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是日，帝在外殿，见郗虑引三百甲兵直入。帝问曰：“有何事？”虑曰：“奉魏公命收皇后玺。”帝知事泄，心胆皆碎。虑至后宫，伏后方起。虑便唤管玺绶人索取玉玺而出。伏后情知事发，便于殿后椒房内夹壁中藏躲。少顷，尚书令华歆引五百甲兵入到后殿，问宫人：“伏后何在？”宫人皆推不知。歆教甲兵打开朱户，寻觅不见；料在壁中，便喝甲士破壁搜寻。歆亲自动手揪后头髻拖出。后曰：“望免我一命！”歆叱曰：“汝自见魏公诉去！”后披发跣足，二甲士推拥而出。
且说华歆将伏后拥至外殿。帝望见后，乃下殿抱后而哭。歆曰：“魏公有命，可速行！”后哭谓帝曰：“不能复相活耶？”帝曰：“我命亦不知在何时也！”甲士拥后而去，帝捶胸大恸。见郗虑在侧，帝曰：“郗公！天下宁有是事乎！”哭倒在地。郗虑令左右扶帝入宫。华歆拿伏后见操，操骂曰：“吾以诚心待汝等，汝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杀汝，汝必杀我！”喝左右乱棒打死。随即入宫，将伏后所生二子，皆鸩杀之。当晚将伏完、穆顺等宗族二百余口，皆斩于市。朝野之人，无不惊骇。时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也。后人有诗叹曰：“曹瞒凶残世所无，伏完忠义欲何如。可怜帝后分离处，不及民间妇与夫！”
献帝自从坏了伏后，连日不食。操入曰：“陛下无忧，臣无异心。臣女已与陛下为贵人，大贤大孝，宜居正宫。”献帝安敢不从。于建安二十年正月朔，就庆贺正旦之节，册立曹操女曹贵人为正宫皇后。群下莫敢有言。
2.“且说曹操既杀了董承等人，怒气未消，遂带剑入宫，来弑董贵妃。——贵妃乃董承之妹，帝幸之，已怀孕五月。——当日帝在后宫，正与伏皇后私论董承之事至今尚无音耗。忽见曹操带剑入宫，面有怒容，帝大惊失色。操曰：‘董承谋反，陛下知否？’帝曰：‘董卓已诛矣。’操大声曰：‘不是董卓！是董承！’帝战栗曰：‘朕实不知。’操曰：‘忘了破指修诏耶？’帝不能答。操叱武士擒董妃至。帝告曰：‘董妃有五月身孕，望丞相见怜。’操曰：‘若非天败，吾已被害。岂得复留此女，为吾后患！’伏后告曰：‘贬于冷宫，待分娩了，杀之未迟。’操曰：‘欲留此逆种，为母报仇乎？’董妃泣告曰：‘乞全尸而死，勿令彰露。’操令取白练至面前。帝泣谓妃曰：‘卿于九泉之下，勿怨朕躬！’言讫，泪下如雨。伏后亦大哭。操怒曰：‘犹作儿女态耶！’叱武士牵出，勒死于宫门之外。”
《后汉书》
1.《后汉书皇后纪下》中记载几乎是一样的：今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诏，其上皇后玺绶，退避中宫，迁于它馆。鸣呼伤哉！自寿取之，未致于理，为幸多焉。”又以尚书令华歆为郗虑副，勒兵入宫收后。
闭户藏壁中，歆就牵后出。时帝在外殿，引虑于坐。后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顾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鸩杀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宗族死者百余人，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
2.《后汉书》董贵人身怀六甲被曹操下令绞死也是出自《后汉书》：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而求贵人杀之。帝以贵人有妊，累为请，不能得。后自是怀惧，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完不敢发，至十九年，事乃露泄。操追大怒，遂逼帝废后。
《后汉书》是一部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
《三国志·武帝纪》
1.十一月，汉皇后伏氏坐昔与父故屯骑校尉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辞甚丑恶，发闻，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译文：（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十一月份，汉朝皇后伏氏因过去给她的父亲前屯骑校尉伏完写信，信中说皇帝因为董承被杀而怨恨曹操，用词非常恶劣。之后信被发觉，皇后被废并处死，她的兄弟也全部被处刑。《三国志》没有记载曹操诛杀董贵人的事情。
2.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颙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3.评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摉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三国志》是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断代史书。《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并且较为真实地记录三国鼎立的局势。《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也被称为“前四史”。
节选文段描述的事件是：曹操杀死董贵人与伏寿皇后。历史背景：汉献帝为了从曹操手中夺回应有的权利，维护天子的尊严，向车骑将军董承发了一道“衣带诏”，命董承联络汉室宗亲及反曹志士，密谋铲除曹操。事情不久败露，曹操为了彻底消灭董承一族，更为了软禁汉献帝，于是命人将董妃勒死于许昌宫门外，诛灭董氏人等，并大大打击反曹势力。
建安十九年，汉献帝的伏皇后被诛杀，“下暴室，以幽崩”， 其罪名：“阴怀妒害，苞藏祸心”。之后，伏寿一家也被歼灭。究其原因，其一、伏皇后的家族势力，恰恰是汉末仅存的一股与曹操不合拍的力量，曹操必须将其剪除。其二、曹操认为，伏皇后并不是个甘于屈居人下，试图摆脱他的控制，而杀掉伏皇后之后，震慑并打击扶汉势力，威慑作用，杀鸡儆猴、敲山震虎，进一步巩固曹操的统治。
可见，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残忍与和奸滑性格在《三国演义》和《后汉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他们的笔中，曹操形象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他积极入世,力图扭转乾坤,但又滥杀无辜,野心勃勃,一心想篡汉夺权；他机警聪明,博学多才,但又奸诈狡猾,阴险狠毒；他用人唯贤,执法如山,但又嫉贤妒能，总体而言将曹操描述为奸雄，洋溢着尊刘贬曹的气息。
而《三国志》是尊曹魏为正统。这是其没有记载曹操杀董夫人之事的原因之一。《三国志》虽记载曹操杀伏寿皇后，但言语中队曹操的做法仿佛抱有一丝丝谅解，至少不如《三国演义》和《后汉书》一般将曹操描述的那么奸滑。
此外，在《三国志》中，陈寿肯定曹操结束割据局面的历史功绩。陈寿认为曹操是“非比常人，是超过世人的杰出人才”，机警聪明，具有济世之才，对时局具有精准的洞察力之处，卓越的指挥才能，以及勇于不断革新的政治魄力。其经国之才显露无疑。同时，陈寿在《三国志》中也主客观记述了曹操狠毒、睚眦必报的一面。在如此描写之下，一个奸猾老练的弄权者形象清晰地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曹操对手下兵士百姓都能有如此手段，对待能臣良将更是手段高超，自身的才能和人格魅力皆尽凸显，不愧为“超世之杰”。可见，曹操在《三国志》中是备受推崇的。
为什么两部作品中对曹操的评价有如此大差异？
笔者认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评价，其评判标准是自身所认同的价值观。同理，不同时代对特定历史人物的评价，其评判标准是所处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反之，通过研究不同时代对特定历史人物的评价，大致可以了解对应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各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可能会有所不同，这导致各个时代对某一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会有区别。
