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长城的传说故事

戚继光设宴排座次

嘉靖年间、戚继光在蓟门边防线上服戍。那时候，“他刚甘出头，官职也小，人微言轻，没有引起人的注意。过了十来年，隆庆元年（止67年）～北方告急、京都面临俺答部族的入侵。明朝统治者急忙把作为抗倭名将的戚继光从南方调来，镇守长城。这“京畿防区”，本是“将帅不得其入”之地。首领门各主山头，因循苟且，克扣兵晌，官官相护，贪污筑城款项。戚继光初来，主管蓟州、昌平、保定三镇防守训练；他名声虽大，一时难以打开局面。、幸好蓟镇总督谭纶在东南沿海抗倭战争宁，与戚继沁有过合作，这又再次共事，他鼎力“支持戚继光的事业。他们商定从浙江义乌召来三千抗倭军士。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兵，成为戚继光～手下的骨干；既是作示范的标兵，又是教边城守军车成、骑战、步战的教官。同时，他们还协助戚继光将矮小厂陋，，‘高不足以拒，踱羊，露众乘墙，不蔽风日”的城垣重新修筑。至今长城上的明代，‘题名碑”中，还留有浙江籍官员的名字：谭纶和戚继光团结一致，修筑长城，督促将吏各筑一段，分片包干。并亲自往崇山峻岭巡视。检查工程。他们看到所筑城垣，质量良萎不齐，相差悬殊。在第一期工程告竣时，他们在总督衙门大摆酒宴，以优劣分座次。最优者坐于大厅两厢。其次者坐于廊底下面，三等者坐于衙门大门·之内，劣者坐在门外。经过这一番褒贬分明座次排列，再次动工时，将吏都不敢再偷工减；料敷衍塞责了，工料费用也大大节约。往年边墙费耗资矩万，效果甚微。这次全部工程完毕，政府每年花费10万绪（铜钱），可顶得上往年120万络使用。

青龙倒吸水

从天险沟口停车场沿京张公路而上，不远的公路北侧山脚，有个四方形铁盖，像是盖住下水道口子。其实，那下面曾是一汪清泉。铁盖旁的山坡，是一片赭红色的石崖，中有一道青灰色的石脊，随着山势婉蜒而下，伸向铁盖旁。石脊宽约20多厘米，节肢皱裂，斑驳苍劲，连同清泉，合称“青龙倒吸水”。我国古代常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代表地理方位东西南北。“青龙倒吸水”的位置，恰好在八达岭关城东面，与关城西南陡峭雄险如虎蹲坐眈眈注视关内外的山峰相呼应，构成“龙蟠虎踞”的绝险关隘，故“青龙”的奇景格外著名。古时关沟建有横跨山涧的石桥，就取名“青龙桥”，京张铁路在附近设车站，也取名青龙桥车站。这里的青龙，以“倒吸水”称奇。因其脊上终年是湿漉漉的、好像是“龙”头伸进泉池吸上来的。经地质考察得知：“青龙奇石”是地下岩浆沿着裂隙上浸，凝固后形成的岩脉、质地致密坚硬，不易风化。岩脉两旁储红色花岗岩，坚密度较差，岁月沧桑，风雨浸蚀，层层剥落风化，使“青龙”显著臌凸而出。同时，由于花岗岩裂隙易于渗水，当两边的水浸到这条青色岩脉处，青色岩脉不渗水，形成细流沿岩脉两侧淌下，贮入岩根泉池之中，宛如“吸水”。而今，岭上植被不丰，水源短缺，“青龙”依在，只是无水可“吸”了。

元惠宗泪洒关沟路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朱无璋在应大府（南京）登上帝位。建国号为明，是时，他封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受领攻取元大都（今北京）的重任。徐达领兵北伐，一路征战，所向披靡，7月27日占领通州、大部城指日可待。无惠宗妥环欢尔得此消息，心惊胆战。他先在清宁殿与后妃、太子商议，想避兵北去；然后在端明殿召见群臣，发表主张。大臣们听后意见纷纷，吵闹得端明殿内一片混乱。宦官伯颜不花放声大哭说：“世祖忽必烈开创的天下，陛下应当死守，怎么能弃呢？”妥欢贴睦尔在殿内徘徊一阵，叹了口气说：“时至今日，岂可再当宋朝的徽钦二帝！”他觉得与其被俘，不如逃走，就在这天的黑夜里、妥欢贴睦尔率同后妃、太子和一些大臣，开健德门逃出大都北去。天刚放亮。皇室车马一行已走在关沟道上。他是很熟悉这条路，只是今日走来，百感交集，不禁连声长叹。元朝定都北京（大部）后，把原旧都和林（今内蒙古自治区正兰旗境内）称为上都。每年四月至九月，皇帝往上都避暑。秋后再回大部，“岁以为常”。“上都避暑频来往，飞鸟犹能识衰龙。”关沟是帝王往返必经之路，于是得到重点开拓，大兴土木，展宽道路，险要路段刻佛像于崖壁，建寺庙于道旁，乞求神灵保佑。最大的一座是大宝相永明寺，建有花园，帝王下榻的行宫和壮丽的、过街塔。过街塔遗址，便是今天还能见到的“云台”。那时，关沟道上十分热闹，有僧人写诗道：“砾中十里号五里，道上千车联万车，“妥罐贴睦尔这回在关口路上逃生，一路凄凄惶惶，触景生情不禁热泪盈眶。想起日日夜夜“宫中舞女斗腰肢”的生活已成过去，来日未卜，更是痛苦万分。日正中天，正好走到永明寺过街塔前，这是妥罐贴睦尔登上帝位十周年时赦建的佛塔，本以为如此功德，禅灵能保住江山永固、可是过了甘多年内忧外患不宁的岁月，眼看就国破基摇了。寺院僧人照例赶紧设置祭坛，燃烛焚香。，妥欢贴睦尔，无心久留，伫立一会几，就满面愁云的赶忙上路了。日暮时分，车骑登临八达岭山口。在北大红门下，他回身远望那暮霭沉沉的南方，似乎望见了朦胧中的大都，泣不成声，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从此，妥欢贴睦尔与关沟御路永别了。妥欢贴睦尔北逃，是元朝灭亡的标志。朱无璋称赞他“知顺天命，退避而去”，在他死后赐给他一个“顺帝”的称号。
长城由一个异域建筑变成一个有待解读"发明"的文化符号，西方文化在长城与某种"中国特性"之间，一点一点地建立起似是而非的类比关系，比如长城与广阔的帝国、封闭保守、停滞与空间化的、高度组织与奴役的文明等等，长城由历史变成神话。西方的长城神话传统或话语为卡夫卡的小说提供了基本素材、叙事角度、象征及其意义，以及象征意义的历史深度。西方七个世纪间形成的中国形象传统，浮现在《万里长城建造时》的文本语境中，赋予卡夫卡这篇看上去荒诞不经的小说某种深刻的"汉学"意义。
一

