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举三国演义的姓氏后面有俩字的名人

看了《三国演义》之后，有人提出问题：为什么三国时绝大多数人都是单字名?的确是这样，翻开历史看看，整个的东汉、三国这300多年间的人名，几乎全是一个字，双字名是极少极少的。《后汉书》、《三国志》中的人名，间或有两个字的，但这些人，有的是隐士，如庞德公、邓卢叙；有的是乳名，如刘盆子、郑小同；有的是以字行世，如黄承彦、苟巨伯。知识分子、官员、显要是找不出双字名的。这真是怪事。

问题出在王莽身上。西汉末年，王莽篡夺了政权。为了巩固统治，他捡起了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大搞迷信，大搞复古，以此为核心，还推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新政”，从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从货币到地名，无孔不入，也涉及到了人名。

王莽这个人对“名”特别重视，他一上台，就闹起了一股改名风。首先把中央各级官名改了，然后是大改地名。今天改了，明天又改回来，弄得人不知所措。后来，甚至将“匈奴”改成“降奴”，“单于”改成“服于”，由此引发了民族战争。王莽对姓名更是大下功夫。他对自家的“王”看得特别重，对许多刘姓皇族和有功部下赐姓“王”，以示恩宠。

《汉书·王莽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王莽的长孙叫王宗，要是慢慢地等，靠死爷爷和爹爹，这个王宗是可以当皇帝的，可是，他性子太急，等不得了。自己弄了天子的衣服、帽子，穿上让人画出了画像，还刻了铜印三枚，与其舅舅合谋，准备抢班夺权。可水平有限，事情暴露了。虽然是亲孙子，但这事也不能轻饶，王宗一看不好，就自杀了。虽然人死了，但“政治权力”也要剥夺，王莽下了这样一道命令：“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这道命令不琢磨是看不出门道的。“制作”就是法令，王宗本来名是两个字，叫“王会宗”，是依法令后改成的“王宗”，现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还叫原来的“王会宗”。从王莽这道命令可以看出三个问题：一、王莽之前的人名用字数是不受限制的，他自己孙子的名都是两个字。二、王莽上台后，曾经下过“去二名”的“制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不准用双字名。三、人犯罪后，恢复二字名，以示处罚。

《汉书·王莽传》又有：“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之语，意思是说，匈奴单于依顺王朝的法令，去掉二字名中的一个字。可见，当时不但有禁止使用双字名的法令，而且还影响到了匈奴。

由于王莽的法令，从那时起，人们渐渐养成了使用单字名的习惯，后来虽然王莽说话不算了，却一直也没有改过来，竟然成为风气，认为用两个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如果是现在，人人全是单字名，那麻烦可就大了，因为单字名很容易造成重名。但是当时人口并不是很多，人的活动范围、交际半径也有限，单字名并没有对社会造成太大的不良影响。因此，单字现象得以沿续，一直到三国时代。

三国时的人名，告诉我们，人名有极强的阶段性，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命名特点。知道了这些，有的人一看名，他是什么时代的，也就能估摸个差不多。

“司母戊鼎”是我国最著名的青铜器，其中的“戊”就是商代的一个人名。商周两代人好用天干、地支作为人名。商汤王之后的商王有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等等。辅佐周文王的傅丁，及后来的庖丁，秦国名将白乙丙，也以天干、地支为名。天干、地支，其实就是现在的数字，跟一二三四一个意思。

春秋战国人，姓名中间常加一个“不”字，如任不齐、韩不信、申不害、陈不古、吕不韦、萧不疑等，这个习惯一直沿续到东汉，那时更有直不疑、高不识、公上不害等。这里的“不”只是发声词，并没有实在意义。春秋时还有个习惯，有姓名之间加“之”，如介之推、烛之武、孟之反。春秋战国之前，取名很随意，常常是指物为名，孔丘、颜回、孔鲤、司马牛、李耳、墨翟，这些名都是出生那一刻，大人见到了什么，就以什么取名。