顺社会主流价值观而行，则得后世的歌颂。反之，则遭礼教的批判。史书的撰写，多少会受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所影响，不同的时候背景之下，所成史书的感情基调也会有所区别。
《三国志》的编写需要考虑魏国甚至是晋国当权者的利益。，且当时社会对儒家文化推崇远不及后世，故对曹操的道德批判较少。而《三国演义》与《后汉书》则是朝之后的演义作品，创作者们多受儒家思想的道德标准所熏陶，曹操的所作所为与他们所遵循的儒家思想所不符，于是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尊刘贬曹”的政治倾向性。
此外，我们不妨将曹操与关羽对比:在中国古代，儒家的价值观是大多数时期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关羽无疑是践行儒家精神内核的典范；更重要的是，关羽“匡扶汉室”的行为符合儒家所认可的“正统”、“忠义”、“仁义礼智信”的入世精神。可以说，关羽的品行与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相契合，所以他才能享古今之美誉。相反，曹操逆其而为，篡汉自立，奸诈狠毒，犯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大忌，因而受到世俗的鄙夷，故世人对他们的评价有所不同。
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5年）
来源：人民网
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大会回顾了二大以来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经过，肯定上年5月中央扩大会议对党的工作中右倾错误的批评，重新规定党同国民党合作和关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方面的一些方针。大会文件指出，国民党固然是中国民族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工具，但不是这个运动的全部。共产党要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反对右派、争取中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坚持同他们的妥协性作斗争。大会研究了工人运动与民族运动相结合的关系，强调在民族运动中力争工人运动的独立及进展，以取得领导地位，并使民族运动充分地革命化。为此，工人阶级就必须有强固的群众性的工会组织，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组织在共产党指导之下。对工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会区别情况规定了不同的办法，并指出要同工会运动中资产阶级的影响、同国民党右派的分裂阴谋作斗争。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开展群众运动的计划，并决定在全国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以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四大的缺点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缺乏正确的分析，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形成独立的阶级，这就把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弄得模糊不清，其结果或者是把所有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敌人，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的原则区别；或者是无视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营垒中的活动，放弃无产阶级同它争夺领导权的任务。大会对于如何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也缺乏正确的方针，只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完全忽视了对政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大会修改了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陈独秀被推举为总书记。
1月2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动员全体团员贯彻党的四大决议，积极发展青年学生运动，并决定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选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张太雷被选为总书记(1926年任弼时为代理书记)。
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3月，东征军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
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日本纱厂4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
3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发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4月16日，大会闭幕。大会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对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和组织大纲等作出了决议。
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共两党组织各界民众进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全国规模的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
4月，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岛日本纱厂1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
