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宗教改革后果和影响:
罗马教廷联合封建势力,特别是依靠西班牙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发动反宗教改革运动,利用异端裁判所加紧镇压新教徒和其他异端,加强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使天主教在法国、比利时、南欧和东欧大部分地区的地位重新得到巩固。在天主教会内部,结束了教义之争,教皇权势有所提高,在欧洲事务中继续占有一定地位。由于各修会竞相向外扩展,使天主教势力达到美洲、亚洲、非洲等地区。
反宗教改革:16世纪中叶,天主教会为对抗宗教改革而进行的改革运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应付宗教改革后出现的新局面,故又有对立的宗教改革之称。
不少历史学家认为,用天主教改革一词更能反映其实质。15世纪,以D.伊拉斯谟为代表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鼓吹改革,但他们站在维护天主教传统的立场,反对分裂,反对暴力。中世纪的虔修生活由于神秘主义的流行而有所发展,使修会得以复兴,并在天主教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15世纪下半叶西班牙王国统一后,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天主教国家之一。它一方面肃清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残余势力,设立异端裁判所,压制不同信仰的人;一方面进行改革,消除教会弊端,提高神职人员的知识和道德素养。1519年,西班牙国王查理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五世)以天主教会的保护人自居,极力抵制宗教改革运动。意大利天主教会也出现改革的动向,但不是以激烈的方式,如1497年在热那亚出现的圣爱会,即以改革为宗旨。1517年,罗马也成立了圣爱会,其成员中有后为教皇保罗四世的加拉法。教皇保罗三世面临严峻的形势,遂任命主张改革的加拉法等人为枢机主教,责成他们提出改革的方案。这一方案当时虽未能实行,但为特兰托公会议所采纳。1542年,保罗三世改组异端裁判所,意大利出现的宗教改革萌芽旋被消灭。在宗教改革期间,异端裁判所成为天主教会对抗和镇压新教及其他异端教派的重要工具之一。
欧洲宗教改革的影响
(2008-03-30 10: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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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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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丁·路德的宗教思想从德国传出,它就像一道闪电划破了自中世纪起沉寂了几百年的欧洲思想宗教界的黑幕,伴随而来的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暴风骤雨,席卷整个欧洲。各国反教廷主义者、改革教会的倡导者、世俗的统治者、下层群众都从他的思想中看到了变革的希望。这把由路德燃起的烈火经过加尔文添加材料之后,在尼德兰成为反抗西班牙恶劣统治的粘合剂。在法国成为南方对抗北方、贵族对抗国王统治的工具,法国分裂的重要原因。在英格兰当时被王权所利用,以后则成为王权反叛者的工具。而那些支持天主教会的国家也有自己的理由。意大利从罗马的教廷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西班牙从罗马那里得到了新教所可能给予的一切,不必要冒社会剧烈变动的风险。事实证明十七世纪的宗教战争实际上就是打着信仰体系变 革的旗帜在进行利益的角逐。
可以说16世纪到17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提供了整个欧洲继续前进的基础,促进了欧洲的文化革命。在近代欧洲,通过宗教改革,新教伦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既为近代资本主义论证了合法性,又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规范和约束,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宗教改革促进了“个人精神”的兴起,又为近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的成长提供了价值观,为个人权利的改善提供了理论论证。而这两条是现代欧洲发展的思想基础。同时也促进了欧洲的科技革命。虽然在宗教改革后的最初一百年中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宗教问题所吸引,科学发展受到阻碍。但宗教改革思潮,特别是其中的创造神学所导致的基督教(新教)的宇宙观,是现代科学兴起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促使大部分现代科学拓荒者从事观察的、归纳的和经验的科学工作的假设是:上帝创造了一个有因果律的宇宙,所以人可以从果找出因。宇宙对上帝是开放的,上帝是创造者和定律的赐予者,人可以从创造之物中发现上帝已经放在其中的定律。另外宗教改革成为民族文化的旗帜,进而成为民族独立的手段和国家对抗的烟幕,促进了欧洲的政治革命。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同样都代表文明较低的民族对意大利的精神统治的反抗。就宗教改革运动来说,这反抗也是政治性的和神学上的反抗:教皇的威信被否定,不再能获得宗教贡赋。在荷兰加尔文教成为人们跨越地区走在一起的理由。在德意志路德翻译的《圣经》起到统一德文的作用。民族国家开始形成。