汉代人名非常重视排行字，名或字中常有“孟”、“伯”、“仲”、“季”、“叔”、“元”、“长”、“次”等字。汉代人的字中还多用“子”，如，司马迁字子长，苏武字子卿，赵云字子龙，韩安国字子长。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在我国兴盛起来。人名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吕叔湘先生在《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一文中论及，时人以瞿昙、悉达、菩提、菩萨、罗汉、弥陀等佛教人名或术语直接用于人名的就达36种之多，而用与佛教有关的一个字如“佛、僧、昙、法、道”等同其他字配合成名的，就更是多了。《南北史表》载，当时，“僧”字在命名上的流行，仅次于“之”字。这时候，字常是名加一个字组成的，如，谢安字安石，杨秉字秉节，范宣字宣子，颜延之字延年，侯景字万景。名中带“之”也是这个时期的特点，如，王羲之、王献之、祖冲之、裴松之、顾恺之、刘牢之。

魏晋南北朝还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北方十六国绝大多数为少数民族所建。北魏时，鲜卑族的孝文帝拓跋曾下令鲜卑人改汉姓，并首先将自己的姓“拓跋”改为“元”。一共有144个鲜卑姓改为汉姓。改贺葛为葛，是类为高，去斤为艾，屈突为屈，独孤浑为杜等。鲜卑人宇文觉建立北周后，又令所有改为汉姓的鲜卑人恢复原姓，并以鲜卑姓赐汉族功臣。于是，出现了一批新姓，如长孙、宇文、徒河、普六如、大野等。

唐代人名更多地承接了南北朝的习惯用法，自身的突出特点是喜欢用排行称呼，在唐诗标题中就能见到：元二、卫八处士、张十八员外、刘十九、丘二十二员外，公孙大娘、黄四娘。因古人是大家族一起排行，就有了“李二十五”、“赵三十二”。唐代人名中“己”、“予”、“彦”，也比以前多了起来。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异族外邦争相来朝。如李白之父来自西域，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胡人，但他们全用的是汉族姓。许多外族人姓了“李”，有的是自己想沾皇帝的光，有的是皇帝赐给的。

唐人和宋人不但喜爱用排行称呼，民间取名也常用数字，如一个人名“四六”，原来是出生时，父亲24岁，母亲22岁，加在一起是46。如果娘23，爹25，生下孩子就叫“四八”。从宋代开始，双字超过了单字名，以后双字名越来越多。

辽、金、元是少数民族政权，这是我国命名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一是，名中多用“哥”、“奴”等字；二是许多人有两种语言的名，如，辽太祖，一名阿骨打，又有汉名；金代的兀术，又名宗弼；金世宗名哈喇，又名。同时，也有一些汉族人取了少数民族名。

读过《后汉书》与《三国志》的人都知道东汉、三国时期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单名，此之前朝（周秦、西汉），单名使用的频率更高。东汉从光武帝刘秀到汉献帝刘协13帝全系单名，他们是刘秀、刘庄、刘怛、刘肇、刘隆、刘祜、刘保、刘炳、刘缵、刘志、刘宏、刘辩、刘协。西汉皇帝中至少还有刘弗陵、刘箕子（刘衔）二人是复名，东汉皇帝居然一个也没有。

三国时的曹魏政权，曹操、曹丕、曹睿、曹芳、曹髦、曹奂都是单名；蜀汉政权，刘备、刘禅也是单名；东吴政权孙权、孙亮、孙休、孙和、孙皓也全是单名。至于大家熟知的三国人物如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孙坚、孙策、周瑜、鲁肃、黄忠、马超、袁绍、袁术、吕布、王佐、蒋干、夏侯淳、黄盖、陆逊、许褚、张辽、孟获、马稷、姜维、司马懿、司马昭、邓艾、华陀等，无一不是单名。 “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瑒、刘桢与“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亦全系单名。间或也有采用二字名的，但甚罕见。或为隐逸，如庞德公、邓卢叙等；或为艺人，如东方安世等；或为乳名不改，如刘盆子、郑小同等；或单称其字，如黄承彦、苟巨伯之属。 东汉（25－220年）、三国（220－265年）时期约有240年左右，如果再加上三国归于统一的西晋（265－316年），这一阶段约占300年。从中国姓名史考察，这300年是中国人盛行单名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为什么这一时期单名特别多呢？对此现象，古今论者意见不一。