5月1日至9日，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同时举行。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它代表166个工会，共拥有有组织的工人54万。大会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工农联盟、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及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等决议案。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选举林伟民、刘少奇、苏兆征、邓中夏等25人为执行委员。同日，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泽生为副委员长，并组织干事局，林伟民兼总干事。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广东的工农运动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5月初，在广东已有20余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各地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总会，这时也进一步活跃起来。这些有组织的群众已经比较普遍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从而为行将来临的大革命风暴作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大班(厂长)率领打手枪杀中国工人、中国共产党党员顾正红，打伤多人，工人罢工反抗。上海学生援助工人，租界巡捕进行逮捕。租界当局还损害中国工商业者的利益，宣布要在上海增加码头捐、实行交易所注册等。这就进一步激起了工人、学生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愤怒。
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示威。同时，中共中央还决定，为了加强工会的组织力量，由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华等主持，成立上海总工会。随后刘少奇到达上海，也参加了上海总工会的领导。
5月30日，上海学生及其他群众代表举行反帝游行、讲演，租界巡捕开枪镇压，酿成“五卅”惨案，死10余人，伤多人。当晚中共中央再一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的统一战线，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向帝国主义反击。
6月1日，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华任副委员长。同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及告全体工友书，宣布为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举行总同盟罢工。接着，上海学生宣布举行罢课，商人宣布举行总罢市。帝国主义对起来反抗的上海人民群众继续进行疯狂的屠杀。但是压力愈大，反抗力愈强。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革命风暴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北京、广州、青岛、武汉、天津、唐山、南京、九江、长沙、重庆、郑州等许多城市约有1700多万群众，不顾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残酷镇压，先后起来响应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其中有从6月19日起举行的省港大罢工，参加这次大罢工的有广州沙面租界和香港的工人20万，7月6日在广州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组成了有数千人的工人纠察队。罢工委员会行使了部分政权职能。委员会由香港罢工工人代表7人，沙面罢工工人代表4人，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1人组成，苏兆征任委员长。这次罢工使繁荣的香港变成“死港”，严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数十万罢工工人成为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有力支柱。省港大罢工在广东人民和革命政府的支持下坚持了将近两年。同时，广东、湖南、河南等省的部分农民群众，也积极参加了五卅运动。
7月8日，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将黄埔军校校军扩大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其他所属各军也统一改称为国民革命军。湘军为第二军，谭延（门+岂）任军长；滇军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粤军为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第五军和第六军的军长分别为李福林和程潜。在各军中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多由共产党员担任，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廖乾五、林伯渠分别担任第一、二、三、四、六军的党代表或副党代表。
7月23日，戴季陶出版《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成为资产阶级右翼和国民党新老右派反共的思想武器。8月间，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人先后发表文章，批判反动的戴季陶主义，明确指出：离开阶级斗争，便无法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实现民族主义；便无法使工农奋起，使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得到民权；便无法使资产阶级承认节制资本，地主阶级承认平均地权，实现民生主义。
8月20日，国民党右派在广州暗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
9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自五卅运动以来的斗争经验，确定了党在革命高潮中领导工农群众运动的方针，讨论了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国共两党关系、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党的军事工作、农民土地等问题。会议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中国资产阶级有严重的妥协倾向，无产阶级已明显地站在领导地位；最近的革命运动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而且是“力争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会议总结了五卅运动中工人群众受军阀武力摧残的教训，提出要“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最忠实的分子”，“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委员会”。这表明中共中央已开始注意军事问题。会议重申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并提出制定农民问题的“政纲”，“其最终的目标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会议明确指出：“如果农民得不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这是中共中央决议中第一次提出农民土地问题。这次扩大会议还讨论了国民党左右派的进一步分化和戴季陶主义出现的问题，明确指出戴季陶等人已“变成了新右派”。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决定继续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竭力赞助他的左派”，“努力反对右派”。但是会议又决定“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干部”。这个决定导致在以后的实践中放弃争取对国民党的领导权的后果。会议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等文件，发表了《告农民书》。
