤独者。因为他孤独，他才要重视故人，“茕茕白兔，左右相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因为他孤独，他才求贤若渴，希望自己身边能有更多可以知心的人。也正因为他孤独，他才更以天下人自居，“孤家寡人”量来似乎就是这个道理吧。以上的种种，让他的诗文中流淌着一股悲凉慷慨、深沉而雄壮的气概。
其实仔细读读曹操的诗文，品品曹操的身世，不难发现，他的一生很符合中国文人的理想状态，“少年游侠，中年游仕，老年游仙”。而且曹操本人也实非深不可测。史书所载曹操“生性机警，为人通脱”，他属文也不拘于经义，不流于空谈。在《祭故太尉桥玄文》中，他竟记叙了桥玄生前与他开的玩笑，这本不该出现在凝重的祭文中的点滴，却散发出作者的真情与旷达。只是身处乱世之中，无论游侠、游仕、游仙还是那份真挚都无法与战争、死亡相分离。《蒿里行》中的英雄少年时讨伐董卓的一路关东豪杰。《短歌行》中求贤心切的伯乐又是一个唯恐去日无多的沉思者。而《龟虽寿》里志在千里的老骥也无法逃离“神龟虽寿，犹有尽期”的无奈。试想，一个志在天下之人戎马倥偬，却在一生都无法避免的身份尴尬中一天天老去。这样的暮年之心，是何等的苍凉而又悲壮。同时，曹操性格中的旷达和通脱，也更多地被一种社会责任与自身孤独多压抑。这样，一个宝剑酬知己的邻家友人，就更多地成为了烹酒论英雄的豪杰。然而即便这样，曹操的诗文中也没有统治者居高临下的威风与唯我独尊的狂妄。我想，曹孟德是真的体会到了诗文的境界，这便如同他真的体会到帝王的孤独了一般。
对于建安风骨，曹操的影响还远不止这些。他对建安文学群体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表面上看，他不拘一格将大量的人才网罗到了军前帐下。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就说得很全面，“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北魏，足上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魏武门前，的确集一时之盛，无抡才而成大典。以深层次上看，作为处于统治者地位的曹操，尤其是作为孤独的统治者，他的表现，以及他对待士人的态度，必然又影响到这些士人的生存环境和创作心理。曹操性通脱，但要经世济民非得有常人不能之手段不可，所以，他尚刑名，以此正风气，而士人，尤其是高士，往往不愿、不肯也不会拘于此，这势必触犯到曹操作为统治者的权威，矛盾便由此产生，士人的险境由此产生，曹操自身另一种痛苦也由此产生。他不得不用自己的秩序来禁锢自己的心志，这就好似自己亲手策划搭建了一个理想国，却不得不拆掉它的支柱，去为了生存而烤火，看着自己的梦和愿望在熊熊之火中燃烧，暖了身子却凉了心窝。这也就不难理解曹操杀名士时为什么犹豫不决，杀之又悔。这决不是收买人心的假意。对于一个“宁肯我负天下人，莫让天下人负我”的枭雄，他不需要走这些虚文假意的过场戏。他是真的爱才、惜才之人，况且，曹操也非忌人才高，不欲活之，更不是以杀才子而自快的暴君。建安七子中有一位叫陈琳，曾供仕于袁绍，他在《|为袁豫州檄曹操书》中不仅辱骂曹操，而且将其三代宦官的身份彰露无遗，鞭挞入骨。按常理，“恶恶止其身”，如果“上及父祖”，那就是奇耻大辱了。而曹操犹能不计前嫌，徒陈琳为门下督，可见，曹操并非我们想象中那样，用杀高洁名士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威。他与士人之间的矛盾更多的是曹操内心矛盾的外化。如果他不处于两个尴尬局面的交织之中，他与士人间便没有那理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士人也不会在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中沉沉浮浮。顺理，也就不会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建安士人群体。当然，并不是没有曹操或者没有那种处于矛盾心态中的曹操，建安时代就不会有士人才子，就不会有属于时代的文学。只是少了那种矛盾压抑下壮美凄凉相交织的气概后，不知我们还会不会用“风骨”去描绘那个不安的时代。
千年之后，一个同样孤独的诗人游历孟德故地，落笔慨叹：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问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孤独者的对白，或许是对“风骨”最好的注解吧。

