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作物栽培的开始,其次是野生动物的家养;三是人类由动荡不定的生活方式转向定居。在此之前,人们的食物来源靠的是狩猎和采集,其生活要以野生植物和动物提供的多少为转移,不可能太稳定。而作物的栽培和动物的养殖,意味着人类开始用自己生产的食品来代替自然提供的野生食物,从而结束了狩猎和采集时代,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农业时代。什么野生植物可以栽培,什么野生动物可以饲养,人类对此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人类学家一些古代遗址中发现谷物遗存都是大麦、小麦之类的野生品种,而发现的农具如石镰、磨盘和皿、杵等都是用于收割的,说明当时人类虽然还未真正开始其作物种植,但已把可供选择的植物食品来源集中到某些野生品种上。无独有偶,在肉类食品来源的选择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一处遗址中,人们发现野山羊骨几乎占了全部兽骨的76%,说明当时人类狩猎活动已把目光集中于某些野生动物。它表明,农业革命并不是突然到来的,人类对作物和动物品种有一个认识和选择过程,这个过程即农业和畜牧业发生的过程。据测定,从公元前1万年持续到公元前8000年,是目前发现的与农业和畜牧业起源有关的最早遗址。一般认为农业文明的首发之地可能是在西亚。有人在属于公元前9000年的两河流域撒威·切米·沙尼达遗址的大量兽骨中,发现了少量家养绵羊的骨头,还在同时期近东的其他遗址兽骨中发现了大量属于一岁左右的雄性幼羊的骨头,甚至还在属于公元前8000年的甘吉·达勒遗址中,在一块泥砖上发现了山羊留下的蹄印,而该遗址中 90%的兽骨是山羊骨,它们都是畜牧业在西亚兴起的证据。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和地区,对野生作物的人工栽培也已开始。如在幼发拉底河畔叙利亚境内的穆勒贝特,发现了一个属于公元前8500年左右的村落,而在该遗址中却出土了大量原来只在内陆丘陵山区生长的野生小麦的遗存,但在这个占地约2.5英亩的村落附近,却未找到从事农业耕作的确凿证据。说明这些谷物种子是人们从山区带到这里并予以撒播的,虽然当时还未培育出真正的农作物,但作物种植的观念和实践却已开始了。各种迹象都表明,西亚也是作物栽培即农业的正式发源地。作物栽培和动物养殖在最初大多是偶然发生的,因而很可能是分别进行的。但谷物和肉类作为人类的两种基本食品来源,是很难把它们分开的,所以在真正的农业定居地农业和畜牧业二者总是相伴而行的。在已发现的属于公元前7000年以后的遗址中,这种农业和畜牧业并存的事实已可看得很清楚,特别是位于西亚的这类遗址尤为明显,因为从公元前7000年起这一地区迅速走进农业时代,其典型位于伊拉克东北部扎格罗斯山麓的贾尔莫,属于大约公元前7000-前5000年的遗址,这里是两河流域农业文明的代表,它由焙干的泥土盖成的25栋房子组成。在这个遗址的沉积物中,既发现了大量大麦、小麦和其他农作物的种子,也发现了大量绵羊和山羊的遗骨,但其中只有几个野生动物的骨头,工具组合包括石镰、磨石和其他耕作用工具。其经济的特点是:农业耕作过程已包括从种到收的各个阶段;肉食来源已主要取自家养而非狩猎;动植物都已出现了人工培育的品种。可见,当时人类虽然还进行狩猎,但农业和畜牧业已占据主要地位,并已成为人类生活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什么农业革命会在公元前9000年左右首先发生于两河流域?学术界至今未找到一个非常圆满的解释。有的学者认为,最后一个冰期后,西亚渐趋干燥,于是人类和动物向草木旺盛的绿洲集中,促成人、兽、草三者的接近,引发了农业和畜牧业,位于约旦河谷的耶利哥城的兴起,被看成是这一解释的证据。也有学者认为农业起源于大麦、小麦等野生祖本生长地的山区。后来又有人提出一种观点,认为原始人的祖居地到一定时候生产和人口会达到某种平衡或饱和,因此必须让一部分人迁移到别的地区去开辟新的天地,同时也就把某些作物和技术搬了过去,在那里文化积累起着重要作用。学者们常常把这几种学说对立起来,其实它们可能都包含着部分真理,又都不能独立完整地解释农业在西亚起源的全部现象。因为偶然因素常常在其中起作用,在多数情况下是各种因素互动的结果。西亚是亚、欧、非三大洲的交汇之处,各种有利因素较容易在这里集中,西亚成为人类文明的首发之地,应该说是容易理解的。至迟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中国的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农业,并开始向东亚其他地方扩展。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对人类最终摆脱野蛮状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农业,包括畜牧业,是人类的第一个生产活动,其目的是要利用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生产维持人类生活必需但又不能完全由自然提供的产品。它一方面标志着人类迈出了支配自然的决定性步骤;另一方面推动了人类自身在各方面的进化。在支配自然方面,人类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优化了作物品种,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并通过种植冬季和夏季作物以及贮藏的办法,保证一年四季食品供应的稳定。营养丰富的熟食对帮助消化和防止疾病尤为重要。