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周作人有什么区别啊?如果是两个人,请给出他们的资料!谢谢了

鲁迅和周作人是兄弟,他们的区别和资料详见:

《鲁迅兄弟》

从怡怡深情，终至分道扬镳，酿成人生一大悲剧——一鲁迅家原有兄弟四人，小的早夭，剩下了哥儿仨。自己居长，老二作人，老三建人。也许是那个浸满书香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不甘没落的信念所致，从小先辈们就对鲁迅兄弟寄予了厚望，其中尤以鲁迅和周作人为甚。
鲁迅和周作人相距四岁，是兄弟间挨得最近的，再加上周作人既聪明又随和，所以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最多，情分自然比旁人也厚，有点什么趣事，常常合着伙的干，很少相瞒。秋天里，桂花飘香，家里人爱在桂树下歇晌，鲁迅和周作人出人意料地表演起自编的儿童剧，把大人逗得乐不可支。冬天，家中盛水的大缸里结了一层薄冰，鲁迅敲碎后捞了来分给周作人吃，咬得满嘴爆响。当然，他们也有扫兴的时候。有一次，鲁迅从一张“老鼠成亲”的画中得知元宵节晚上是老鼠成亲的日子，于是与弟弟一咬耳朵，睁着眼睛守了一夜，结果啥也没看见。第二天，周作人干什么事都无精打采，但对兄长却毫无责备之意。
当然，兄弟间也有很不相同的地方。譬如性格上自小就属截然相反的两类。鲁迅正直敢为，不平则鸣，在是非间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周作人则和顺平静，用心专注，不爱惹事，即使在不良的环境中也能随遇而安。有一次，他们听说新台门王宅的私塾有个叫“矮癞胡”的先生，对学生特别刻毒，凡学生要小解，都须事先请求，得到了“撒尿签”后才可上茅厕，对此，三味书屋的同学都很骇异。然而鲁迅不光是骇异，第二天中午，他便率领“义师”去惩罚，到达后，发现无人，大家便把愤怒一股脑儿地泄向了“撒尿签”上，将它们尽数撅折，还把“矮癞胡”的笔筒墨砚覆在地上，以示惩戒。在这一场大闹中，鲁迅敢作敢为，俨如主帅，而周作人虽动手出力，但绝不打头。
鲁迅十三岁那年，祖父周介孚因牵涉一场科场案被关进了杭州监狱。父母怕株连孩子，赶忙把他们安插到离城不远的大舅父家避难。周作人当时还有溺床的毛病，早晨起床，常把席子溺得湿透。时间长了，受到的讥讽就慢慢多起来，甚至连“乞食的”话儿也吐出了口。鲁迅知道寄人篱下，逆来顺受的滋味不好尝也得吞下，但他又不愿让周作人的心灵多受刺伤，于是就一个人独自承担了亲戚家的白眼。周作人年小，居然对这些艰难浑然不晓，一直到后来读了鲁迅关于这段生活的回忆文学，才知道哥哥对自己的庇护是多么地无微不至。
半年后，家中又遇不幸—养病的父亲突然狂吐起鲜血来。为请名医，家中忍痛卖掉了田产。“名医”最后是请到了，可用的药却格外稀奇古怪，药引更是难找，什么几年的陈仓米，经霜三年的甘蔗，什么“蟋蟀一对”，旁边还注着小字道：“要原配。”百草园中虽蟋蟀众多，但要捉到“原配夫妻”却也不易。为此，鲁迅把周作人找来，事先商定好见了那“虫夫妇”就一人捉一只，好在兄弟间也配合惯了，费了一点周折后，总算捉到了一对，用棉线缚了送进药罐里。然而，奇草怪药还是没有救得父亲的命，不久老人家便溘然长逝了。但兄弟间这次在困境下的倾力合作，却深深地铭在了两人的心中，一直到兄弟绝交以后，他们仍忘不了这童稚时代留下的总角深情。
二甲午战争的失败，激起了鲁迅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他决心不顾人们的嘲笑奚落，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1898年5月，鲁迅向祖母和母亲磕了一个头，带着行李走了。其时，周作人正在杭州服侍着收监的祖父，未能给大哥送行。到了南京后，鲁迅只能靠鸿雁托书，关心和督促着两个弟弟，希望他们能发奋努力，将来成为有用之人。一直到第三年的正月二十五日，鲁迅度完寒假后返校，特意绕道杭州才和周作人匆匆地见了一面。别后，周作人十分伤感，回到屋里伏在香油灯下，以去年春天大哥写给他和周建人的《别诸弟三首》之原韵，和了三首诗寄往南京。不久，鲁迅就回寄了三首新诗，其中一首诗云：“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