"万里长城止于中国的最北端……， 1917年3、4月间，卡夫卡守在布拉格狭窄的犹太旧城区他那间小屋里，写作一部天书般的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 这部小说令人费解的不仅是它的题材，还有意义。小说讲述了一个奇幻神秘的故事：从一个无法想象的久远时代起，在苍穹覆盖不了的帝国土地上，中国人开始修建万里长城。修建长城的目的据说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修建长城的方法是：分段修筑。奇妙的不是这个奇迹般的工程，而是完成这项工程的组织。那种由无数个人汇集起来的排山倒海的力量，修筑巴别塔、金字塔、万里长城的力量，究竟是怎样被调动的？领导者究竟怎样把个人身上那种散乱的"可能性都汇集到一个目的上"，创造出奇迹？关键在于分段而筑。万里长城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任何个人都渺小得看不到它的完成。为了避免经年累月地在荒郊野外砌石头会让人"对自己、对长城、对整个世界都失去信心"，领导者让每一队劳工在砌完500米后就调往另外一个地方。当然，问题也就出在这种"分段而筑"的办法上，它与修建长城的目的正相矛盾。"使用这种方法当然就留下了许多缺口……据说有一些缺口从来就没有堵上……"一道奇迹般的大墙，从西南到东南，跨越帝国的北方边境，但充满缺口的，从不连贯，这样又如何起到防御作用？充满缺口的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门。
小说戏拟某种学术(历史或汉学的)论文形式，不断解析修建长城的方式(分段修建)与目的(防御北方民族)之间的矛盾。"长城之建造意在防御北方民族。但它造得并不连贯，又如何起防御作用呢?""长城非但不能起防御作用，这一建筑物本身就存在着经常性的危险"，或许这向伟大的工程本身就有某种不可思议的荒诞性。小说继续解构有关长城的"各种传说"。不仅长城修筑的方式与目的相矛盾，就连所谓的防御北方民族的说法也值得怀疑。思考开始的地方，荒诞出现。卡夫卡的魅力在于，所有看上去寻常合理的东西，一旦出现在他梦境般的作品里，都暴露出其可怕的荒诞，而所有的荒诞，又是那么平常，自然而然。《万里长城建造时》初读上去让人感到不知所云。首先，它讲述的并不是那个现实中国的长城，而是某种有关长城的传说。所谓"围绕着长城的许许多多传说之一"。叙事者试图解析这些传说，但很快发现经不起深思。其次，它的意义似乎也不在长城，而在有关长城的某种隐喻。他希望在修筑长城的工程中，发现帝国组织的秘密。叙事者说他的比较民族史研究揭示，"中国人有某些民间的和国家的机构特别明确，而有些又特别含混"。而长城的建筑实质上与中国的国家机构密切相关。
《万里长城建造时》文本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解构长城的建筑方式与目的，发现长城的意义并不在于长城本身。长城只是一种隐喻。第二部分解构帝国的组织机构，发现这个在空间上广阔无边、时间上静止不动的长城帝国，在权力结构上竟像是激流中的漩涡，它迅速有效地流动，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核心不过是一个空洞。文本的意义就体现在第一部分解构长城与第二部分解构帝国二者之间构成的隐喻关系上。
在卡夫卡的想象中，长城只是一种传说，修筑长城的真正意义不是防御边患，而是组织建设。小说中出现四类角色：一，像孩子一样性情飘忽不定、天真或幼稚、质朴或愚昧的百姓；二，像家长一样深谋远虑、仁慈却专横、可敬又可怕的领导者；三，享有神明般的权威却拥有俗人一样的生命、强大又脆弱、实有又虚无的皇帝；四，论证高妙的"迷雾一般"的理论的学者与教授"崇山"一样的信条的教师。这四类角色是修筑长城的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同时也是帝国的构成者。我们看叙事者如何将这四类角色组织到故事中。
领导者是真正的发布命令与组织者，他们规划全局并组织施工。他们发明了"分段而建"，因为他们知道，"人的天性像尘埃"，如何将那么多像孩子一样容易充满希望又容易失望的百姓组织起来，在历史漫长的时间里持续有效地完成宏大的帝国事业，这才是问题的关键。领导者就是这样调动老百姓的。他们知道老百姓容易失望与烦躁，又容易希望与激动。修筑长城或许没有什么实用意义，但它的确可以将像尘埃散沙一样的百姓有效地组织成一个强大的整体。至于老百姓，他们过着"质朴"的生活，不用多想也不能多想，领导者都替他们想好了。他们只需要尽力揣摩、贯彻领导者的意图。而领导者的意图对于老百姓来说，只要按其指令行事，不可深究为什么："当时许多人，甚至最优秀的人都有这个秘密的原则：竭尽全力去理解领导者的指令；但一旦到达某种限度，就要适可而止……这是一条十分明智的原则。"分段而筑长城，是领导者根据百姓的天性与帝国的利益而制定的计划。它的意义不在于防御边患，而在组织帝国，其真正的意义是"如何集中民众的力量参加强大的新的工程"。或许仅有指令还不够，还需要学者发明一套宏大的理论(信仰或意识形态)，说明这项工程的伟大意义。于是，很早以前就有学者论证修筑长城是为了修筑巴别塔 ，断言"在人类历史上只有长城才会第一次给一座新巴贝尔塔创造一个稳固的基础。因此，先筑长城，而后才建塔"。长城与巴别塔显然没有什么关系，但学者这样振振有辞地论述，领导者与教师又不遗余力地宣传("这本书当时人手一册")，老百姓也就信以为真了。 "他们一大早就出发，半个村子的乡亲陪送他很长一段路程，都认为这是必须的。一路上人们三五成挥动着旗帜，他们第一次看到了他们国家是多么辽阔，多么富庶，多么美丽，多么可爱。每个国民都是同胞手足，就是为了他们，大家在建筑一道防御的长城，而同胞们也倾其所有，终身报答。团结!团结!肩并着肩，结成民众的连环，热血不再囿于单个的体内，少得可怜地循环，而要欢畅地奔腾，通过无限广大的中国澎湃回环。"
分段修筑长城，不过是中华帝国内部机制的隐喻。小说后半部分从长城主题转向讨论帝国本身。据说，修筑长城的旨令是由古代某位皇帝发布的，但似乎又没有那么个皇帝，也没有哪个皇帝曾经发布过修筑长城的指令。小说第二部分以诡语的方式讨论帝国的中心皇帝。皇帝是帝国无限权力的神秘中心，可这个中心很可能是个空洞。皇帝既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又是一个脆弱可怜的人。"我们的国家是如此之大，任何童话也想象不出她的广大，苍穹几乎遮盖不了她--而京城不过是一个点，皇宫则仅是点中之点。作为这样国度的皇帝却自然又是很大，大得凌驾于世界一切之上的。可是，那活着的皇帝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人，他跟我们一样躺在一张卧榻上……"长城是一个传说，皇帝也是一个传说。他是帝国组织的根据，百姓想象中的一个虚位。或许帝国本身就是荒诞的，像长城那样荒诞。小说叙述越往后就越显得逻辑混乱，相互矛盾、语焉不详的句子越来越多，帝国有一个皇帝，"大得凌驾于世界一切之上"，"我们"都生活在"他"的旨令中。可是，我们谁也无法接近"他"或认识"他"。他在遥远的都城与九重宫殿的中心，在谁也说不清楚的遥远的朝代中。京城与皇帝，就像"一条千百年来在太阳底下静静地游动的云彩"，不可理喻，这种空间与时间中的难以逾越的距离，加强了帝国本身的神秘感。可以隐喻的东西不可以理喻。小说的语气在前后两部分差别很大。第一部分以分析为主，经常还表现出雄辩，第二部分则以模棱两可的、呓语般的叙述为主，模棱两可、语焉不详处多多。
真正的荒诞恰恰是无法思考的。或许只能通过修筑长城这一象征来把握或接近帝国的意义，当你真正要解释帝国本身机构时，就无能为力或不着边际了。"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半文明的教育把那多少世代以来深深打进人们头脑的信条奉为崇山，高高地围绕着它们起伏波动，这些信条虽然没有失去其永恒的真理，但在这种烟雾弥漫中，它们也是永远模糊不清的"。《万里长城建造时》没有写完，嘎然而止处，就像一部机器高速运转的时候，关键部位的螺丝钉突然崩飞了。
梦幻总在无端处开始，又在无端处结束。长城、皇帝、奔波在帝国大道上的领导者、在荒野筑城或在庭院纳凉的百姓，整个帝国像亘古天幕下苍老的浮云，神秘而遥远。卡夫卡在小说中一再通过不同意象强调长城帝国在空间上的广阔与时间中静止的永恒性。从叙事者"我"的家乡南方到帝国的京城"千里迢迢"，那是一种无法想象的遥远，不仅老百姓永远也无法到达甚至想象京城，连皇帝的谕旨也无法传达到那些"可怜的臣民，在皇天的阳光下逃避到最远的阴影下的卑微之辈"，那是一条"几千年也走不完"的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叙事中空间的概念多是确定的，如京城、南方，甚至西藏，相对的时间概念却模糊不清。首先是叙事时间，叙事者说长城动工时他20岁，但叙事中似乎又暗示了满清的灭亡。他一再强调一种"今夕是何夕"的感觉。老百姓传说的皇帝，可能在千年之前已经被谋杀了，京城也早已变成了堆积如山的垃圾堆。"最古老的历史上的许多战役现在才刚刚揭晓"，战争和革命多少年来都无法改变帝国，"村口的小圆柱上蟠曲着的那条圣龙，还在"对着京城方向喷火以示效忠"帝国在百姓的心中，就像"一朵千百年来在太阳底下静静地游动的云彩"。一个古老的帝国活在当代，本来就是非时间性的，就像万里长城，在广阔的帝国空间中延伸，但在数千年的时光中，却像石头一样凝固不动。