10月1日，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东征军由蒋介石任总指挥，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这次东征，在省港罢工工人和东江农民的支持下，很快收复了潮汕两地，11月初收复了东江，广东革命根据地基本上统一。这时，蒋介石已表露出要在军队中排斥共产党人的企图，他无理要求周恩来交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名单。周恩来自汕头回广州，同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认为应予蒋介石以回击，不再同蒋合作，另组国共合作的部队。但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反对这一计划。只是由于周恩来等的努力，以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才得以在广东肇庆以铁甲车队为基础建立起来。这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正规部队。
11月，国民党中央决定于次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选举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很大的优势。周恩来、陈延年主张利用这个有利条件，通过这次大会开除戴季陶、孙科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党籍，惩处当时正在北京西山召开反共会议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共产党员应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压倒优势。这个计划遭到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陈独秀、张国焘等主张向国民党右派让步。他们同已被逐出广东的戴季陶、孙科等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谈判，请右派分子回广东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12月1日，毛泽东首次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这以前，瞿秋白、陈独秀、邓中夏等人也陆续发表了论述中国革命和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文章。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以及这一时期发表的其他文章中，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辨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从而集中了当时党内的正确主张，初步提出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团结占全国人口多数的一切半无产阶级(主要是贫农)、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农)、争取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
12月5日，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在广州出版。这是在国共两党合作的情况下，由国民党宣传部主办的一个刊物，其目的是要“打破北方及长江的反革命宣传”。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别嫌长
1925年5月1日，国共两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并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工人阶级全国统一的工会领导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
1926年4月20日，全国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中共中央在致大会的信中指出，农民运动必须与全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相结合。同时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到农民大众的参加也不会成功。信中特别强调，农民运动必须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必须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各国采取军事威胁、外资孤立和经济封锁等手段，对革命政权施加压力。孙中山被迫妥协退让，表示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可以保举他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加紧逼迫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正式下诏退位。孙中山提出辞职，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建立起北洋军阀的统治，1914年，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规定总统拥有皇帝一样的权力，还修改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可以无限期连任，至此，袁世凯已将民主制度破坏殆尽，中华民国名存实亡。1915年底，袁世凯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遭到举国反对，爆发护国运动，众叛亲离的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不久死去。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总统，段琪瑞担任国务总理，北洋军阀皖系和直系分裂逐渐表面化，加上其它各派军阀如东北的奉系，南方的滇系，桂系等，整个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
国民党：
1912年8月，同盟会联合几个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实际由代理宋教仁主持。
国民党希望通过国会选举，重组内阁，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实行内阁责任制）不久，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赢得参众两院大多数议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
为了阻止国民党组织责任内阁，1913年袁世凯指使部下收买凶手，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准备北上参加竞选的宋教仁，史称“宋教仁案”。
孙中山并无军事实力，从“二次革命”到“护国运动”到“护法运动”，都是依靠一派军阀去打别一派军阀。直到1924年国共合作创办“黄埔军校”，才组建“国民革命军”。
民国政府十年，从那时开始政府内部严重腐败，军阀割据，私营企业在在没有遏制下得到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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