1902年1月，鲁迅以第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恰巧逢上江南督练公所要选派学生出国留学，二十一岁的鲁迅被选中，飘洋过海，去了扶桑。远在东京的鲁迅，更加怀念自己的弟弟们。他给周建人买了许多书，端端正正地写上名字寄去；同时又给在南京读书的周作人邮去了自己的近照，照片背面上写了一溜蝇头小字：“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兄树人顿首。”周作人收到了鲁迅的相片，轻轻地念着照片后幽默风趣的题词，忍俊不禁之中仿佛又听到了大哥那平静舒缓、兰青官话中带有绍兴方言的声音。
转眼到了盛夏。一天，老三周建人独自呆在绍兴家里，忽见一个剪着短发、脚穿高帮皮靴、一身旅行装束的人从家门口走进来，放下背包行李，笑吟吟地看着自己。他定睛细瞧，禁不住叫了起来：“啊，是大哥呀！”听到大哥回家度暑假的消息，周作人也即刻从南京赶回绍兴。自此，兄弟仨整天泡在一起，扯着那说不完的话题。他们从国家谈到民族，从爱国谈到革命。当两个弟弟听到鲁迅在日本结识了革命党，并成立了浙江同乡会，和许寿裳、陶成章一起出版了月刊《浙江潮》，欣喜之极，竟然忘记了吃饭睡觉。周作人当即表示今后一定要像大哥一样，读书毕业后也去日本。周建人也嚷着要走大哥的路，鲁迅一想到家里的老母亲，就好言劝慰三弟，还是留在家里，一边陪伴母亲，一边自学，并说：“将来我和作人学成了，赚一个钱，都是大家合着用，这样好不好？”周建人不高兴地回答道：“我不要你们养活。”鲁迅一惊，又问：“莫非你不相信我的话？”周建人一见大哥动了真情，再想到大哥平时常跟自己说，我们兄弟要友爱，将来永远生活在一起，不要分家的话，也就不再使性子了。可是，今后即使在乡里读书，也该有个象样的学名啊！
鲁迅和周作人商量着给老三改个名字，鲁迅想，自己叫“树人”，取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意；老二叫“作人”，来自“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现在老三名中也应有“人”字，于是由松寿改为建人。
1905年，周作人去北京参加公费留学考试，终于如愿以偿。同年六月，他和回家遵命完婚的大哥一起来到了日本。起先他在法政大学学日文，后入立教大学学英国文学与日本古典文学及现代文学等。鲁迅虽列学籍于东京德语学校，重心却开始留意创文学活动的准备上。按他的打算是：第一步要出杂志，第二步，要翻译介绍俄国和东欧的文学作品。周作人也积极参加了鲁迅的革命文学活动。不几年后，周作人开始恋爱了，他相中的是个日本姑娘，叫羽太信子。这对民族歧视很严重的日本来说，一个中国人能有这样的艳遇，可以说是不多见的，更何况女孩子长得既白净又俊气。到了1909年，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恋爱已是瓜熟蒂落，两家商定了日子，打算结婚。为此，周作人又是高兴又是烦恼，因为当时周作人的开销主要是来自官费，一旦成了亲，就远不够花费了。为了成就弟弟的学业和小家庭幸福，鲁迅决定放弃自己在东京的第二步文学活动的计划以及去德国深造的机会，准备回国谋事。
鲁迅回国后，先是担任了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尽管每月“所入甚微，不足自养”，但还是节衣缩食，坚持为周作人寄月费。一年后，他在绍兴府学堂做学监，收入有了点增长，就把寄给周作人的月费增加到了六十元。平时鲁迅还很想多买点书，多罗致些拓片古董以供研究，但一想到周作人和羽太一家，总是尽力俭省再俭省。
1912年，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妻子回到绍兴，鲁迅除了在经济上继续接济外，在事业上对周作人又投之以更大的关注。周作人曾译中篇小说《木炭素描》，他先后把译稿寄给《小说月报》和中华书局，结果都撞了壁。鲁迅见周作人为此很苦恼，就亲自为他奔波，终于得到了文明书局的应允。后来他又和周作人一起用“周绰”的笔名发表了一些作品，以至于《热风》在编选时，亦将周作人的几篇杂感选进，1915年1月，鲁迅花费了大量精力辑成《会稽郡故事杂集》，也用周作人的名义印行。
鲁迅万万没有想到，兄弟间的裂隙，已渐渐出现了。