二

"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卡夫卡叙述中华帝国修筑长城的故事，并不是因为他真正关注或了解中国的长城。小说不过是一种形式，在卡夫卡病魔纠缠的想象中，千年帝国在无限辽阔的土地上修筑万里长城，事件本身就是个普遍的、神秘的、明显具有荒诞意味的象征。"我们中国人有某些民间的和国家的机构特别明确，而有些又特别含混。……而长城的建筑实质上也是跟这些问题相关的。"
或许细读分析可以使我们朦胧之中感受或猜测到小说的某种意义。专制帝国是一个庞然怪物，只有在它运作起来的时候，才能展现它荒诞惊人的神秘。人们可以从修建金字塔了解古埃及帝国，从修建泰姬陵了解莫卧儿帝国，从修建万里长城了解中华帝国，在西方人看来，所有的东方帝国都在历史上完成过这种震慑天下耳目的浩大工程，而只有在这些令人眩目的不可思议的奇迹中，你才能理解那个像一部巨大的机器一样的复杂的家长式专制政体以及作为部件的无谓的个人的意义。卡夫卡真正表现的是权威中心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人的存在状况，专制制度下个人与集体、领导与民众的关系，以及权力效率规模与组织一体化的问题。修筑长城不过是一个象征。
天书般的小说获得某种解释的可能性，关键在于重建构成其文本的意义结构与话语语境。修建长城只是在卡夫卡想象与思考帝国机构与个人心理中的家长式专制倾向时，才作为象征出现的。问题是在卡夫卡的视野中，长城是如何获得这种象征意义的？卡夫卡用小说的形式思考东方帝国，却将选择的素材或"本事"落实到中国，中华帝国究意在什么样的知识与想象背景上，获得了卡夫卡小说中的典型形象？卡夫卡并没有直接的中国经验，他的创作与想象都是文本中的，那些构筑卡夫卡小说意义的文本谱系是什么？最终能够解释《万里长城建造时》的意义的，不是中国的长城或制度与历史，而是西方关于中国与长城的观念与想象传统。
文本及其象征是在话语中获得意义的。按照福柯的观点，话语是有关特定主题或对象的、意味着特定规训与策略的一整套内在统一、相互关联的表述，它为个别文本提供思考与言说的假设、规则与期待。赛义德从福柯的话语理论出发研究东方学或东方主义，指出东方学（Orientalism）是后启蒙（Post-Enlightenment）时期西方表述作为"文化他者"的"东方"的一种话语方式，其中不仅包含着西方对东方各种离奇的想象，还意味着一套严肃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与权力运作规则。它由"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分配"，形成一种知识谱系或观念群，规定着个别作家文本的观念基点、意义结构，为其提供特定词汇、意象、修辞技巧甚至母题种类。赛义德认为福柯忽略了单个文本或作家的意义，主张使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揭示"单个文本或作家与其所属的复杂文本集合体之间的动态关系"。他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归纳为"策略性定位"与"策略性建构，""……策略性定位，一种根据其所写的与东方有关的作品来描述作者在文本中的位置的方法，以及策略性建构，一种分析文本与文本群、文本类型在自身内部以及在更大的文化语境中聚集、凝结和获取现实指涉力的方式二者之间关系的方法。我使用"策略"这一概念仅仅是为了确认每位写作东方题材的作家都面临的问题：如何把握这一题材，如何接近这一题材，如何才能不为其高深、其范围、其令人可畏的广度所挫败或击倒。任何就东方进行写作的人都必须以东方为坐标替自己定位；具体到作品而言，这一定位包括他所采用的叙述角度，他所构造的结构类型，他作品中流动的意象、母题的种类--所有这一切综合形成一种精细而复杂的方式，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发掘东方的内蕴，最后，表述东方或代表东方说话。然而，这一切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每位就东方进行写作的作家都会假定某个先驱者、某种前人关于东方的知识（甚至就荷马进行写作的作家也同样如此）的存在，这些东西成为他参照的来源、立足的基础。此外，每一关于东方的作品都会使自己与其他作品、与读者、与公共机构、与东方自身紧密关联在一起。于是，作品、读者和东方的某些特殊方面之间的复杂关系整体就形成了一种可供分析的结构……"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尽管不包括中国，但西方现代文化中无疑也存在着一套表述中国形象的话语，说它是汉学主义或中国主义都可以。它由各类有关中国的相互指涉的文本构成，为卡夫卡的小说提供了基本素材、叙事角度、象征及其意义，以及象征意义的历史深度。文本是没有边界的，它不过是话语网络中的一个结。这样，卡夫卡的小说与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就构成一种诠释的循环。西方的中国形象为解读小说提供了意义符码，而小说又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特定方面的索引。 "万里长城止于中国的最北端，工程从东南和西南两头发端，伸展到这里相联结……。小说的开头令人想起《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的话（第五卷第十三章）："著名的长城终止于中国西部边疆的北端" 。这位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3个多世纪前从意大利到中国，最后死在北京，卡夫卡一生却从未去过比巴黎更远的地方。 他想象中国的方式纯粹是在文本中旅行。他的写作，实际上是在他的阅读视野中西方各类有关中国的文本中"编织"意象与故事的过程。对他来说，想象中国的一个最明显的象征，可能就是长城，就像想象埃及总与金字塔联系起来一样。
在西方，有关中国的叙述很早就与长城联系起来。《马可波罗游记》(1298？)没有提到长城，成为人们怀疑其可靠性的一个重要根据。如果马可波罗的确到过中国，他不可能漏掉这么明显的标志。提出这个问题的有17世纪的意大利作家，20世纪的英国研究者。 后来的旅行者很少再出过这类差错。葡萄牙人平托的《东方见闻录》(1569-1580)谈到中国国王将犯人送去修长城 ，西班牙人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志》(1585)专门介绍了"长500里格的长城"："在这个国家有一道长500里格的工事即城墙，始自座落在高山上的肃州城，从西向东延伸。筑墙的国王叫秦始皇，侍卫防备鞑靼人而修筑的……" 1655年，约翰 尼霍夫随同荷兰使团到北京，在他出版的游记《荷使出访中国记》(1665)中提到："中国农夫告诉我们说，人们可以从容地在一天内可以骑马赶到长城再回来。" 平托、门多萨与约翰 尼霍夫都只是直接或间接听人传说长城，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的《中国新图》(1665)则证明他亲眼见到传说中的万里长城 。越来越多的 传教士、使节到中国，越来越多的有关长城的消息或赞美传到西方。南怀仁神甫说"世界七大奇迹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中国的长城，欧洲所有出版物中关于长城的描述，都不足以形容我所见到的长城的壮观。"(1685)
从文艺复兴时代的传说与发现到启蒙运动时代的见证与赞叹，长城作为一个奇迹，在西方视野中逐渐成为中国的象征。杜赫德神甫编撰的《中华帝国通史》(1735)被称为启蒙运动时代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其中也描述到"公元前215年，在秦始皇的命令下，兴建长城这个巨大的工程，保护帝国不受鞑靼人的入侵……" 杜赫德并没有对长城表示过多的热情，但到了启蒙哲学家那里，长城便成为一个令人仰慕的奇迹。狄德罗编撰的《百科全书》(1765)将长城与金字塔相提并誉。伏尔泰《风俗论》(1756)称长城不论"就其用途与规模来说"，都是"超过埃及金字塔的伟大建筑" 。从启蒙时代开始，长城在西方不仅享有盛誉，而且逐渐成为代表中国文明的标志。 不管这个标志意味着什么。鲍斯维尔《约翰逊传》记载约翰逊博士曾表示过对参观中国长城的热情，并认为那是一项真正的荣誉。 另一位著名的英国人笛福在《鲁滨孙历险记》(《鲁滨孙飘流记》的续集)中表达了不同的观点，长城尽管"是一项十分伟大的工程"，但"大而无当"，因为它连乌合之众的鞑靼兵都挡不住。 长城成为中国文明的象征，而且逐渐被赋予不同甚至相反的含义。它可能象征着中国文明的伟大或强大，也可能象征着中国文明的保守或虚弱。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亲眼目睹了长城的壮观。副使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1797)中一边赞叹"这样巨大的工程真令人惊心动魄"，一边也冷静地分析长城的真正意义，如果说这堵大墙在历史上确实曾经阻挡过外族的入侵，那么现在，它的意义只是限制中国人外迁。墙可以阻挡外族也可以关闭国人。 随团的巴瑞托上尉以职业军人的眼光详细观察了长城的构造，40多年后英国军队从海上攻入中国，长城彻底成为历史遗迹。鸦片战争后西方人出入中国，许多人去长城观光。他们一边赞叹长城之雄伟，一边也反思创造这一奇迹的中国文明。在西方视野中，长城逐渐从历史现实中的建筑物变成了带有明显异国情调或东方情调的文化象征。这一神话化的过程，发生在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前后。
长城成为中国文明的象征，其神话意义逐渐取代了历史意义。按照罗朗 巴尔特的观点， 神话是一种意指方式，是一种被历史选定的语言。一种形式突然具有某种丰富的、实际的、看上去自然而然、无可争论的意义，完全有赖于历史在形式与意义之间建立的某种深度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往往是随意的、变幻的。所谓随意，是因为在形式与历史之间部分类似的意指过程，并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为什么长城就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呢？中国文明的特征又是什么？变幻指不同时代观念背景下，形式没有变化，但意义却变了。门多萨与伏尔泰将长城当作中国强大的象征，笛福和后来的史莱格尔则将长城当作中国文明软弱的象征。长城是一个建筑物，它在现实中只是中国古代的防御工事。但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历史上，它首先由一个异域建筑变成一个有待解读"发明"的文化符号，人们在长城与某种"中国特性"之间，一点一点地建立起似是而非的类比关系，比如长城与广阔的帝国、封闭保守、停滞与空间化的、高度组织与奴役的文明等等，长城被神话化。

三

在西方文化中，中国的现实变成了被解读的文本，或者具有特定含义的符号系统，其中最有表现力的莫过于某种核心象征，因为象征性的表述同时具有修辞意义的鲜明性与丰富性，在大众想象中作为"套话"，影响尤其广泛。比如，金字塔已不仅是古代建筑，而是埃及文明的象征，长城逐渐也具有了特定的文本意义，成为一个在历史时间?/cn>

