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9年，35岁的米勒举家迁往巴黎郊区的巴比松，在那里度过他的余生。他将风景画的新突破带入到人物画里，致力于观察田野、大地，以及在上面辛勤劳作、繁衍生息的人，尽量捕捉他在乡间的所见所闻，哪怕是别人眼中极微小琐碎的事物，米勒也富于感情地把它表现出来，铭记在心并强烈地传达给别人。据说站在米勒作品面前，多情的人会闻到野草和土地的气息，夹杂着牛粪的味道，会对着画面上一个土疙瘩掉眼泪，而勾起对乡村生活无限美好的畅想。
《拾穗者》便是最能够代表米勒风格的一件作品，它没有表现任何戏剧性的场面，只是秋季收获后，人们从地里拣拾剩余麦穗的情景。画面的主体不过是三个弯腰拾麦穗的农妇而已，背景中是忙碌的人群和高高堆起的麦垛。这三人与远处的人群形成对比，她们穿着粗布衣衫和笨重的木鞋，体态健硕，谈不上美丽，更不好说优雅，只是谦卑地躬下身子，在大地里寻找零散、剩余的粮食。然而，这幅内容朴实的画作却给观众带来一种不同寻常的庄严感。米勒一般采用横的构图，让纪念碑一般的人物出现在前景的原野上。三个主体人物分别戴着红、蓝、黄色的帽子，衣服也以此为主色调，牢牢吸引住观众的视线。她们的动作富于连贯性，沉着有序，布置在画面左侧的光源照射在人物身上，使她们显得愈发结实而有忍耐力。或许长时间的弯腰劳作已经使她们感到很累了，可她们仍在坚持。尽管脸部被隐去了，而她们的动作和躯体更加富于表情——忍耐、谦卑、忠诚。
除了17世纪的荷兰画家维米尔，还没有人能够像米勒这样，以凝重质朴，造型简约的概括力，来极富表现力地塑造平凡人物。他表现的是人和大地的亲密关系，是史诗所不能达到的质朴平凡。我们从这三个穿着粗布衣衫和沉重木鞋的农妇身上感到一种深沉的宗教情感，在生存面前，人类虔诚地低下他们的头。虽然远处飞翔的鸟儿依旧烘托出田园诗般的意境，但我们知道田园生活不可能是理想化的，人类凝重的身躯似乎预示着生存的重压。正是这种宗教般的感情使《拾穗者》超越了一般的田园美景的歌颂，而成为一幅人与土地、与生存息息相关的真正伟大的作品。
这些解读在今天看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然而，在这幅《拾穗者》刚刚创作出来的时候，仅是它的题材本身，就足以引发一场革命。当作品在沙龙展出后，立即引起了舆论界的广泛关注。一些评论家认为米勒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画面上农民的劳作传达了他们生活的艰辛，而将这样的作品拿到巴黎的沙龙里展出，无疑是底层民众对上流阶层的挑战和呼声。因此有人讥讽米勒的作品中暗含着农民的暴力革命。面对种种过激的评价，米勒在一封书信中为自己的艺术作了辩护：“有人说我否定乡村的美丽景色，可我在乡村发现了比它更多的东西——永无止境的壮丽；我看到了基督谈到过的那些小花，‘我对你说，所罗门在他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那山林间的一朵百合花呢！’” 米勒相信，“艺术是一种爱的使命，而不是恨的使命。当他表现穷人的痛苦时，并不是向富人阶级煽起仇恨。”他所要做的，只是尽力弄懂如何用平凡细微的东西去表现崇高的思想，因为那里才蕴藏着真正的力量。而要将这一切和谐、自然地表现出来，不仅需要画家的眼睛和手，更需要他的整个身心。
米勒出身于农民家庭，在他眼里，大自然有着“无穷无尽的壮观”。他曾因他的“乡下佬模样”和质朴的画风被巴黎沙龙中的某些同行冠以“森林中的野人”的绰号。米勒在这幅画中试图把我们引入土地的深处，在开阔而又静穆的景观中去感受她的沉重与充实，倾听她深沉宁静的呼吸，体会她朴实顽强的生命，体会土地与土地上的农民自然般运行的命运。
米勒的这幅《拾穗者》，本来是一幅描写农村夏收劳动的一个极其平凡的场面，可是它在当时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却远不是画家所能意料的。
这幅画原来的题目是《八月》。表现的是一个收获场面使富饶美丽的农村自然景色与农民的辛酸劳动形成了对比。接近米勒的几位社会活动家看到了这幅画中可贵的真实，建议画家修改构图直至最后前景上只剩下三个拾穗粒的农妇形象。这一修改，竟使作品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效果。
这幅表现农民境况的《拾穗者》在沙龙展出后，引起了资产阶级舆论界的广泛注意。一些评论家写文章说：画家在这里是蕴有政治意图的，画上的农民有抗议声。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评论说：“这三个拾穗者如此自命不凡，简直就象三个司命运的女神。”《费加罗报》上的一篇文章甚至耸人听闻地说：“这三个突出在阴霾的天空前的拾穗者后面，有民众暴动的刀枪和1793年的断头台。”
发人深思的是，《拾穗者》何以能产生如此大的震动？米勒的一位艺术辩护人朱理·卡斯塔奈里曾这样来描述这幅画：“现代艺术家相信一个在光天化日下的乞丐的确比坐在宝座上的国王还要美；……当远处主人满载麦子的大车在重压下呻吟时，我看到三个弯腰的农妇正在收获过的田里捡拾落穗，这比见到一个圣者殉难还要痛苦地抓住我的心灵。这幅油画，使人产生可怕的忧虑。它不象库尔贝的某些画那样，成为激昂的政治演说或者社会论文，它是一件艺术品，非常之美而单纯，独立于议论之外。它的主题非常动人，精确；但画得那样坦率，使它高出于一般党派争论之上，从而无需撒谎，也无需使用夸张手法，就表现出了那真实而伟大的自然篇章，犹如荷马和维吉尔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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