三周作人自从娶了妻之后，鲁迅就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兄弟间在感情上发生的变化。导致这个变化出现的外在契机，主要来自弟媳。羽太信子的娘家本是个平民小户，但她却摆出一副讲排场摆阔绰的花架子。儿子上学念书，出门归家她都要用包车接送，家里除了有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外，就连收拾屋子、洗衣看孩子的女佣，她也要分门别类地雇上几个。平时自己更是出手撒漫，一有钱，就跑日本商店买东西；新做的被褥，才用了年把，一高兴便会随手赏给了仆人；有时，一桌饭菜做好了，她突然心血来潮，重新包饺子吃，小孩生病，哪怕是头痛脑热，她也要请外国医生坐轿车来诊治。当时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月薪三百元，加上稿费和讲课费的收入，和一般职员相比称得上是高薪了。他每个月都把全部的收入交到羽太信子手里，再加上周作人的工资。按理讲这日子该过得很宽裕了。然而到头来，鲁迅还得四处向朋友借贷。
后来，鲁迅实在看不下去了，先是劝周作人跟弟媳说说。周作人表面应允得很好，待见了信子后，依然由着老婆使性子。当然，惮于大哥的威严和经济上的供养，在很长时间里，羽太信子对鲁迅的恼怒，还不得不掩盖在恭顺的外貌之下。
周作人怕惹是非，随遇而安，有时，他为了求得太平，能安安静静地看会儿书，甚至会作出糊涂得令人无法理解的疏懒与忍让的举动。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弱点，在家族成员中，他第一个成了被羽太信子制服的人。以后凡是要差丈夫去做他不愿做的事，只要搅得他不得安宁，无法读书，就一定会迫得丈夫俯首称臣，奉旨而行。有一次，周作人跟鲁迅说，打算把岳父岳母从日本接来同住，鲁迅不赞成，认为多年来寄钱供养他们，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今后只要继续奉养他们以足天年，也就问心无愧。更何况他们还有别的子女，又有什么必要非到中国来呢？周作人当下很不高兴。后来鲁迅追究起这段往事的来龙去脉后才知：“周作人这样做，是经过考虑的，他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胡搅，他就屈服了。”
鲁迅待弟弟、弟媳虽然仁至义尽，但对不合理的事，该反对的他还是要反对，该指正的，他还是要指正。有一次，羽太信子的孩子在纸糊的窗户下玩火，几乎要酿成灾情，鲁迅发觉后，认为应该加以训诫。信子听后很不舒服，晚间丈夫回来，她就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进起谗言来。起初，周作人犹不以为意，后来这类的言语听得多了，心中慢慢地也起了芥蒂。鲁迅平时很喜欢孩子，只要侄子侄女们来玩，他就高兴，常买些糖果食品给他们吃。信子心胸狭隘，上次的事一直耿耿于怀，总想寻机渲泄，一见孩子吃了大伯的东西，马上就窜了出来，当着鲁迅的面骂孩子，还严厉地呵斥说，今后不准吃别人的东西。这不由得使鲁迅尴尬万分，只得自我解嘲地说：“看来穷人买的东西，大概也是脏的吧！”话虽说得轻俏，心中泛起的酸楚，几乎激得他要落泪。不久，他又从孩子的口中得知，他们的父母还私下里关照孩子：“以后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一个人冷清煞。他心中倍感悲哀。
1923年的7月13日，鲁迅和周作人逛东安市场回家，发觉气氛有点不对头，周作人进了屋后也一直不见出来。到了晚上，鲁迅没见二弟他们邀请自己一起进餐，便胡乱地吃了点就睡了。第二天起床，他依然觉得家里沉寂得象没人一样，平时孩子们上学去的喧闹声也听不见了，除了板着脸的信子偶而露几次面外，其他的人都好像在有意地避着他似的。鲁迅感觉到了一种无声的压力，并且随着他表面上的冷眼相观而不断地加强着。到了7月19日，终于转向了总爆发，周作人拿着一封信来到了鲁迅的房间里，朝桌上一扔就走了。鲁迅瞧见信皮上写着：“鲁迅先生启”的字样，脑子嗡地一下热了起来。他迅即拆了信封，展开信笺，只见上面涂了一段极其简单的文字，大意是“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鲁迅把役工唤到跟前，让他传个话，想和周作人谈谈。不一会儿役工回话说，周作人不想见鲁迅。