　　中国西周末代君主。姬姓，名宫湦（湦一作涅、湼）。在位时，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政局不稳，地震、旱灾屡次发生。周幽王变本加厉地加重剥削，任用贪财好利善于逢迎的虢石父主持朝政，引起国人怨愤。又听信宠妃褒姒的谗言，废掉王后申后及太子宜臼（申后之子），立褒姒为后，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申后与宜臼逃回申国。公元前772年，申侯联合缯国和犬戎举兵入攻西周，各地诸侯拒不救援，幽王惨败，带着褒姒、伯服等人和王室珍宝逃至骊山，后被杀。犬戎攻破镐京，西周遂亡。
　　只为了褒姒一笑，周幽王点燃了烽火台，戏弄了诸侯。公元前781年周宣王去世，他儿子即位，就是周幽王。周幽王昏庸无道，到处寻找美女。大夫越叔带劝他多理朝政。周幽王恼羞成怒，革去了越叔带的官职，把他撵出去了。这引起了大臣褒响的不满。褒响来劝周幽王，但被周幽王一怒之下关进监狱。 褒响在监狱里被关了三年。其子将美女褒姒献给周幽王，周幽王才释放褒响。周幽王一见褒姒，喜欢得不得了。褒姒却老皱着眉头，连笑都没有笑过一回。周幽王想尽法子引她发笑，她却怎么也笑不出来。虢石父对周幽王说：“从前为了防备西戎侵犯我们的京城，在翻山一带建造了二十多座烽火台。万一敌人打进来，就一连串地放起烽火来，让邻近的诸侯瞧见，好出兵来救。这时候天下太平，烽火台早没用了。不如把烽火点着，叫诸侯们上个大当。娘娘见了这些兵马一会儿跑过来，一会儿跑过去，就会笑的。您说我这个办法好不好？”
　　周幽王眯着眼睛，拍手称好。烽火一点起来，半夜里满天全是火光。邻近的诸侯看见了烽火，赶紧带着兵马跑到京城。听说大王在细山，又急忙赶到细山。没想到一个敌人也没看见，也不像打仗的样子，只听见奏乐和唱歌的声音。大家我看你，你看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周幽王叫人去对他们说：“辛苦了，各位，没有敌人，你们回去吧！”诸侯们这才知道上了大王的当，十分愤怒，各自带兵回去了。 褒姒瞧见这么多兵马忙来忙去，于是笑了。周幽王很高兴，赏赐了虢石父。 隔了没多久，西戎真的打到京城来了。周幽王赶紧把烽火点了起来。这些诸侯上回上了当，这回又当是在开玩笑，全都不理他。烽火点着，却没有一个救兵来，京城里的兵马本来就不多，只有一个郑伯友出去抵挡了一阵。可是他的人马太少，最后给敌人围住，被乱箭射死了。周幽王和虢石父都被西戎杀了，褒姒被掳走。
　　诸侯及大臣共同拥立被废的太子直臼为天子，即周平王。平王将都城迁至洛阳。历史上将迁都前称为“西周”，其后称为“东周”。东周始于公元前770年。东周名存实亡，诸侯分争，先后有春秋、战国两个阶段。
　　周共存在八百年，后被秦所灭。
　　东周列国志
　　第二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话说宣王自东郊游猎，遇了杜伯左儒阴魂索命，得疾回宫，合眼便见杜伯左儒，自知不起，不肯服药。三日之后，病势愈甚。其时周公久已告老，仲山甫已卒。乃召老臣尹吉甫召虎托孤。二臣直至榻前，稽首问安。宣王命内侍扶起。靠于绣褥之上，谓二臣曰：“朕赖诸卿之力，在位四十六年，南征北伐，四海安宁。不料一病不起！太子宫涅，年虽已长，性颇暗昧，卿等竭力辅佐，勿替世业！”二世稽首受命。方出宫门，遇大史伯阳父。召虎私谓伯阳父曰：“前童谣之语，吾曾说过恐有弓矢之变。今王亲见厉鬼操朱弓赤矢射之，以致病笃。其兆已应，王必不起。”伯阳父曰：“吾夜观乾象，妖星隐伏于紫微之垣，国家更有他变，王身未足以当之。”尹吉甫曰：“‘天定胜人，人定亦胜天。’诸君但言天道而废人事，置三公六卿于何地乎？”言罢各散。不隔一时，各官复集宫门候问，闻御体沈重，不敢回家了。是夜王崩。姜后懿旨，召顾命老臣尹吉甫召虎，率领百官，扶太子官涅行举哀礼，即位于枢前。是为幽王。诏以明年为元年，立申伯之女为王后，于宜日为太子，进后父申伯为申侯。史臣有诗赞宣王中兴之美云：
　　于赫宣王，令德茂世。威震穷荒，变消鼎雉。外仲内姜，克襄隆治。干父之蛊，中兴立帜。
　　却说姜后因悲愉太过，未几亦尧。幽王为人，暴戾寡恩，动静无常。方谅阴之时，押昵群小，饮酒食肉，全无哀戚之心。自姜后去世，益无忌惮，耽于声色，不理朝政。申侯屡谏不听，退归申国去了。也是西周气数将尽，尹吉甫召虎一班老臣，相继而亡。幽王另用虢公祭公与尹吉甫之子尹球，并列三公。三人皆谗诌面谀之人，贪位慕禄之辈，惟王所欲，逢迎不暇。其时只有司徒郑伯友，是个正人，幽王不加信用。一日幽王视朝，歧山守臣申奏：“泾、河、洛三川，同日地震。”幽王笑曰：“山崩地震，此乃常事，何必告朕。”遂退朝还宫。太史伯阳父执大夫赵叔带手叹曰：“三川发原于歧山，胡可震也！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三川皆震，川源将塞，川既塞竭，其山必崩。夫歧山乃大王发迹之地，此山一崩，西周能无恙乎？”赵叔带曰：“若国家有变，当在何时？”伯阳父屈指曰：“不出十年之内。”叔带曰：“何以知之？”怕阳父曰：“善盈而后福，恶盈而后祸。十者，数之盈也。”叔带曰：“天子不恤国政，任用佞臣，我职居言路，必尽臣节以谏之。”伯阳父曰：“但恐言而无益。”二人私语多时，早有人报知貌公石父。石父恐叔带进谏，说破他好佞；直人深宫，都将伯阳父与赵叔带私相议论之语，述与幽王，说他谤毁朝廷，妖言惑众。幽王曰：“愚人妄说国政，如野田泄气，何足听哉！”
　　却说赵叔带怀著一股忠义之心，屡欲进谏，未得其便。过了数日，歧山守臣又有表章申奏说：“三川俱竭，歧山复崩，压坏民居无数。”幽王全不畏惧；方命左右访求美色，以充后宫，赵叔带乃上表谏曰：“山崩川竭，其象为脂血俱枯，高危下坠，乃国家不样之兆。况歧山王业所基，一旦崩颓，事非小故。及今勤政恤民，求贤辅政，尚可望消弭天变。奈何不访贤才而访美女乎？”虢石父奏曰：“国朝走都丰镐，千秋万岁！那歧山如已弃之展，有何夫系？叔带久有慢君之心，借端谤讪，望吾王详察。”幽王曰：“石父之言是也。”遂将叔带兔官，逐归田野。叔带叹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吾不忍坐见西周有‘麦秀’之歌”于是携家竟往晋国。——是为晋国大夫赵氏之祖，赵衰赵盾即其后裔也。后来赵氏与韩氏三分晋国，列为诸侯。此是后话。后人有诗叹曰：
　　忠臣避乱先归北，世运凌夷渐欲东。
　　自古老臣当爱惜，仁贤一去国虚空。
　　却说大夫褒晌，自褒城来，闻赵叔带被逐，急忙入朝进谏：“吾王不畏天变，黜逐贤臣，恐国家空虚，社稷不保。”幽玉大怒，命囚晌于狱中。自此谏净路绝，贤豪解体。
　　话分两头。却说卖桑木弓箕草袋的男子，怀抱妖女，逃奔褒地，欲行抚养，因乏乳食，恰好有个蚁大的妻子，生女不育，就送些布匹之类，转乞此女过门。抚养成人，取名褒拟。论年纪虽刚一十四岁，身材长成，倒象十六七岁及锌的模样。更兼目秀眉清，唇红齿白，发挽乌云，指排削玉，有如花如月之容，倾国倾城之貌。一来姒大住居乡僻，二来褒姒年纪幼小，所以虽有绝色，无人聘定。
　　却说褒响之子洪德，偶因收敛，来到乡问。凑巧褒似门外汲水，虽然村妆野束，不掩国色天姿。洪德大惊：“如此穷乡，乃有此等丽色！”因私汁：“父亲囚于镐京狱中，三年尚未释放。若得此女贡献天子，可以赎父罪矣。”遂于邻舍访问姓名的实，归家告母曰：“吾父以直谏忤主，非犯不赦之辟。今天子荒淫无道，购四方美色，以充后之宫。有拟大之女，非常绝色。若多将金帛买来献上，求宽父狱，此散宜生救文王出狱之计也。”其母曰：“此汁如果可行，何惜财帛。汝当速往。”洪德遂亲至拟家，与似大讲就布帛三百匹，买得褒拟回家。香汤沐浴，食以膏粱之味，饰以文绣之衣，教以礼数，携至镐京。先用金银打通貌公关节，求其转奏，言：“臣晌自知罪当万死。晌子洪德，痛父死者不可复生，特访求美人，名曰褒姒，进上以赎父罪。万望吾王赦宥！”幽王闻奏，即宣褒拟上殿，拜舞已毕。幽王抬头观看；姿容态度，目所未睹，流盼之际，光艳照人。龙颜大喜。——四方虽贡献有人，不及褒姒万分之一。——遂不通申后得知，留褒拟于别宫，降旨赦褒晌出狱，复其官爵。是夜幽王与褒姒同寝，鱼水之乐，所不必言。自此坐则叠股，立则井肩，饮则交杯，食则同器。一连十日不朝。群臣伺候朝门者，皆不得望见颜色，莫不叹息而去。此乃幽王四年之事。有诗为证：
　　折得名花字国香，布荆一旦荐匡床。
　　风流天子浑闲事，不过龙禾已伏殃。
　　幽王自从得了褒拟，迷恋其色，居之琼台，约有三月，更不进申后之宫，早有人报知申后，如此如此。申后不胜其愤，忽一日引著宫娥，径到琼台。正遇幽工与褒姒联膝而坐，并不起身迎接。申后忍气不过，便骂：“何方贱婢，到此浊乱宫阑！”幽王恐申后动手，将身蔽于褒拟之前，代答曰：“此朕新取美人，未定位次，所以未曾朝见。不必发怒。”申后骂了一场，恨恨而去。褒姒问曰：适来者何人？”幽工曰：“此王后也。汝明白可往谒之。”褒拟嘿然无言。至明日，仍不往朝正宫。