以前一般解释为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后复古改制，“令中国不得有二名”所致。今人马来西亚学者萧遥天也采此说，萧氏在其（中国人名的研究）中说：“近读《汉书?王莽传》，始知单名之俗，出于王莽的倡导。原来莽辅政，便实施二名之禁，莽传有‘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语，则二名之禁已见于诏令。莽又谓他的长孙王宗，因自画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铜印三颗，与其舅合谋，有承继祖父大统的企图，事发，宗自杀，仍遭罪遣。有‘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并贬官爵，改封号。这又表示去二名，是示朝廷的宠遇，恢复二名，则以示贬辱。这么地一抑一扬，一褒一贬，对社会的影响便大了，至少造成人们对二名存在着低贱的观念。故王莽的政权十几年便下台，而去二名的习惯一直维持了三百年，便是魏晋以后，单名仍较二名为多呢。”王莽的“二名之禁”造成东汉、三国乃至西晋三百余年的单名大倡，这一观点或可自圆其说，故录以备存。

但是，王莽政权介乎两汉之间，仅仅只有短短的15年（9—23年）时间。尽管王莽打着“奉天命”的旗号，雷厉风行地复古改制，认为“秦以前复名盖寡，遂禁复名”，并直接下诏对单名、复名进行褒贬。然而王莽掌权的时间毕竟短暂，不可能将他的号令统一实施于全国各地；即使上上下下都在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二名之禁”，在这15年中，至多也只有一代人实行，15年之后，王莽的新朝即已崩溃，其禁令不可能会对以后三百年的历史再发生影响。故，王莽“二名之禁”并非是促使东汉、三国盛行单名的根本原因，而只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对此，清人凌扬藻在《蠡勺编》卷二十七中曾提出过质疑： “王氏懋《野客丛书》曰：‘后汉人名，无两字者，或谓以王莽所禁故尔。’仆观《匈奴传》，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字名。或者之说，不为无据。仆谓莽窃取国柄，未几，大正天诛，汉家恢复大业，凡蠡伪之政，一切扫除，不应独于人名尚仍莽旧。“然后汉率多单名者，殆承袭而然，非为莽也。”

《蠡勺编》的这一观点是有见地的。正如任何文化都具有传承性一样，作为中华民族重要文化现象之一的姓名文化，同样具有传承性的特点。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活的流体，是沟通人与人、上代与下代、群体与群体、社区与社区等共存关系的一种社会活动过程。每一代人都需要从上一代人那里承接社会文化的遗产，并把它们传继给下一代人，使文化成为一个不间断的连续存在，每一个社会、民族或群体都通过不断继承形成文化传统，并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和创造出新文化。

东汉、三国、西晋三百余年间之所以盛行单名，究其根源，乃是一种文化传承现象。

中国人的姓名符号形式，从周、秦以来，一直是以单名为主，崇尚单名已成一种社会潜意识。周秦时代虽崇尚单名，但并不禁止二名，更无讥讽二名的道理。对此，我们已在上文所述尧、舜、禹及夏、商、周帝王中多有二名，即已可证。由于数千年的习俗使然，取单名之俗自然会代代传承下来，而不可能会在某一天早晨突然发生改变。 所以，拙见以为西汉以降的三百余年间盛行单名，只不过是继承前朝取名传统而已，并非如萧遥天氏所谓“单名之俗，出于王莽的倡导”。当然我们这样说，也不是全盘否定王莽 “禁二名”的作用。王莽颁布的“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对于长期实行单名习俗的中国姓名制度来说，乃是起了一种“雪上加霜”、“火上浇油”的作用，使其原先崇尚单名的社会潜意识，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同样，《公羊传》所谓“二名非礼也”、“《春秋》讥二名”的说法，尽管证据不足，但由于该书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环境里，影响较广（董仲舒就是治公羊学的），所以也会对崇尚单名的社会潜意识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由于周秦西汉几千年间，崇尚单名的取名习俗，在东汉以后仍被承袭继续了下来，并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再加上王莽“二名之禁”与《公羊传》“二名非礼”对社会潜意识的影响作用，这才造成了东汉以后三百余年间盛行单名的社会风气。当然这一见解，是否合乎历史本相，见仁见智，尚冀大雅君子有以教之。