就这样一直僵持到8月2日，鲁迅再也不忍让大家都浸在这充满火药味的气氛中生活下去了，决定自己搬出亲手置买的八道湾的房子，把它和盘地谦让给了二弟。
四鲁迅搬出八道湾后，大病了一场，直到11月8日才“始废粥进饭”，虽说身体是开始康复，但心中的伤口却永远难以弥合了。1924年5月，鲁迅正式移居北京西三条胡同，把不堪于信子虐待的母亲也接来同住，生活总算渐渐平稳下来。
他想起自己在八道湾的书籍和一些什器还未曾搬来，就抽空又去了趟老屋。那天闷热得厉害，鲁迅到了八道湾觉得口渴难忍，就悄悄地步入外院的厨房，拿起一个洋铁杓从水缸中舀起凉水来喝，正巧被房客章廷谦瞧见，他想喊鲁迅进屋喝茶，鲁迅对他作了个不要作响的手势，轻轻地说：“勿要惹祸，管自己！”喝完水，他就独自进了里院。不一会儿，从里院传出了周作人的骂声，章廷谦一听不妙，马上追着骂声进了里院的西厢房，只见周作人手里举着一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正欲往鲁迅砸去，章廷谦忙冲上去一把抢下，劝着周作人回到了后院住屋。鲁迅想不到周作人会对自己动武，恼怒之下回敬了他一个陶瓦枕。信子难得见鲁迅发火，心里紧张，又怕自己出面吃亏，赶忙打电话，呼救兵。片刻间，信子讨的救兵——羽太重久和张凤举、徐耀辰来了。当着他们的面，信子胡诌起鲁迅的种种“罪状”，周作人则在一旁“救正”着老婆的“捏造未圆处”。鲁迅对此也毫不软缩，他责问周作人：“你们说我有许多不是，在日本的时候，我因为你们每月只靠留学的一些费用不够开支，便回国作事来帮助你们，这总算不错了吧？”周作人一下子语塞起来，把手一挥说：“以前的事不算！”这时，站在一旁的张、徐二位也想开口说话，鲁迅不愿别人掺和自家的私事，从容地对他们说：“我们周家的事情，请你们不要管。”张、徐只得走开。而鲁迅也“终取书、器而出”。
在从八道湾返回家的路上，鲁迅胸口堵得厉害，到家后，他不愿让老母亲陪着自己难过，就装出若无其事的神气，把八道湾和周作人吵架的事隐了。鲁迅心中十分明了，周作人夫妇所以扣押他在八道湾的一部分财产，实质上是算计不成后恼羞成怒的发泄，尤其在羽太信子方面，以前对鲁迅施加的种种压力，原意不过是想给鲁迅个下马威，好让他以后多给钱少管事。但是她没想到鲁迅决不是第二个周作人，非但不屈服，而且还远离了他们，从此这条重要的经济供应线中断了。为此当鲁迅前来取东西时，信子他们就横加刁难，骂詈殴打。尽管如此，鲁迅对二弟的负义，还是以缄默来表示自己的容让，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有些人以为鲁迅和周作人的分手，纯粹是起缘于政见和观点上的不同，其实，谬也。周作人自己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至于谁是谁非，周作人声称采取不辩解主义，并且把7月17日至8月2日之间的日记也剪去了。鲁迅呢？更甚于其弟，他说：“我的小说中所写的人物，不是老大就是老四，因为我是长子。写‘他’不好的时候，至多影响到自身；写老四也不要紧，横竖我的四兄弟老早就死了。但老二、老三绝不能提一句，以免别人误会。”
转眼鲁迅离开八道湾已两年多了，兄弟怡怡的愿望终究成了泡影，但他还始终满怀着希望，期待二弟的回心。11月3日他起得早，披上件毛衣就坐到了桌旁，续那未完的小说《弟兄》。当他写道，“你一定惦记着令弟的病，你们真是‘鸽在原’……”的字句时，感到喉头有些发紧，一股浓重的感伤紧紧地攥住了他的心，他觉得《诗经》中描写的那只困处高原的？鸽鸟向同类呼救的哀鸣，似乎就是在呼唤着他和已经绝交的二弟。十一天后鲁迅又写了一篇小说《伤逝》。周作人看了小说后说：“《伤逝》这篇小说很是难懂，但如果把这和《弟兄》合起来看时，……《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五周作人与大哥分手后的两年里，由于革命的惯性，他还着实地在战场上冲杀了一阵子，尢其在悼念刘和珍烈士的追悼会上，他曾以“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自死自死，所谓革命政府和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一联唤出了自己的声讨之音，与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相呼应。