　　再说申后在官中忧闷不已。太子宜臼跪而问曰：“吾母贵为六宫之主，有何不乐？”申后曰：“汝父宠幸褒拟，全不顾嫡妾之分。将来此婢得志，我母子无置足之处矣！”遂将褒姒不来朝见，及不起身迎接之事，备细诉与太子，不觉泪下。太子曰：“此事不难。明日乃朔日，父王必然视朝。吾母可著宫人往琼台采摘花朵，引那贱婢出台观看，待孩儿将他毒打一顿，以出吾母之气。便父王嗔怪，罪责在我，与母无干也。”申后曰：“吾儿不可造次，还须从容再商。”太子怀忿出宫，又过了一晚。次早，幽王果然出朝，群臣贺朔。太子故意遣数十宫人，往琼台之下，不问情由，将花乱摘。台中走出一群宫人拦住道：“此花乃万岁栽种与褒娘娘不时赏玩，休得毁坏，得罪不小！”这边官人道：“吾等奉东宫令旨，要采花供奉正宫娘娘，谁敢拦阻！”彼此两下争嚷起来。惊动褒妃，亲自出外观看，怒从心起，正要发作：不期太子突然而至，褒妃全不堤防。那太子仇人相见，分外眼睁，赶上一步，掀住乌云宝髻，大骂：“贱婢！你是何等之人？无名无位，也要妄称娘娘，眼底无人！今日也教你认得我！”捻著拳便打。才打得儿拳，众宫娥惧幽王见罪，一齐跪下叩首，高叫：“千岁，求饶！万事须看王爷面上！”太子亦恐伤命，即时住手。褒妃含羞忍痛，回入台中，——已知是太子替母亲出气，——双行流泪。宫娥劝解曰：“娘娘不须悲泣，自有王爷做主。”说声未毕，幽王退朝，直入琼台。看见褒拟两鬓蓬松，眼流珠泪，问道：“爱卿何故今日还不梳妆？”褒姒扯住幽王袍袖，放声大哭，诉称：“太子引著寓人在台下摘花，贱妾又未曾得罪，太子一见贱妾，便加打骂，若非宫娥苦劝，性命难存。望乞我王做主！”说罢，呜呜咽咽，痛哭不已。那幽王心下倒也明白，谓褒似曰：“汝不朝其母，以致如此。此乃王后所遣，非出太子之意，休得错怪了人，褒姒曰：“太子为母报怨，其意不杀妾不止。妾一身死不足借，但自蒙爱幸，身怀六甲，已两月矣。妾之一命，即二命也。求王放妾出宫，保全母子二命。”幽主曰：“爱卿请将息，朕自有处分。”即日传旨道：“太子宜日，好勇无礼，不能将顺，权发去申国，听申侯教训。东宫太傅少傅等官，辅导无状，并行削职！”太子欲人宫诉明。幽王吩咐宫门，不许通报。只得驾车自往申国去讫。申后久不见太子进宫，著宫人询问，方知已贬去申国。孤掌难鸣，终日怨夫思子，含泪过日。
　　却说褒姒怀孕十月满足，生下一千。幽王爱如珍宝，名曰伯服。遂有废嫡立庶之意。奈事无其因，难于启齿。虢石父揣知王意，遂与尹球商议，暗通褒姒说：“太子既逐去外家，合当伯服为嗣。内有娘娘枕边之言，外有我二人协力相扶，何愁事不成就？”褒姒大喜，答言：“全仗二卿用心维持。若得怕服嗣位，天下当与二卿共之。”褒姒自此密遣心腹左右，日夜伺申后之短。宫门内外，俱置耳目，风吹草动，无不悉知。
　　再说申后独居无侣，终日流泪。有一年长官人，知其心事，跪而奏曰：“娘娘既思想殿下，何不修书一封，密寄申国，使殿下上表谢罪？若得感动万岁，召还东官，母子相聚，岂不美哉！”申后曰：“此言固好，但恨无人传寄。”宫人曰：“妾母温姐，颇知医术，娘娘诈称有病，召媪入宫看脉，令带出此信，使妾兄送去，万元一失。”申后依允，遂修起书信一通，内中大略言：“天子无道，宠信妖婢，使我母子分离。今妖婢生子，其宠愈固。汝可上表佯认己罪：‘今已悔悟自新，愿父王宽赦！，若天赐还朝，母子重逢，别作计较。”修书已毕，假称有病卧床，召温媪看脉。早有人报知褒妃。褒妃曰：“此必有传递消息之事。候温媪出宫，搜检其身，便知端的。”却说温姐来到正宫，宫人先已说知如此如此。申后佯为诊脉，遂于枕边，取出书信，嘱咐：“星夜送至申国，不可迟误！”当下赐彩增二端。温姐将那书信怀揣，手捧彩增，洋洋出宫。被守门宫监盘住，问：“此缯从何而得？”媪曰：“老妾诊视后脉，此乃王后所赐也。内监曰：“别有夹带否？”曰：“没有。”方欲放去。又有一人曰：“不搜检，何以知其有无乎？”遂牵媪手转来。姐东遮西闪，似有慌张之色。宫监心疑，越要搜检。一齐上前，扯裂衣襟，那书角便露将出来。早被宫监搜出申后这封书，即时连人押至琼台，来见褒妃。褒妃拆书观看，心中大怒。命将温温锁禁空房，不许走漏消息。却将彩绪二匹，手自剪扯，裂为寸寸。幽王进宫，见破缯满案，问其来历。褒拟含泪面对曰：“妾不幸身入深宫，谬蒙宠爱，以致正宫妒忌。又不幸生子，取忌益深。今正宫寄书太子，书尾云：‘别作计较。，必有谋妾母子性命之事，愿王为妾做主！”说罢，将书呈与幽王观看。幽王认得申后笔迹，问其通书之人。褒妃曰：“现有温媪在此。”幽王即命牵出，不由分说，拔剑挥为两段。髯翁有诗曰：
　　未寄深宫信一封，先将冤血溅霜锋。
　　他年若问安储事，温媪应居第一功。
　　是夜，褒妃又在幽王前撒娇撒痴说：“贱妾母子性命，悬于太子之手。”幽王曰：“有朕做主，太子何能为也？”褒姒曰：“吾王千秋万岁之后，少不得太子为君。今王后日夜在宫怨望咒诅，万一他母子当权，妾与伯服，死无葬身之地矣！”言罢，鸣呜咽咽，又啼哭起来。幽王曰：“吾欲废王后太子，立汝为正宫，伯服力东宫。只恐群臣不从，如之奈何？”褒妃曰：“臣听君，顺也。君听臣，逆也。吾王将此意晓谕大臣，只看公议如何？”幽王曰：“卿言是也。”是夜，褒妃先遣心腹传言与貌尹二人，来朝预办登答。次日，早朝礼毕，幽王宣公卿上殿，开言问曰“王后嫉妒怨望，咒诅朕躬，难为天下之母，可以拘来问罪？”虢石父奏曰：“王后六宫之主，虽然有罪，不可拘问。如果德不称位，但当传旨废之；另择贤德，母仪天下，实力万世之福。”尹球奏曰：“臣闻褒妃德性贞静，堪主中宫。”幽王曰：“太子在申，若废申后，如太子何？”貌石父奏曰：“臣闻母以子贵，子以母贵。今太子避罪居申，温清之礼久废。况既废其母，焉用其子？臣等愿扶伯服为东宫。社稷有幸！”幽王大喜，传旨将申后退入冷官、废太子宜臼为庶人，立褒妃为后，怕服为太子。如有进谏者，即系宜臼之党，治以重辟。——此乃幽王九年之事。两班文武，心怀不平，知幽王主意已决，徒取杀身之祸，无益于事，尽皆缄口。太史伯阳父叹曰：“三纲已绝，周亡可立而待矣！”即日告老去位。群臣弃职归田者甚众。朝中惟尹球、貌石父、祭公易一班佞臣在侧。幽王朝夕与褒妃在宫作乐。
　　褒妃虽篡位正宫，有专席之宠，从未开颜一笑。幽王欲取其欢，召乐工呜钟击鼓，品竹弹丝，宫人歌舞进临，褒妃全无悦色。幽王问曰：“爱卿恶闻音乐，所好何事？”褒妃曰：“妾无好也。曾记昔日手裂彩增，其声爽然可听。”幽王曰：“既喜闻裂增之声，何不早言？”即命司库日进彩增百匹，使宫娥有力者裂之，以悦褒妃。可怪褒妃虽好裂增，依旧不见笑脸。幽王问曰：“卿何故不笑？”褒妃答曰：“妾生平示笑。”幽王曰：“朕必欲卿一开笑口。”遂出令：“不拘宫内宫外，有能致褒后一笑者，赏赐千金。”貌石父献计曰：“先王昔年因西戎强盛，恐彼入寇，乃于俪山之下，置烟墩二十余所，又置大鼓数十架，但有贼寇，放起狼烟，直冲霄汉，附近诸侯，发兵相救，又呜起大鼓，催趱前来。今数年以来，天下太平，烽火皆熄。吾主若要王后启齿，必须同后游玩俪山，夜举烽烟，诸侯援兵必至，至而无寇，王后必笑无疑矣。”幽王曰：“此计甚善！”乃同褒后并驾往骊山游玩，至晚设宴俪宫，传令举烽。时郑伯友正在朝中，以司徒为前导，闻命大惊，急趋至驱宫奏曰：“烟墩者，先王所设以备缓急，所以取信于诸侯。今无故举烽，是戏诸侯也。异日倘有不虞，即使举烽，诸侯必不信矣。将何物征兵以救急哉？”幽玉怒曰：“今天下太平，何事征兵！朕今与王后出游俪官，无可消遣，聊与诸侯为戏。他日有事，与卿无与！”遂不听郑伯之谏。大举烽火，复擂起大鼓。鼓声如雷，火炮烛天。线内诸侯，疑镐京有变，一个个即时领兵点将，连夜赶至俪山，但闻楼阁管箭之音。幽王与褒妃饮酒作乐，使人谢诸侯曰：“幸无外寇，不劳跋涉。”诸侯面面相觑，卷旗而口。褒妃在楼上，凭栏望见诸侯忙去忙回，并无一事，不觉抚掌大笑。幽王曰：“爱卿一笑，百媚俱生，此貌石父之力也！”遂以千金赏之。至今俗语相传“千金买笑”，盖本于此。髯翁有诗，单咏“烽火戏诸侯”之事。诗曰：
　　良夜颐宫奏管簧，无端烽火烛穹苍。
　　可怜列国奔驰苦，止博褒妃笑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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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城止于中国的最北端……， 1917年3、4月间，卡夫卡守在布拉格狭窄的犹太旧城区他那间小屋里，写作一部天书般的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 这部小说令人费解的不仅是它的题材，还有意义。小说讲述了一个奇幻神秘的故事：从一个无法想象的久远时代起，在苍穹覆盖不了的帝国土地上，中国人开始修建万里长城。修建长城的目的据说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修建长城的方法是：分段修筑。奇妙的不是这个奇迹般的工程，而是完成这项工程的组织。那种由无数个人汇集起来的排山倒海的力量，修筑巴别塔、金字塔、万里长城的力量，究竟是怎样被调动的？领导者究竟怎样把个人身上那种散乱的"可能性都汇集到一个目的上"，创造出奇迹？关键在于分段而筑。万里长城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任何个人都渺小得看不到它的完成。为了避免经年累月地在荒郊野外砌石头会让人"对自己、对长城、对整个世界都失去信心"，领导者让每一队劳工在砌完500米后就调往另外一个地方。当然，问题也就出在这种"分段而筑"的办法上，它与修建长城的目的正相矛盾。"使用这种方法当然就留下了许多缺口……据说有一些缺口从来就没有堵上……"一道奇迹般的大墙，从西南到东南，跨越帝国的北方边境，但充满缺口的，从不连贯，这样又如何起到防御作用？充满缺口的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门。