那么，为什么汉晋之间的单名会特别多呢？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乃是为了便于避讳。避讳起于西周时期，凡君主与尊长的名字不得直书或直说，必须用其他方法回避之。周代起初只避死人之名，《左传?桓公六年》云：“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周代用避讳事奉神灵，人死之后，他的名字就必须避讳。因只避死人之名，不避活人之名，需要避讳的文字并不多，尚未因避讳而造成人名、物名的混乱，所以复名在两周时期大有人在。如周孝王名辟方，周平王名宜臼，周哀王名去疾，郑庄公名寤生，晋文公名重耳，齐桓公名小白。 进入秦汉特别是汉代就大不同了，为了巩固、强化封建专制统治和皇权，维护帝王唯我独尊的神圣地位，帝王一即位，。就必须避讳，不但死名要避，活名也要避。如秦始皇名政，便改“正月”为“端月”，或读作“征月”。汉高祖名邦，改“邦”为 “国”。东汉光武帝名秀，以“茂”代“秀”，改“秀才”为“茂才”。汉安帝之父名庆，改“庆”为“贺”，于是姓庆的都改成为姓贺。

避讳之制在汉晋时代越来越密，汉律已有触讳犯法的规定，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曾诏日：“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汉书?宣帝纪》）两晋朝廷曾多次讨论避讳，使讳制更趋复杂。东晋避后妃讳特多，并列入讳榜，令天下同讳，是一朝同制。

由于秦汉以来讳制越来越密，这就势必产生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上上下下需要回避更改的文字也必然越来越多，由此造成了人名、地名、官名、书名、年号等的种种混乱；甚至追改古书，如将《春秋》改为《阳秋》，《庄子》改为《严子》。

为了尽量克服避讳带来的弊端，减少讳字，汉晋时代的帝王采取了两种约定俗成的取名方法：

一：是大量采用单名（单名所讳之字比之复名要少一半）。从帝王世系中可知，西汉15帝，仅有2个复名；东汉13帝全系单名；三国曹魏5帝、蜀汉2帝、东吴4帝也全系单名；两晋从晋武帝司马炎到晋恭帝司马德文，15帝中仅有2个复名。统计从西汉至东晋（前206－420年）626年之间，54个帝王之中，仅有4人是复名，单名约占94％。由此可见当时的单名之盛。帝王采用单名，这就大大减少了讳字。东汉何休在《春秋公羊解沽》中指出：帝王采用单名是为了便于避讳，“其为难讳也，一字为名，今难言而易讳。”