因生产劳动而日益增强的社会关系,推动了语言乃至文字的产生。整个人类文明可以说都是伴随着农业而生的。从务农中获得的第一项经验,或者说为务农首先要注意的事,是要了解和遵守季节时令,这导致了最早的天文历法的产生,科学很可能就是从这里开始萌芽的。这以后才谈得上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以及数学、医学和药学问题。但所有这些要形成一定的形态,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至于技术上的发明则来得要早些,许多东西在由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之际就出现了。例如,陶器最初是用来打水、煮食和贮粮的,因此陶器常常总是紧随着农业的兴起而来。与陶器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还有纺织、木船和轮车等,它们的发明标志着机械制造技术的诞生,不仅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成果,也导致了航海和军事的演变。农业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更大。由于定居生活方式的确立,自旧石器中后期形成的氏族制度得以巩固和发展。氏族的演变和发展,一般以两种形式出现:由于实行族外婚,一个氏族往往和相邻的一个或几个氏族建立紧密的联系,组成为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或者随着人口的繁衍增长,一些子族便从原来的母氏族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又一个“大氏族”或胞族。如前所述,族外婚、图腾和氏族制度是三位一体同时发生的,在农业和畜牧业兴起后氏族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无论是由氏族内部发生分化而组成的胞族,还是在氏族之外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联合成部落,均可以看作是这种氏族制度巩固和发展的结果。因此它只能使婚姻制度远离族内婚而不是回到族内婚,从而使人类进一步摆脱以往的野蛮状态,或动物状态。因此,可以说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是人类最终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的转折点。随着农业的出现,人类开始由攫取经济走向生产经济。有的地方,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出现了不同的经济类型,有的从狩猎和采集发展为游牧部落,有的则发展为农业部落。人类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就是指从事生产经济的游牧部落或农业部落从其他继续从事攫取经济(采集和狩猎)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后来,人们在烧制陶器的过程中,学会了控制火候的技术,于是,冶炼业出现了。当时,人们在生产石器的过程中,要经常寻找和选择石料,这期间,人们发现了一种敲不碎的“石头”——自然铜。人们将含铜成分较高的孔雀石和木炭一起放进窑里,用1000度的高温烧制,就炼出了铜,从此,人们开始制造和使用金属工具。考古发现,早在六七千年前,西亚的先人已经掌握了炼铜技术。这样,人类社会便进入金石并用时期即金属器具和石器并用的时期。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身强力壮的男子逐渐转入农牧业生产领域,而制陶和冶铜也常常需要强壮的男子,于是男子逐渐取代女子成为主要劳动力,母系氏族逐渐过渡到父系氏族。在中国山东大汶口发现的原始人遗址中,男子有较多的随葬农具,而女子则有较多的纺轮和装饰品,可以设想,当时男耕女织已经相当普遍,女子已经脱离了主要的社会生产部门,转而从事家务劳动。同时,从当时的夫妻合葬墓也可以推断,当时已经出现后来所谓的男婚女嫁;从墓葬情况人们也推断出当时女子已经居于从属地位,父系氏族出现了。在父系氏族内,往往有若干个父系大家族,父系大家族是由同一父亲所生的几代人及其个体家庭所组成。当家族关系逐步向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过渡后,氏族社会就逐渐走向解体了。在此期间,手工业也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社会大分工。
农业的诞生,作物的栽培,让粮食迅速增多,剩余产品出现,为文明的确立提供了物质前提。作物的栽培,野生动物的家养,使妇女从采集为主转到畜牧为主,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开始形成,也促进的社会分工。同时,财富的增加是一些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出现的脑力劳动者,财富的分化也促使了等级分化。
农业的诞生,作物的栽培,野生动物的家养,使人类由动荡不定的生活方式转向定居。在此之前,人们的食物来源靠的是狩猎和采集,其生活要以野生植物和动物提供的多少为转移,不可能太稳定。而作物的栽培和动物的养殖,意味着人类开始用自己生产的食品来代替自然提供的野生食物,从而结束了狩猎和采集时代,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