欧洲宗教改革的影响并仅仅在欧洲,更为重要的影响是对于美国。1620年,一条本用来捕鱼的小船悄然离开了英国港口,驶向了大洋彼岸的新大陆。事实上,当他们离开港口时,许多老水手都怀疑他们是否能顺利到达彼岸,因为这条船是条小船,此时又不是航海的好季节。但他们必须马上扬帆启程的原因是他们中间除了受宗教迫害的清教徒之外,还有着种种原因必须马上离开不列颠的人们,包括破产者、流浪者等因各种原因在旧世界的游戏规则中找不到自己定位或无法实现自己梦想的人。这些受宗教迫害的人为美国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希望,蛮荒的美洲大地开始迎来近代文明的曙光。他们这些的精神和意志即《“五月花号”公约》为在新大陆上建立自治和法治打下了基础。美州殖民始于一种思想,这思想就是一个社会里的公民可以自由结合并同意通过制定对大家都有益的法律来管理自己。“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誉,我们漂洋过海,在维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地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的被认为是对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构成美国现代社会精神的三大支柱:1新教徒的保守主义 2南方农民的安土重迁思想 3大学的实用主义和自由精神。这些精神意志的源泉便是欧洲移民。而那些移民,或者说流亡者,最初的目的却是源于宗教避难。所以说欧洲宗教改革不仅从文化、科技、政治上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另一个世界。
1.打击了罗马教会的教权势力
2.促进了西欧的思想解放
3.促进了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
4.促进了欧洲的科学技术发展
5.推动了人文主义的发展
你要证明宗教神圣的,你可能会收集很多信息
你要证明它是人造的,你可能也会收集很多信息
宗教不可能被完全铲除,也不可能完全被开放
后果和影响也是相等的。
一、马丁·路德
路德对教会的弊端进行了有力改革。他主张精简教会机构,认为教士只是与俗人分工不同而地位平等,人性与神性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人人都可以凭借信仰同上帝相通而不需要教会的中介,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源泉。为了把自己的这些主张付诸实践,路德把圣经从希腊文翻译成德文,使识字的德国人都能在圣经中得到虔诚的信仰;另一方面,他选择了音乐为神学的有力支持。
路德声称:“再没有什么能比音乐能同神学更好的结合起来。”为了培养教徒的虔诚信仰,他创造了众赞歌(chorale)这种音乐体裁。这些赞歌的旋律多选自当时德国民间广为流传的歌曲,极为朴素平和,采用A-A-B曲式。歌词是教会圣咏的拉丁文歌词的德语译文,在宗教仪式上由广大信徒一起咏唱。1524年,路德及其好友约翰·瓦尔特把他们创作的众赞歌汇编出版,名为《新德意志宗教歌曲集》,其中最有名的一首《上帝是我们坚固的堡垒》后来被恩格斯誉为“德国16世纪的马赛曲”。众赞歌后来成为德国宗教艺术大师们一切灵感的源泉。据研究,伟大的J·S·巴赫的创作,有3/5以上是以众赞歌为基础的。这种体裁根据新教精神的基本意向,即内心忏悔和自我反省的意向,按个人自己的观点、感受方式、生活体验,从个人的疑惑、畏惧和希望等情绪出发用音乐来解释教义,与没有个性的天主教艺术相比,新教艺术更富于人性。另外,路德也没有完全消灭天主教宗教音乐的优秀遗产,他把天主教仪式上的弥撒音乐简化后保留在新教音乐曲目之中。
路德认为音乐对人的灵魂具有不可估量的净化作用,一个不懂音乐的人不可能为人师表,音乐教育应该成为道德教育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路德宗新教地区的中学里普遍开设音乐课程,平民的孩子也能接受到比较正规的音乐教育。这就大大推动了北欧的音乐发展(路德宗新教主要流传于中、北欧)。另一方面,宗教仪式上最常用的伴奏乐器——管风琴在路德宗新教地区得到了重视,从16世纪到18世纪产生了斯威林克、布克斯特胡德、赖因肯、帕赫贝尔和巴赫等管风琴大师。从此,德国头上的欧洲音乐的二流国家帽子被摘掉了。勿庸置疑,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对这一大发展功不可没。
二、罗马教廷的反宗教改革
路德的宗教改革使罗马教廷失去了西欧的半壁江山。现在该是它好好反省一下的时候了。1545年,罗马教廷在意大利北部的特兰托召开了宗教会议,一直断断续续的开到1563年。会议的议题最初是与新教诸侯达成妥协,但因分歧太大而破裂,最终议题转到罗马教廷自身的改革上来。会议明确了某些教义,重新设立久已废止的宗教裁判所镇压新教“异端”,对出版物进行审查以扼杀改革思想。
在宗教音乐方面, 罗马教廷从公元5世纪开始使用格雷高利圣咏(chant)。这是一种单声部的合唱音乐,有八种教会调示,由教士组成的唱诗班演唱,歌词为拉丁语经文。九世纪以后,圣咏的旋律上方五度开始加上平行的旋律,形成了最初的复调音乐。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复调织体日益复杂,旋律也融合了不少世俗音乐成分。特兰托宗教会议上有些红衣主教提议,为纯洁教会,应当把宗教仪式上所有的世俗倾向的音乐和复调音乐全部清洗出去,只保留最正宗的圣咏。这时出现了一个人物,单枪匹马的拯救了欧洲的复调音乐。
这个人就是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1524-1594)。当时教皇委托他创作一首复调弥撒,看看复调音乐是否也能把歌词清楚的表达出来,并且不搀杂任何世俗的杂念。帕莱斯特里纳创作了一首《教皇马尔塞鲁斯弥撒》呈献上去。结果这首弥撒创作得近乎完美,在宁静中超脱出一切世俗的纷扰,歌词也能清楚的表达出来。最终红衣主教们和教皇一致同意在天主教宗教仪式上保留复调音乐。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帕莱斯特里纳,我们今天不会听到巴赫的《b小调弥撒》、贝多芬的《庄严弥撒》、莫扎特和威尔弟的《安?弥撒》等音乐珍品。
天主教反宗教改革重要举措之一是扩大海外传教,利用当时天主教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海上霸权,在新教没有传入新大陆、海外殖民地和远东等地之前先使其接受天主教信仰。在教皇批准下成立的耶稣会中的修士们承担了海外传教的主要任务。16世纪末,一批传教士来到遥远的东方。在明末清初之№,利马窦、南怀仁、徐日升等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带来了欧洲的数学、地理学、天文学等知识,也带来了欧洲的音乐。资料显示,古钢琴、小提琴等乐器在这一时期传入我国。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对西方音乐狻感兴趣,乾隆还曾在宫中排演过一部意大利歌剧。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持续了一个半世纪,直到天主教在中国民间被禁止之后,在封建统治阶级上层还保持著一定的影响。就这样,天主教阵营的反宗教改革在客观上间接的促进了东西方音乐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