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春秋战国时代儒家的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地位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 孔子时期，也是初创阶段。此阶段儒家的受众比较少，才有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从鲁国出发，大致走了卫国、曹国、宋国、齐国、郑国、晋国、陈国、蔡国、楚国），不过有点讽刺的是，除了仅仅是到了国境线的楚国和晋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寿命后来都不长，而且孔子自己也是一路艰辛，尤其是受困于陈、蔡。孔子主要在鲁国从政，但是始终是被敬而不用。此阶段的特点可以说是儒家不受人待见，时代特点是各国开始“无义战”地争霸，大家对孔子王道做法从骨子里都不采纳。

2. 孟子、荀子时期，也是儒家逐步发展的时期。此阶段儒家开始比较正式地登上历史舞台。孟子也曾周游列国，不过他的待遇明显好过孔子，比如在齐国当了几年客卿，与魏惠王、惠施有一定交流，尽管因为战国时代杀伐争霸的氛围更胜于春秋、没人有兴趣慢慢实践所谓王道，从总体上看其学说仍然没有被接受。比较有成就的是孟子曾在小国滕国成功向国君推荐儒学，虽然滕国还是很快被宋国灭了。荀子则一生主要专注于学说的建立，例如天人学说、天道自然学说、人性本恶学说，此外就是培养了以李斯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生。天人学说最后在后世被董仲舒推荐给汉武帝，而李斯模式的外儒内法则在公孙弘等人身上被继承。可以说汉代的儒学兴起，很大程度是荀子打下的基础。

儒家在春秋战国时的地位其实很尴尬的。孔孟两位“丧家犬”在各国之间辗转，所到之处，虽然有国君能够认同他们的观点，但总是没有人去实践之。就像孟子见齐宣王时，齐宣王明明已经认同孟子的观点了，甚至把“寡人好色”这样的事情都对孟子推心置腹地说了，但依旧不愿将孟子的观念全面地用于治国之中。

其实这也可以理解。用今天的话说，儒者就是社会的异见者，而异见者总是不受欢迎的。儒家的理念虽然类似于贵族政治，但却是一种让贵族受到极大道德约束的贵族政治。一旦真正地（注意，是真正地）采用儒家的理念，其实统治者是受到很大的制约的。儒者“从道不从君”，所以不认为自己对于国君有绝对效忠的义务，倘若国君无道，完全可以“去之”，甚至只要“顺于天而应乎民心”就可以再来一次汤武革命，因为“闻诛一夫桀纣,未闻弑君”。这种独立的儒者人格固然在后世是受到了各种因素的打压，但至少在春秋时代，是很让统治者头疼的。可以想见，谁会真的去用一套会反噬自己的理论呢？相比之下，法家通过“法术势”构建的近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具有很高的可操作性，随随便便就可以调几十万人修长城、建阿房宫，而且能够最大化地确保行政安全，“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以瓦解家族，丈夫告发妻子可以得到妻子的财产，让整个国家“利出一孔”，这样既“高效”又“安全”，自然就受到欢迎了。

个人认为，儒家虽然是以复古的样子出现在春秋时代，但有点类似于文艺复兴，它其实确实是对当时的社会指出了一条未来发展方向的。只是儒者的理想主义最终败给了更加现实、对人性恶的一面挖掘更深的法家。因此，倘若认为儒家的复古是倒退，是怀念旧制度，那就相当于把文艺复兴对于人文精神的关怀和其对后来启蒙思想的培育视而不见，仅盯着“复兴”二字就认为文艺复兴是历史倒退一样。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墨是两大显学，从学者甚众，在受众群体的范围和学说的影响上是其他学说所无法匹敌的。但是各国统治者所采用的多是法家、兵家的思想，毕竟处在战争如此频繁的时代，光有所谓仁义道德或者兼爱非攻，实在是难以立足。在弱肉强食的年代，儒家所提出的社会改良方案，所遵循的上追三代礼制的原则，没有稳定的大环境的支持，确实是无法得到实现的。

当时儒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和其他学派是一样的。没有特别的地位，甚至很少有诸侯国采用儒家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