曹操用自己富于创造性的作品开创了文学上的新风气，以其诗歌中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奠定了“建安风骨”的基调。

1、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豪强割据，战乱频仍，赋敛繁重，连年灾疫，民不聊生。各地群众纷纷揭竿而起，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王朝的统治，使之名存实亡。从初平元年董卓之乱到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国家分裂，田地荒芜，连续十九年的军阀割据，混战不已，造成了“城邑空虚，白骨蔽野，旧土人民，死丧殆尽”的惨状，

面对这种现实，曹操深刻地感受到人民的疾苦，因而他的诗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民要求统一、反对分裂和安居乐业的愿望。他继承了《诗经》和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但又往往不同于作为民间创作的乐府，而具有文人的特点，他往往以政治家的视角来反映现实，体察民情，因此立足点更高，视野更开阔。他的诗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而且反映了军国大事；不仅有现实社会生活的特写镜头，而且有俯瞰全局、纵横古今的壮阔的历史大画卷。他的《苦寒行》、《却步东西门行》反映了军旅生活的艰难，真切感人，历历如见。而《薤露行》里用“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来刻画野心勃勃的外戚擅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突出了董卓作乱京师，朝政混乱的局面；“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极写国家的残败景象；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再现了哀鸿遍野的惨象。《蒿里行》不仅直接反映了军阀混战给社会造成的灾难，而且直接落笔到征人“铠甲生虮虱”的征战之苦，更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作结，直抒胸臆，充分抒发了诗人对军阀混战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愤懑，表达了对人民痛苦的感慨和深切同情。无怪乎被明钟惺誉为“汉末实录，真史诗也”的。他对现实不是纯客观的刻板描述，而是寄托了自己的感情，从而铸成了这些史诗式的作品。

曹操及其他建安作家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精神给后世，尤其是唐宋那些推崇“建安风骨”的诗人们以重大影响。同时，凄苦动乱的社会生活以及对这种现实的深刻感受，这本身就是建安风骨所形成的现实基础。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正是凄苦动乱的现实生活本身给当时的诗歌涂上了一层苍凉的色彩。

2、 建安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自秦汉以降，直至鸦片战争的两千年中，中国社会处于一种虽有缓慢发展但日趋停滞的状态，其间以统一与分裂、安定与战乱、恢复发展与破坏倒退交替出现为特征，前者固然是主流，后者的影响也颇为严重。在汉季建安以至其后近四百年分裂战乱的形势下，人民的意愿集中反映在统一与安定的要求上。曹操削平割据、致力于统一；实行屯田，抑制兼并；兴办水利，恢复生产；敢破敢立，唯才是举。这些举措无疑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他在《度关山》、《对酒》等诗中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和政治态度。

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更激发了曹操搏击中流、回转乾坤的英雄抱负。他作品中成就最高的那部分抒情诗，突出地表现了他积极用世、不断进取的人生态度。—这些诗有如他进击中的豪迈宣言和悲壮号角，表达了他为理想事业的奋斗追求。《短歌行》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作。诗中既抒发了对时光流逝、功业未成的深沉感慨，又表现了他钟爱人才、思贤若渴的心情。全诗经过几个低昂回旋，把诗人起伏不平的心情、复杂多端的感慨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深沉的忧郁中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情绪。我们可以从中体察到混乱的现实中建功立业的艰难和诗人坚定的信心与积极的人生态度。此诗气魄雄伟，情感沉郁，风格苍凉悲壮。尾韵写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直抒胸臆，一吐为快；锋芒烁烁，自况周公，毫无遮遮掩掩、忸怩作态，真是“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步出夏门行· 观沧海》写“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诗人笔下的大海是“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文如其人那吞吐宇宙、囊括八荒、 “豪迈纵横，笼罩一世”的气势，正是一位杰出政治家的恢宏气度、壮阔胸襟的具体体现和生动反映。