小说戏拟某种学术(历史或汉学的)论文形式，不断解析修建长城的方式(分段修建)与目的(防御北方民族)之间的矛盾。"长城之建造意在防御北方民族。但它造得并不连贯，又如何起防御作用呢?""长城非但不能起防御作用，这一建筑物本身就存在着经常性的危险"，或许这向伟大的工程本身就有某种不可思议的荒诞性。小说继续解构有关长城的"各种传说"。不仅长城修筑的方式与目的相矛盾，就连所谓的防御北方民族的说法也值得怀疑。思考开始的地方，荒诞出现。卡夫卡的魅力在于，所有看上去寻常合理的东西，一旦出现在他梦境般的作品里，都暴露出其可怕的荒诞，而所有的荒诞，又是那么平常，自然而然。《万里长城建造时》初读上去让人感到不知所云。首先，它讲述的并不是那个现实中国的长城，而是某种有关长城的传说。所谓"围绕着长城的许许多多传说之一"。叙事者试图解析这些传说，但很快发现经不起深思。其次，它的意义似乎也不在长城，而在有关长城的某种隐喻。他希望在修筑长城的工程中，发现帝国组织的秘密。叙事者说他的比较民族史研究揭示，"中国人有某些民间的和国家的机构特别明确，而有些又特别含混"。而长城的建筑实质上与中国的国家机构密切相关。
《万里长城建造时》文本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解构长城的建筑方式与目的，发现长城的意义并不在于长城本身。长城只是一种隐喻。第二部分解构帝国的组织机构，发现这个在空间上广阔无边、时间上静止不动的长城帝国，在权力结构上竟像是激流中的漩涡，它迅速有效地流动，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核心不过是一个空洞。文本的意义就体现在第一部分解构长城与第二部分解构帝国二者之间构成的隐喻关系上。
在卡夫卡的想象中，长城只是一种传说，修筑长城的真正意义不是防御边患，而是组织建设。小说中出现四类角色：一，像孩子一样性情飘忽不定、天真或幼稚、质朴或愚昧的百姓；二，像家长一样深谋远虑、仁慈却专横、可敬又可怕的领导者；三，享有神明般的权威却拥有俗人一样的生命、强大又脆弱、实有又虚无的皇帝；四，论证高妙的"迷雾一般"的理论的学者与教授"崇山"一样的信条的教师。这四类角色是修筑长城的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同时也是帝国的构成者。我们看叙事者如何将这四类角色组织到故事中。
领导者是真正的发布命令与组织者，他们规划全局并组织施工。他们发明了"分段而建"，因为他们知道，"人的天性像尘埃"，如何将那么多像孩子一样容易充满希望又容易失望的百姓组织起来，在历史漫长的时间里持续有效地完成宏大的帝国事业，这才是问题的关键。领导者就是这样调动老百姓的。他们知道老百姓容易失望与烦躁，又容易希望与激动。修筑长城或许没有什么实用意义，但它的确可以将像尘埃散沙一样的百姓有效地组织成一个强大的整体。至于老百姓，他们过着"质朴"的生活，不用多想也不能多想，领导者都替他们想好了。他们只需要尽力揣摩、贯彻领导者的意图。而领导者的意图对于老百姓来说，只要按其指令行事，不可深究为什么："当时许多人，甚至最优秀的人都有这个秘密的原则：竭尽全力去理解领导者的指令；但一旦到达某种限度，就要适可而止……这是一条十分明智的原则。"分段而筑长城，是领导者根据百姓的天性与帝国的利益而制定的计划。它的意义不在于防御边患，而在组织帝国，其真正的意义是"如何集中民众的力量参加强大的新的工程"。或许仅有指令还不够，还需要学者发明一套宏大的理论(信仰或意识形态)，说明这项工程的伟大意义。于是，很早以前就有学者论证修筑长城是为了修筑巴别塔 ，断言"在人类历史上只有长城才会第一次给一座新巴贝尔塔创造一个稳固的基础。因此，先筑长城，而后才建塔"。长城与巴别塔显然没有什么关系，但学者这样振振有辞地论述，领导者与教师又不遗余力地宣传("这本书当时人手一册")，老百姓也就信以为真了。 "他们一大早就出发，半个村子的乡亲陪送他很长一段路程，都认为这是必须的。一路上人们三五成挥动着旗帜，他们第一次看到了他们国家是多么辽阔，多么富庶，多么美丽，多么可爱。每个国民都是同胞手足，就是为了他们，大家在建筑一道防御的长城，而同胞们也倾其所有，终身报答。团结!团结!肩并着肩，结成民众的连环，热血不再囿于单个的体内，少得可怜地循环，而要欢畅地奔腾，通过无限广大的中国澎湃回环。"
分段修筑长城，不过是中华帝国内部机制的隐喻。小说后半部分从长城主题转向讨论帝国本身。据说，修筑长城的旨令是由古代某位皇帝发布的，但似乎又没有那么个皇帝，也没有哪个皇帝曾经发布过修筑长城的指令。小说第二部分以诡语的方式讨论帝国的中心皇帝。皇帝是帝国无限权力的神秘中心，可这个中心很可能是个空洞。皇帝既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又是一个脆弱可怜的人。"我们的国家是如此之大，任何童话也想象不出她的广大，苍穹几乎遮盖不了她--而京城不过是一个点，皇宫则仅是点中之点。作为这样国度的皇帝却自然又是很大，大得凌驾于世界一切之上的。可是，那活着的皇帝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人，他跟我们一样躺在一张卧榻上……"长城是一个传说，皇帝也是一个传说。他是帝国组织的根据，百姓想象中的一个虚位。或许帝国本身就是荒诞的，像长城那样荒诞。小说叙述越往后就越显得逻辑混乱，相互矛盾、语焉不详的句子越来越多，帝国有一个皇帝，"大得凌驾于世界一切之上"，"我们"都生活在"他"的旨令中。可是，我们谁也无法接近"他"或认识"他"。他在遥远的都城与九重宫殿的中心，在谁也说不清楚的遥远的朝代中。京城与皇帝，就像"一条千百年来在太阳底下静静地游动的云彩"，不可理喻，这种空间与时间中的难以逾越的距离，加强了帝国本身的神秘感。可以隐喻的东西不可以理喻。小说的语气在前后两部分差别很大。第一部分以分析为主，经常还表现出雄辩，第二部分则以模棱两可的、呓语般的叙述为主，模棱两可、语焉不详处多多。
真正的荒诞恰恰是无法思考的。或许只能通过修筑长城这一象征来把握或接近帝国的意义，当你真正要解释帝国本身机构时，就无能为力或不着边际了。"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半文明的教育把那多少世代以来深深打进人们头脑的信条奉为崇山，高高地围绕着它们起伏波动，这些信条虽然没有失去其永恒的真理，但在这种烟雾弥漫中，它们也是永远模糊不清的"。《万里长城建造时》没有写完，嘎然而止处，就像一部机器高速运转的时候，关键部位的螺丝钉突然崩飞了。
梦幻总在无端处开始，又在无端处结束。长城、皇帝、奔波在帝国大道上的领导者、在荒野筑城或在庭院纳凉的百姓，整个帝国像亘古天幕下苍老的浮云，神秘而遥远。卡夫卡在小说中一再通过不同意象强调长城帝国在空间上的广阔与时间中静止的永恒性。从叙事者"我"的家乡南方到帝国的京城"千里迢迢"，那是一种无法想象的遥远，不仅老百姓永远也无法到达甚至想象京城，连皇帝的谕旨也无法传达到那些"可怜的臣民，在皇天的阳光下逃避到最远的阴影下的卑微之辈"，那是一条"几千年也走不完"的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叙事中空间的概念多是确定的，如京城、南方，甚至西藏，相对的时间概念却模糊不清。首先是叙事时间，叙事者说长城动工时他20岁，但叙事中似乎又暗示了满清的灭亡。他一再强调一种"今夕是何夕"的感觉。老百姓传说的皇帝，可能在千年之前已经被谋杀了，京城也早已变成了堆积如山的垃圾堆。"最古老的历史上的许多战役现在才刚刚揭晓"，战争和革命多少年来都无法改变帝国，"村口的小圆柱上蟠曲着的那条圣龙，还在"对着京城方向喷火以示效忠"帝国在百姓的心中，就像"一朵千百年来在太阳底下静静地游动的云彩"。一个古老的帝国活在当代，本来就是非时间性的，就像万里长城，在广阔的帝国空间中延伸，但在数千年的时光中，却像石头一样凝固不动。

