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概括一下《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产生于北方，风格平易质朴。除少数史诗中含着民族起源神话以外，《诗》中一般不表现超现实的事物，也没有浪漫的奇想和荒诞的情节。这一点与后起的楚辞有明显区别。在此基础上，《诗经》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这些成就突出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鲜明的形象性

《诗经》中大部分作品是抒情诗。这些诗不以刻划人物为主，但其中有了较为鲜明的主人公形象。诗人往往通过感情的直接倾诉，使人感受到他们的不同个性。同是思念恋人的歌，《郑风·狡童》中的姑娘在失恋时悲伤地唱道：“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而《褰裳》中的女主人公则诙谐地戏谑对方：“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同是弃妇诗，《邶风·谷风》中女主人公的哀婉缠绵和《卫风·氓》中女主人公的刚毅果断，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有的作品在抒情中带有一些细节和行动描写，使主人公的情态宛然可见。《周南·关雎》的主人公因思念心爱的姑娘而“寤寐思服”，“辗转反侧”； 《邶风·静女》的主人公因找不到前来约会的恋人，急得“搔首踟蹰”；《卫风·伯兮》写女主人公在丈夫离家后无心膏沐，以致“首如飞蓬”；《王风·黍离》写主人公走在路上忧思满怀，“行迈靡靡，中心摇摇”，都很有生活气息，使主人公的形象更为鲜明。

《诗经》中有的作品运用了景物和环境描写来渲染气氛，烘托感情。如《小雅·采薇》用“杨柳依依”反衬主人公离家服役时的悲愁，用“雨雪霏霏”来烘托他远戍归来时的哀苦；《王风·君子于役》用傍晚禽畜归窝的景象衬托女主人公思念丈夫的愁绪；《陈风·月出》以月光和美女相映衬，把主人公幽邃的情思和空灵淡雅的画面融为一体。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作品是《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遡洄从之，道阻且长；遡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遡洄从之，道阻且跻；遡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遡洄从之，道阻且右；遡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诗中把萧瑟的秋景、凄迷的夜色和主人公怀人不得见的怅惘心情交织在一起，情景交融，魅力无限。

2、赋比兴手法的运用

前人把《诗》中的表现手法概括为赋、比、兴。宋代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最为妥贴。他说：“赋者，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诗集传》）赋就是直言其事，直抒其情。在《诗》中，它是一种积极修辞手段。诗人往往用这种手法对客观事物展开具体细致的描绘，《豳风·七月》用赋的手法，以时令和物候的变化为背景，详细描写农夫们一年四季的生活状态，展示了一幅幅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小雅·无羊》用赋的手法，把牧场上牛羊和牧人的情态刻划得栩栩如生：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或降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

尔牧来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尔羊来思，矜矜兢兢，不骞不崩。麾之以肱，毕来既升。

……

这种描写可谓穷形尽相，笔笔如画。赋的手法用于抒情，则有利于充分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把倏忽变化的情感和浮想联翩的思绪呈现在读者面前。有时，诗中还用赋来表现人物对话，构成意趣盎然的生活情景，如《郑风·女曰鸡鸣》、《齐风·女曰鸡鸣》就采用对话的形式，写夫妻间的床头絮语，表现了融洽和谐的家庭生活气氛。赋对构成《诗》的写实性和形象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同上）比就是比喻。《诗》中的比喻生动贴切，丰富多样，并带有鲜明的感情色彩。例如，诗人把心爱的姑娘比作美丽的木槿花，比作皎洁的明月；把丑陋的统治者比作癞蛤蟆，比作老鼠；用“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比喻意志坚定；用“中心如醉”、“中心如咽”形容内心的忧伤；用“墙有茨，不可扫也”比喻宫廷内的丑事难以讲述；用劈柴离不开斧子比喻娶妻不能没有媒人。或用明喻，或用暗喻，或用正喻，或用反喻，都十分生动形象，富于情趣。有时，诗人运用博喻，把一连串比喻排列在一起，从不同角度突出事物的特征。如《卫风·硕人》中用“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来刻划庄姜的美貌；《大雅·常武》中用“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来显示周朝军队的强大气势，非常精彩传神。《诗》中还有通篇用比的作品。如《豳风·鸱鸮》假托一只小鸟诉说其不幸遭遇，以比喻下层人民的生活惨况，是一首新颖别致的禽言诗。