可是，此事移去刚刚一年，他非但勇气锐减，而且还学会了苟安术，政治上一有风吹草动，就弄面太阳旗挂到屋顶上，意思无非是告诉别人，本屋主是日本侨民，希望勿要轻举妄动。1927年4月，张作霖进占北京，白色恐怖进一步加剧，出版了不少周作人作品的北新书局遭关闭，《语丝》杂志也被查封，周作人恐怕太阳旗下也难保安宁，索性避居到了日本武官的家里，赤裸裸地托起了日本人的庇荫。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凡是牵扯到国家民族的问题，周作人和鲁迅的表现就不尽相同。鲁迅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而周作人呢？一说起日本总是赞赏不已。在日本觅到情侣后，对这异国的感情益随之加厚起来，常常把东京比作是自己的“第二故乡”。由是，对鲁迅在日本从事的革命文艺活动，有时也显得热情不高。后来，随着时日的流逝，兄弟俩这方面的差异也与日俱增，鲁迅的骨头变得越来越硬，而周作人却依恋清静的书斋生活，于时事开始疏淡，再加上羽太信子那无休无止的享受欲，迫使他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讨生活的俗气促得他随遇而安的性格慢慢地恶化成了苟且偷生的变体。
鲁迅最早看出了这隐含着的恶果，心中焦急万分，在上海定居后他即对周建人说：“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了。”苦于无法和周作人直接对话，只得找周建人商量，表达了希望老二也到南方来的心愿。随后，他又写信给章廷谦，委婉地托章转告周作人南下。章廷谦看完信，感动得抚案叹道：兄弟已经分手多年，遇到风吹草动，还是那么关怀他，我想，倘若周启明（周作人）迷途知返，那一定将是“度尽动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可憾的是，令章廷谦感叹不已的热力，在周作人身上仍然没有激起丝毫反响，以致使得鲁迅对二弟最关键的一次眷顾也被无声无息地撞回了，自此，兄弟俩天南地北，各走各的了。
六也许是因为过去对三弟的关心有逊于二弟吧，自从鲁迅定居上海后，他给了周建人加倍的补偿。当时鲁迅也面临着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近在咫尺的周建人经常随鲁迅一起和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学习马列主义，讨论中国社会问题。鲁迅同共产党人的交往，大多由周建人出头担任联络及掩护工作。瞿秋白被捕后，能和鲁迅、党组织取得联系，也是通过了周建人。其间，他在鲁迅的带领下，还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勇敢地投入了营救陈庚、罗登贤、廖承志等人的活动。
与此同时，鲁迅对三弟工作上和生活上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他知道周建人因为娶了羽太信子的妹妹为妻，“所得的薪水，每月也要被八道湾逼去一大半。”为了调剂三弟一家的生活，鲁迅每周末要准备一桌丰盛的晚餐，款待周建人夫妇。后来周建人由北四川路搬进了法租界，回去的路远了，总是由鲁迅掏钱雇车将他们送回。在孩子们的学杂费、医药费等款项上，周建人也都得到了大哥的慷慨周济。1932年初，王云五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后，实行大批裁员，周建人亦未幸免。为了这件事，向来不愿求人的鲁迅，自当年三月到八月间，多次写信给老友许寿裳，托其央请蔡元培出面通融，最后使周建人得以复职。鲁迅的这般关心，使周建人在世态炎凉的社会少受了许多坎坷之苦。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病恶化而与世长辞了，周作人在北京接到讣电后，没有前来参加追悼会。他哪里知道，大哥时常在惦念他，为他担忧，一直在考虑如何帮助他摆脱劣境，可憾的是直到逝世，尚无妥善方法。对于周作人的退隐和沉沦，在上海的党组织也没有等闲视之。冯雪峰找到周建人，表示自己颇有意去接近周作人，希望周建人能从中沟通。同时，还有许多朋友因华北局势吃紧，也希望周作人能离开八道湾来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其他一些书局都表示愿意养他。面对着这些热忱的援助之手，联想到大哥生前的意愿，周建人不禁热泪盈眶，马上给远在北京的二哥写了一信，信中恳切地转达了大家的热望。谁知，这封信同鲁迅过去的撞壁一样，也遭到了周作人的冷落。自此，周建人也与周作人断绝了来往。