二

"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卡夫卡叙述中华帝国修筑长城的故事，并不是因为他真正关注或了解中国的长城。小说不过是一种形式，在卡夫卡病魔纠缠的想象中，千年帝国在无限辽阔的土地上修筑万里长城，事件本身就是个普遍的、神秘的、明显具有荒诞意味的象征。"我们中国人有某些民间的和国家的机构特别明确，而有些又特别含混。……而长城的建筑实质上也是跟这些问题相关的。"
或许细读分析可以使我们朦胧之中感受或猜测到小说的某种意义。专制帝国是一个庞然怪物，只有在它运作起来的时候，才能展现它荒诞惊人的神秘。人们可以从修建金字塔了解古埃及帝国，从修建泰姬陵了解莫卧儿帝国，从修建万里长城了解中华帝国，在西方人看来，所有的东方帝国都在历史上完成过这种震慑天下耳目的浩大工程，而只有在这些令人眩目的不可思议的奇迹中，你才能理解那个像一部巨大的机器一样的复杂的家长式专制政体以及作为部件的无谓的个人的意义。卡夫卡真正表现的是权威中心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人的存在状况，专制制度下个人与集体、领导与民众的关系，以及权力效率规模与组织一体化的问题。修筑长城不过是一个象征。
天书般的小说获得某种解释的可能性，关键在于重建构成其文本的意义结构与话语语境。修建长城只是在卡夫卡想象与思考帝国机构与个人心理中的家长式专制倾向时，才作为象征出现的。问题是在卡夫卡的视野中，长城是如何获得这种象征意义的？卡夫卡用小说的形式思考东方帝国，却将选择的素材或"本事"落实到中国，中华帝国究意在什么样的知识与想象背景上，获得了卡夫卡小说中的典型形象？卡夫卡并没有直接的中国经验，他的创作与想象都是文本中的，那些构筑卡夫卡小说意义的文本谱系是什么？最终能够解释《万里长城建造时》的意义的，不是中国的长城或制度与历史，而是西方关于中国与长城的观念与想象传统。
文本及其象征是在话语中获得意义的。按照福柯的观点，话语是有关特定主题或对象的、意味着特定规训与策略的一整套内在统一、相互关联的表述，它为个别文本提供思考与言说的假设、规则与期待。赛义德从福柯的话语理论出发研究东方学或东方主义，指出东方学（Orientalism）是后启蒙（Post-Enlightenment）时期西方表述作为"文化他者"的"东方"的一种话语方式，其中不仅包含着西方对东方各种离奇的想象，还意味着一套严肃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与权力运作规则。它由"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分配"，形成一种知识谱系或观念群，规定着个别作家文本的观念基点、意义结构，为其提供特定词汇、意象、修辞技巧甚至母题种类。赛义德认为福柯忽略了单个文本或作家的意义，主张使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揭示"单个文本或作家与其所属的复杂文本集合体之间的动态关系"。他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归纳为"策略性定位"与"策略性建构，""……策略性定位，一种根据其所写的与东方有关的作品来描述作者在文本中的位置的方法，以及策略性建构，一种分析文本与文本群、文本类型在自身内部以及在更大的文化语境中聚集、凝结和获取现实指涉力的方式二者之间关系的方法。我使用"策略"这一概念仅仅是为了确认每位写作东方题材的作家都面临的问题：如何把握这一题材，如何接近这一题材，如何才能不为其高深、其范围、其令人可畏的广度所挫败或击倒。任何就东方进行写作的人都必须以东方为坐标替自己定位；具体到作品而言，这一定位包括他所采用的叙述角度，他所构造的结构类型，他作品中流动的意象、母题的种类--所有这一切综合形成一种精细而复杂的方式，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发掘东方的内蕴，最后，表述东方或代表东方说话。然而，这一切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每位就东方进行写作的作家都会假定某个先驱者、某种前人关于东方的知识（甚至就荷马进行写作的作家也同样如此）的存在，这些东西成为他参照的来源、立足的基础。此外，每一关于东方的作品都会使自己与其他作品、与读者、与公共机构、与东方自身紧密关联在一起。于是，作品、读者和东方的某些特殊方面之间的复杂关系整体就形成了一种可供分析的结构……"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尽管不包括中国，但西方现代文化中无疑也存在着一套表述中国形象的话语，说它是汉学主义或中国主义都可以。它由各类有关中国的相互指涉的文本构成，为卡夫卡的小说提供了基本素材、叙事角度、象征及其意义，以及象征意义的历史深度。文本是没有边界的，它不过是话语网络中的一个结。这样，卡夫卡的小说与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就构成一种诠释的循环。西方的中国形象为解读小说提供了意义符码，而小说又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特定方面的索引。 "万里长城止于中国的最北端，工程从东南和西南两头发端，伸展到这里相联结……。小说的开头令人想起《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的话（第五卷第十三章）："著名的长城终止于中国西部边疆的北端" 。这位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3个多世纪前从意大利到中国，最后死在北京，卡夫卡一生却从未去过比巴黎更远的地方。 他想象中国的方式纯粹是在文本中旅行。他的写作，实际上是在他的阅读视野中西方各类有关中国的文本中"编织"意象与故事的过程。对他来说，想象中国的一个最明显的象征，可能就是长城，就像想象埃及总与金字塔联系起来一样。
在西方，有关中国的叙述很早就与长城联系起来。《马可波罗游记》(1298？)没有提到长城，成为人们怀疑其可靠性的一个重要根据。如果马可波罗的确到过中国，他不可能漏掉这么明显的标志。提出这个问题的有17世纪的意大利作家，20世纪的英国研究者。 后来的旅行者很少再出过这类差错。葡萄牙人平托的《东方见闻录》(1569-1580)谈到中国国王将犯人送去修长城 ，西班牙人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志》(1585)专门介绍了"长500里格的长城"："在这个国家有一道长500里格的工事即城墙，始自座落在高山上的肃州城，从西向东延伸。筑墙的国王叫秦始皇，侍卫防备鞑靼人而修筑的……" 1655年，约翰 尼霍夫随同荷兰使团到北京，在他出版的游记《荷使出访中国记》(1665)中提到："中国农夫告诉我们说，人们可以从容地在一天内可以骑马赶到长城再回来。" 平托、门多萨与约翰 尼霍夫都只是直接或间接听人传说长城，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的《中国新图》(1665)则证明他亲眼见到传说中的万里长城 。越来越多的 传教士、使节到中国，越来越多的有关长城的消息或赞美传到西方。南怀仁神甫说"世界七大奇迹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中国的长城，欧洲所有出版物中关于长城的描述，都不足以形容我所见到的长城的壮观。"(1685)
从文艺复兴时代的传说与发现到启蒙运动时代的见证与赞叹，长城作为一个奇迹，在西方视野中逐渐成为中国的象征。杜赫德神甫编撰的《中华帝国通史》(1735)被称为启蒙运动时代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其中也描述到"公元前215年，在秦始皇的命令下，兴建长城这个巨大的工程，保护帝国不受鞑靼人的入侵……" 杜赫德并没有对长城表示过多的热情，但到了启蒙哲学家那里，长城便成为一个令人仰慕的奇迹。狄德罗编撰的《百科全书》(1765)将长城与金字塔相提并誉。伏尔泰《风俗论》(1756)称长城不论"就其用途与规模来说"，都是"超过埃及金字塔的伟大建筑" 。从启蒙时代开始，长城在西方不仅享有盛誉，而且逐渐成为代表中国文明的标志。 不管这个标志意味着什么。鲍斯维尔《约翰逊传》记载约翰逊博士曾表示过对参观中国长城的热情，并认为那是一项真正的荣誉。 另一位著名的英国人笛福在《鲁滨孙历险记》(《鲁滨孙飘流记》的续集)中表达了不同的观点，长城尽管"是一项十分伟大的工程"，但"大而无当"，因为它连乌合之众的鞑靼兵都挡不住。 长城成为中国文明的象征，而且逐渐被赋予不同甚至相反的含义。它可能象征着中国文明的伟大或强大，也可能象征着中国文明的保守或虚弱。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亲眼目睹了长城的壮观。副使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1797)中一边赞叹"这样巨大的工程真令人惊心动魄"，一边也冷静地分析长城的真正意义，如果说这堵大墙在历史上确实曾经阻挡过外族的入侵，那么现在，它的意义只是限制中国人外迁。墙可以阻挡外族也可以关闭国人。 随团的巴瑞托上尉以职业军人的眼光详细观察了长城的构造，40多年后英国军队从海上攻入中国，长城彻底成为历史遗迹。鸦片战争后西方人出入中国，许多人去长城观光。他们一边赞叹长城之雄伟，一边也反思创造这一奇迹的中国文明。在西方视野中，长城逐渐从历史现实中的建筑物变成了带有明显异国情调或东方情调的文化象征。这一神话化的过程，发生在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前后。
长城成为中国文明的象征，其神话意义逐渐取代了历史意义。按照罗朗 巴尔特的观点， 神话是一种意指方式，是一种被历史选定的语言。一种形式突然具有某种丰富的、实际的、看上去自然而然、无可争论的意义，完全有赖于历史在形式与意义之间建立的某种深度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往往是随意的、变幻的。所谓随意，是因为在形式与历史之间部分类似的意指过程，并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为什么长城就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呢？中国文明的特征又是什么？变幻指不同时代观念背景下，形式没有变化，但意义却变了。门多萨与伏尔泰将长城当作中国强大的象征，笛福和后来的史莱格尔则将长城当作中国文明软弱的象征。长城是一个建筑物，它在现实中只是中国古代的防御工事。但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历史上，它首先由一个异域建筑变成一个有待解读"发明"的文化符号，人们在长城与某种"中国特性"之间，一点一点地建立起似是而非的类比关系，比如长城与广阔的帝国、封闭保守、停滞与空间化的、高度组织与奴役的文明等等，长城被神话化。