二：是采用冷僻字取名。东吴景帝孙休为四子取名、字，太子名震（音湾）字商（音迄），次子名奥（音觥）字粟（音礥），三子名壾（音莽）字显（音举），四子名寇（音褒）字奖（音拥）（《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注引《吴录》孙休诏）。此八字世人少用，以使人难犯易避也。西汉至东晋54帝中，采用冷僻字或不太常用的字取名者大有人在，如：西汉有汉元帝刘奭（音式），汉成帝刘骜（音傲），汉平帝刘衎（音看，又名刘箕子）；东汉有汉章帝刘坦，汉和帝刘肇，汉质帝刘缵，汉少帝刘辩；三国有魏明帝曹睿（音锐），高贵乡公曹髦（音毛）；西晋有晋怀帝司马炽，晋愍帝司马邺；东晋有晋元帝司马睿，晋穆帝司马聃（音丹），晋废帝司马奕，晋简文帝司马昱（音玉）。由于臣民对帝王的称呼另有一套专门用语，如天子、皇帝、皇上、上、今上、皇、帝、陛下、圣人、圣上、明主等，帝王的名字不像凡人那样常用，所以采用冷僻字取名不会发生人名称谓困难的问题。 汉晋时代的帝王既采用单名，又采用冷僻字与不太常用的字取名，使其名避免了“难言而易讳”，既减少了讳字，又便利于避讳，可谓“鱼与熊掌兼得”。“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语）这一来，其他高官贵爵乃至士农工商，为了维护自己在一家之中的尊严又便于避讳（避家讳），也纷纷采用单名。于是，神州大地单名大倡，《后汉书》、《三国志》所见之人名，几乎全是单名。直到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国进入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出现五胡乱华十九国，少数民族纷入中原，避讳制度遭受严重冲击。避讳既无定制，宽严随意而异，这一来，取名字也就不必再顾虑便不便于避讳。于是，神州大地复名又逐渐多了起来。
这好像是规律。都是姓加一个名，就是复姓有诸葛单名亮，司马懿
有两个原因

一是当是人口少，取单字没什么不方便的

二是在王莽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习惯，以单字为贵以双字为贱。曾经王莽为了惩罚一个人就把他的单字名改成双字 名
新中国之前使用频率最高的六个字是：英、秀、玉、珍、华、兰，而1949年到“文革”则是：华、英、玉、明、秀、国。“文革”中是：红、华、军、文、英、明，“文革”后却成了：华、丽、春、小、燕、红。从人名用字的变化，完全可以看出社会的变革及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

我以前给一个问题提供的答案，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三国演义》里也有一些双名出现，不过大多数都是作者虚构的人物

马元义：张角的弟子。正史记载，估计是他的字，不是名。
程远志：黄巾党。虚构。
裴元绍：黄巾党。虚构。
秦庆童：董承家的一个奴才。虚构。
郭攸之：蜀国大臣。这个确实是名，听说那时候有个习惯，在名后边加个助词，此风晋朝依然有之，如裴松之、王羲之。
马日磾：这个也是名，听说他是因为崇拜金日磾才起的这个名，他的字据说也和金日磾一样。
傅士仁：著名叛徒。这个大概是老罗搞错了，这家伙本姓士，名仁，字君义，那个“傅”字不知道谁给加上去的...
王子服：东汉大臣。正史记载，不过据说他还有个别名叫王服，也有管他叫李服的（见诸葛亮《后出师表》），待考。
蒋义渠：袁绍的部将。正史记载，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字。
尹大目：魏国武将。正史记载，不过这个确实是字，不是名。感觉很奇怪，怎么起这个么破字...
石广元、孟公威、崔州平、黄承彦：诸葛亮的朋友还有岳父。这几个都是字，不是名。石广元真名石韬，孟公威本名孟建，崔、黄二公本名待考。
杨大将：袁术的谋士。估计写这一段的时候老罗刚好发烧了，人家明明叫杨弘...正史有明文记载。
吕威璜、韩莒子、眭元进：正史有记载。这三个家伙都是淳于琼的副将。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字。
李春香：黄奎的妾，不过似乎又是老罗虚构出来的人物。
刘元起：刘备的叔叔。估计也是字。
曹安民：曹操的侄子。不知道是名还是字。
曹文叔：曹爽从弟。这个一看就知道是字...
董荼那、阿会喃、金环三结、朵思大王、带来洞主、木鹿大王、兀突骨、轲比能、彻里吉、俄何烧戈、胡赤儿、胡车儿：全是什么南蛮、羌族、鲜卑的那号人物...估计全是音译过来的...

综上，似乎只有“郭攸之”还有“马日磾”这两个名字是正正经经的双名，其他的要么是字，要么是谬误，要么就是异民族...

戏志才。曹操初期的军师，很牛的哦。

孙尚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