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同上）兴用于一篇或一章的发端，用以引出后面的句子。有的兴句与后面的内容没有内在的联系，只是起个引子的作用。例如有的作品用“山有……隰有……”起兴，就是民歌中一种常见的套语，并不包含什么实际含义。但多数兴句具有类比、象征的意味，能使人产生联想，或用于烘托、渲染气氛。如《周南·关雎》用雎鸠鸟的和鸣起兴，引出对窈窕淑女的赞美；《邶风·谷风》用“习习谷风，以阴以雨”开端，给全诗笼罩上一层阴暗色彩，预示着矛盾的爆发和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有些起兴的意象具有丰富的内涵，可在诗中产生多重艺术效果。如《周南·桃夭》的第三章分别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之夭夭，有蕡有实”，“桃之夭夭，其叶蓁蓁”起兴，祝福新娘出嫁后“宜其室家”。鲜艳的桃花烘托出一种喜庆红火的气氛；同时，桃树果实丰满，枝叶繁茂，又象征着主人公婚后生活美满，家族兴旺。巧妙的起兴使这首诗生趣盎然。

比和兴都是形象化的诗歌表达方式，二者的区别是什么？一般来说，比是用一种事物比喻另一种事物，两种事物之间一定要有某种较为直观的相似性。而兴则是通过具体物象来感发意志，引起联想，物象与诗义之间不一定要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凡是触景生情、托物言志、启发感悟、引申发挥等，都属于兴。比兴手法常常在结合在一起，引譬连类，含蕴无穷。

3、富于表现力的诗歌形式

《诗经》中主要是四言诗，每句二拍，每拍两字。这是在原始歌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诗歌样式，适应了当时劳动、舞蹈的节奏和语言发展水平。但不少作品又突破了四言的格局采用从二言到八言不等的句式，形成了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的诗体。

《诗》与音乐配合密切，普遍采用了回环复沓，重章叠唱的形式。每诗由若干章组成，每章字句基本相同，只是对应地更换几个词，反复咏唱，造成回环往复，层层递进的艺术效果。例如前面提到的《柏舟》、《无衣》、《蒹葭》等诗。又如《周南·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夫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夫苢，薄言捋之。采采夫苢，薄言袺之。采采夫苢，薄言襭之。

全诗共12句，两句一组，反复歌唱。通过动词的变化，表现了迅速敏捷的采摘动作和收获物有少到多的过程，展现了热烈欢快的劳动场面。清代方玉润称赞此诗说：“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之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

《诗经》的语言是经过提炼加工的书面语，其特点是准确生动，丰富多彩，特别是动词和形容词运用得巧妙精当。例如，光是表示手的动作的词汇就有50多个。众多的动词、形容词使作品对意思的表达极为精细准确。《诗》中还大量使用了双声、叠韵、叠字词语，增强了作品的形象感和音乐美。双声词如参差、踟蹰、栗烈、流离、悠远等；叠韵词如绸缪、辗转、窈窕、沃若、 等；叠字如关关、呦呦、依依、采采、钦钦、苍苍、谆谆等，它们或刻画形态，或模拟声音，或形容色彩，或表示内心活动，都能做到“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流利婉转，音韵和谐。《诗》中有很多词汇，如“瞻望”、“伫立”、“翱翔”、“颠沛”、“一日三秋”、“忧心如焚”、“赳赳武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等，至今还为人们习用。

《诗经》的影响

《诗经》揭开了中国诗歌史上光辉的一页。它对后世的影响首先是它的写实精神，其中很多作品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产物。诗人直抒胸臆，敢于大胆地反映现实，旗帜鲜明地颂美与怨刺。这种强烈的现实性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一个优良传统。其次是《诗经》的赋比兴手法以及纯熟的创作技巧，被后代诗人大量借鉴。特别是比兴，在古代诗歌中已不单纯是表现手法，而是生动的形象与深厚的内容、蕴蓄无穷的风格的统一。它是我国诗歌史上最重要的创作原则。另外，《诗经》灵活多样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语言也对后代各体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时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学习《诗经》，创作四言诗。文学史上的赋、颂、箴、铭等韵文也都与《诗经》不无关系。