七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奉命南迁，校长蒋梦麟委托冯祖荀、孟森、钱玄同、周作人四教授留守北大。由于没了薪资收入，周作人只得整天埋入八道湾的苦雨斋里写他的小品。不久，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当时的伪教育总长汤尔和与周作人是同乡，为此竭力援引周作人出山。周作人再糊涂，也知道这事干系非小，心内疑虑重重。1939年元旦，两个自称是“中日中学”的学生持片来访时突然掏出手枪向周作人开火，子弹正好打在厚棉袍内的小棉袄的钮扣上，然后穿过破碎的钮扣打破了他腹部的表皮，虽然流血不多，但心中受到的惊悸却把周作人唬得半死。而后，周家宅邸的门口就被安上了岗。当时有一种说法，认为日本人对不甘自投罗网的人多是采用这种软硬兼施的方法，对周作人是否也用了此策，笔者不敢妄加定论，但至少到了当年的八月，周作人正式下水附逆，出任了北大文学院长，而后又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自此在伪政权的陷井里越陷越深，终于到了“洗也洗不清”的地步。其间，他固然也做过一些类似掩护和资助参加冀东暴动的地下党员这样的好事，但汉奸文人的污点却是永远也无法洗脱了。
1945年9月，“肃奸”运动开始，军统奉命逮捕汉奸，当晚就向周作人宣布了逮捕令。周作人被解往南京，由首都高等法院审理。据说：“亏得教育部长朱家骅、原北大校长蒋梦麟从中周旋，并出示了当初委托周作人留守学校、保管财产的证明，才使对他的判决由死刑改为十四年有期徒刑。一直到1949年1月，周作人才被开释出狱。然而，也就是在他最灰暗的日子里，周建人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是兄弟一场，由于后期与大哥在亲疏上的差异，最后的得失竟是这样的迥然不同。
人毕竟不是草木，周作人在痛苦的反思中，恐怕也醒悟到了自己在兄弟相处中所犯的错误，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高，负疚也愈深，到了晚年，几乎是陷入了痴痴的眷恋之中而不能排遣。他在晚年所著的《知堂回想录》中，不知怎的又追述起了四十年前卧病西山事情。那一回，周作人患了肋膜炎，每到午后就发起了高烧，烧到晚间人几入昏沉。是大哥把他送进了医院，以后又让他去西山疗养，还不时抽身探望，并代他处理信件和诸般琐事。后来此书在香港报纸上连载，引起了国内外不少人士的关注，尤感奇特的是，在即将载完的当儿，周作人的思绪突然回溯到了童年，他写道：“大约是八岁以前，……那时在朝北的套房里，西向放着一张小床，这也有时是鲁迅和我玩耍的地方，记得有一回模仿演戏，两个人在床上来回行走，演出兄弟失散，沿路寻找的情状，一面叫着‘大哥呀，贤弟呀’的口号，后来渐渐的叫得凄苦了，这才停止。”读着这段寄意幽深的文字，使我不由地想起了先人在诉说童年时的种种寓意，比如，许多作家曾把它作为母爱的伙伴，用以来拯救堕落的人生。在这里，周作人是不是也用了这种含义，来洗刷自己后世的污浊，哀叹自己因衰老而无法蒙得重生的心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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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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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
http://baike.baidu.com/lemma-php/dispose/view.php/1004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