3、 和一切封建地主的政治家一样，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也给曹操带来了一些不可克服的矛盾。他的一生也是坎坷不平、不乏失意与曲折的。那种急于成就功名、实现理想与路途多阻、建业艰难的矛盾，使他“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进一步促成了他诗歌慷慨悲凉的抒情风格。英雄非无泪，原由自不同。他的诗歌中也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一类的年命之叹，表露出人生苦短、虚掷光明而功业未成的愁结，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风气的影响和他自身的阶级局限，然而就本质而论，这并非汉季文人中那种没落的伤感，而是一种追求的苦闷，他是“不戚年往，忧世不治”。他在《步出夏门行》的四解中，看到了“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却仍坚信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尽管已是“老骥伏枥”、“烈士暮年”，仍“志在千里”、“壮心不已”。这样的诗“如摩云之雕，振羽捷起，排炎烟，指霄汉，其回翔扶摇，意取光上，不肯乍下，复高作起落之势”。这种苍郁勃发、昂扬直上的奋斗精神，加上悲凉慨怆的真情实感，使得一股慷慨悲壮之音油然而生，以其内在的力量撼动人心!

乐府民歌以叙事为主，《古诗十九首》虽然是叙事向抒情过渡的先导，而内容上则无非是离情别恨、年命哀叹而已。到建安时代，抒情诗才一跃而居主要地位。曹操这些抒情的篇章不仅是他自己诗歌中的佼佼者，也突出体现了建安风骨的基本特征。

4、 曹操的诗“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风格“清峻”、“通脱”，“跌宕悲凉”，个性鲜明，贯穿着强烈的反传统精神。他以情胜辞，以质胜文，擅长以质朴的形式披露胸襟，绝无浮华靡丽的辞句追求。他自觉地向乐府学习，运用乐府古题写新的时代内容，富有创新精神。旧瓶装新酒，虽然在语言形式上接近汉乐府，却有自己的鲜明个性和独特风格。他的《短歌行》被后世誉为“四言极品”，使《诗经》之后已逐渐衰落的四言诗发出了新的夺目光彩。他还改造四言、杂言古辞为五言，并获得成功，因此，鲁迅先生赞誉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

5、 曹操以自己诗作的这种独特风格濡染建安诗坛，风流一代。通过以曹操父子为骨干、以“建安七子”为羽翼的邺下文学集团共同的创作实践，逐步形成了后世所盛称的“建安风骨”。曹丕兄弟，“建安七子”，虽是长短互异，各领风骚，但他们的基本特点大都与此相连。曹植作为“建安之杰”，其创作数量最丰、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诗品》称他不似“曹公古直”，而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不过他虽不那样古朴苍劲，却也显得少壮清新。诗中反映了他《与杨德祖书》中那种“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远大抱负。汲汲于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慷慨多气的风格，都无不与其父的清风一脉相承。较之于曹丕兄弟，曹操则更多慷慨悲凉之气，其沉郁顿挫的韵律感和廓大恢宏的空间感为二子所不及。曹操虽以四言诗为表情达意的工具，但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也使二子只能望其项背。曹操才是“建安风骨”的主要代表者，是标领建安诗坛的一代宗师。

6、 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说：“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又说：“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建安诗歌中常有一种豪迈壮烈之情与悲凉哀怨之感相融合而产生的慷慨悲壮之音，在表现上是“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语言则刚健有力，并由此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现实性、抒情性与气壮美的结合，这就是被后世盛称的“建安风骨”。诗坛泰斗李白诗云：“蓬莱文章建安骨。”陈子昂也说：“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他们正是以 “建安风骨”来反对六朝文学的绮丽积习，从而开拓出了唐代诗歌新风气的。

建安风骨，叫做 “ 魏晋风骨 ”,这是在建安时期以曹操三父子为代表的创作类型，主要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具有 “ 慷慨悲凉 ” 的独特风格同时，又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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