《诗经》的艺术成就
　　《周礼·春官·大师》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六诗在《毛诗序》中又作六义。其中，风、雅、颂，是指体例分类来说的；赋、比、兴，是就表现手法而言。关于赋、比、兴，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做了比较确切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例如《豳风·七月》、《卫风·氓》都是赋体：前者铺叙了奴隶春耕、采桑、纺织、田猎、造酒、贮藏和准备过冬等一年四季的全部劳动生活，表现了阶级的对立和奴隶们的悲愤之情；后者倒叙了弃妇与氓由恋爱到结婚直至被氓遗弃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弃妇的哀怨和决绝。又如《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都是比体：前者把剥削者比作贪婪的大老鼠；后者把淫乱无耻的卫宣公比作大癞蛤蟆；二者都寄寓了极大的讽刺之意。另如《周南·关雎 》、《魏风·伐檀》都是兴体：前者以贞鸟雎鸠的“关关”叫声起兴，联想起人的男女之情；后者以奴隶们的“坎坎”伐木声起兴，联想到奴隶主阶级的不劳而获。在《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常常是交替使用的，有“赋而比也”，有“比而兴也”，还有“兴而比也”。如《卫风·氓》是赋体，但诗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又显然是“兴而比也”。另如《卫风·硕人》，用铺陈的手法描写庄姜美貌，但其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传神地表现出庄姜的天生丽质 ， 这显然又是“ 赋而比也”。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是构成《诗经》民歌浓厚风土气息的重要原因。
　　《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加强抒情效果。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来状物、拟声、穷貌。“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此外 ，《诗经》在押韵上有的句句押韵，有的隔句押韵，有的一韵到底，有的中途转韵，现代诗歌的用韵规律在《诗经》中几乎都已经具备了。
　　《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由于其内容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中国的国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汉文版《诗经》。从1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译本。《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见（理应也是当时社会上层一般人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孔子言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论来推测当时人对《诗经》的看法，他们所定的“无邪”的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许多斥责统治黑暗、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认为是“无邪”即正当的感情流露。第二，尽管如此，《诗经》毕竟不是一部单纯的诗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项文化积累，又是贵族日常诵习的对象。所以，虽然其中收录了不少民间歌谣，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与社会公认的政治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内容。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诗经》的艺术成就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开创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
①反映现实的广阔性。《诗经》中的诗来自广大的地区和阶层，作者有奴隶、自由民、士兵、流亡者、乞丐、思妇、弃妇，也有从统治者内部分化出来的受打击、排斥的贵族。他们从不同的地位、遭遇和生活感受，从各个不同社会侧面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展示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六百年的生活，时间跨度之长，背景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是后来许多诗集都难以比拟的。
②反映现实的深刻性。作者大多能站在被剥削者的立场上，揭露了统治者贪得无厌的本质和压迫人民的罪行，也反映了奴隶们的悲惨命运以及奴隶从不自觉走向自觉的反抗过程。《诗经》通过这些描写，真实地勾勒出了周代怎样由全盛走向崩溃没落的历史。
二、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手法
①朴素自然的风格。诗人善于运用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概括而具体的描绘事物特征，如实反映现实生活。
②赋比兴手法的广泛运用。《诗经》中的大量诗篇运用了赋、比、兴手法来叙事、写景、抒情，大大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提高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三、形式特征
①基本上是四言体诗歌。一句两拍，句式整齐，显示了一种韵律美。为了表达内容的需要，《诗经》也往往突破这种定格，运用富于变化的句式。因此，除四言外，《诗经》也产生了一字到九字的多种句型。
②多重章叠句，反复回旋，使内容层层深化，感情步步加深。
③用韵自然而富有变化。
④语汇丰富，用词鲜明生动而富有形象性。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现实主义的源头。它与《楚辞》并称为“诗骚”，代表了北方文学的最高成就。“风雅”成为后代进步文人创作的典范，“比兴”成为古代诗歌的基本手法，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优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