在甘肃嘉峪关附近，有一块洁白的晾经石，传说是玄奘晾经的地方。 据说唐朝玄奘与悟空、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历尽千辛万苦，长途跋涉，从印度取经回来，闯过火焰山，涉过疏勒河，来到河西走廊。这天，天气特别炎热，烈日当头，如焚 似火，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更是热得无处藏身，石块被烤得滚烫滚烫，好像天上下火一般，玄奘骑马在前，三个徒弟背着经卷紧跟后面，没走几步就个个被烈日烤得汗流 浃背，唇干舌燥，面红耳赤。猪八戒实在忍受不了，便苦苦哀求师父道："这天要热死人，还是找个树荫歇息一下再赶路不迟。"玄奘听后立即呵斥道："这一片戈壁荒原千里，连棵草都不长，哪里来的树，还是赶快赶路要紧！"八戒无奈，只得撅着大嘴，气喘嘘嘘地向前赶路，一边走一边向天上看去，只见天上蓝蓝的，一丝云彩也没有，顺便说了一句："这会儿要是下一场雨该多痛快呀。"

不料。话音刚落，立即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瓢泼大雨倾盆而下，师徒四人被淋成了落汤鸡，经卷也全被淋湿透了。天晴后，玄奘急忙命悟空前去探路，找个好地方好把经卷摊开晾晒一下。悟空一个跟头翻上云端，发现不远处有一座黑油油的黑石山，一打听得知此山叫洞庭山。悟空赶紧带师傅来到山上，玄奘一看十分满意，并指着一块黑油油的大石头说："这块石头正是晾经的好地方，你们赶快打开经卷摊开晾晒，并令八戒看守经卷，不得有误。"很快，经卷晾晒干了，师徒四人急忙收拾经卷，准备赶路。不料有几张紧紧粘在石头之上，怎么揭也揭不下来。没办法，只好抄录在别的纸上。

不久，这块晾晒过经卷的黑石突然变成白色。以后，人们便把这块洁白如玉的石头称为"晾经石"从此，这个民间传说就流传开了。
明初，朱元璋为巩固西北一带防线，派征虏大将军冯胜到河西走廊一带驻防，并准备在那里选址建关，以防止塞外蒙古瓦刺族的入侵。冯胜到处视察，寻找关址，最后决定在龟盖山上修造一座雄关。他很快请来了能工巧匠，在山上放了线、钉了木桩，准备第二天破土动工。谁知第二天一早，冯胜来到工地一看，发现地上的线和桩均已不见，他一边派人四处寻找，一边叫来昨夜值班兵士询问。值班兵士禀报说："昨夜我值班时，不曾合过一眼，到四更时分，骤然狂风四起，刮得天昏地暗，风停后，再看地面上的线和桩均已不见了。"正在此时，到别处寻找线、桩，士兵气喘嘘嘘的跑来报告："丢失的线、桩已在狭谷北面的嘉峪山坡上找到了。"冯胜将信将疑地跑到那里一看，桩和线整整齐齐地钉在山坡上，真是惊讶不已，静下心来再仔细观看这里的地形：只见南面祁连山白雪皑皑，北面马鬃山连绵不断，西面是广阔戈壁滩，东面绿洲片片，还有淙淙流淌的股股泉水。脚下，山势平坦，方圆还有五十亩地大。若在这里建关，依山傍水，居高临下，进可攻，退可守，固若金汤。进而细想，当初选址在龟盖山，那里是讨赖河下游，夏季由于祁连山积雪的大量融化，洪水冲关而过，会致使全军覆没。越想越感到庆幸，"真是天助于我而改关址也"。冯胜立即上奏皇帝，随后，大兴土木，修筑了一座长220丈的嘉峪关城。

据传说，关城改址完全出于关云长显灵指点。老百姓为纪念他，便在关城内修了座"关帝庙"。庙由大殿、陪殿、过庭、牌楼等构成，面积约720多平方米，建造得十分富丽堂皇。许多人为表虔诚，还自愿集资捐款，用重金买了一颗宝珠，嵌在大殿顶部。从此后，宝珠日日夜夜放射出夺目耀眼的光芒。一天傍晚，突然天空黑暗、黑云压顶、电闪雷鸣，全城百姓惊恐万分，纷纷跑出家门观看，猛听见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突见两条巨龙在空中飞舞，一直飞入关帝庙，再也不见出来。第二天，雨过天晴，人们纷纷来到关帝庙一看，在大殿顶部安放宝珠的两旁，各有一条巨龙，栩栩如生，正好构成一幅"二龙戏珠图"。这个神话传说一直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