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化与经济发展关系

因：
北方农耕文明受到少数民族侵扰，人民南移，汉族的氏族大夫也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促进了南方经济发展。
成就：
1、黄道婆纺织术传入，纺织业兴起
2、农业曲辕犁、筒车、秧马的发明，带动了农业的生产
3、政治清明
4、战乱不堪，因为跨州连郡者数不胜数，大多想争夺江南这块肥肉。
影响：
从近代早期英国的经验来看，对工业革命至关重要的技术进步与基础科学的发展，二者基本上彼此无关。（注：Douglass 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W·W·Norton & Company （New York），1981年，第162页。）在通过读、写能力传播具体知识方面，识字率与工业革命之间的联系也不很紧密。（注：见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第150页。）换言之，由于普通劳动者在技术进步中并未起关键作用，因此他们的教育与经济发展并无直接的关系。此外，近代早期英国的经济制度性变革，也主要出自经营管理者阶层而非普通劳动者。因此总的来看，在近代以前的经济发展中，教育似乎并未发挥重要的作用。（注：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很低，大多不具备独立经营的能力。因此当他们从事生产时，或者是依赖强有力的行会来组织管理其生产活动，或者是在手工工场主或工头的指挥下从事单一的劳动。马克思在研究工场手工业时指出：“在工场手工业中，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他并引用弗格森的话说：“在最少使用脑筋的地方，工场手工业也就最繁荣。”在18世纪中叶，某些手工工场甚至宁愿使用半白痴来从事某些简单的、然而构成工厂秘密的操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23卷，第400-401页）。而他们之所以不具备独立经营的能力，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缺乏起码的读、写、算的能力。）
然而，近代早期英国经验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情况，对明清江南并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诚然，如同在近代早期的英国一样，对于明清江南的许多工匠和农夫来说，不会读、写、算，也照样能够生活下去。但是，如果我们对实际情况进行更深入的观察，就会发现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在两地确实颇有不同。这种不同是由两地经济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因此也可以说是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的产物。从以往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明清江南与近代早期英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集中表现在商业化水平方面。正是这个差异，使得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在两地变得颇不相同。
伊懋可（Mark Elvin）指出：用近代早期西欧的标准来看，明清中国的农村似乎是“过度商业化”了。（注：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1973，第277页。）其结果，是如柏金斯（Dwight Perkins）所指出的那样，早在近代以前很久，中国农民就不仅在为市场而生产，而且掌握或了解抵押、地契、信贷和利息等商业活动的基本知识。（注：Dwight Perkins eds：《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1975年，第6页。）不过严格地说，他们的这些结论主要适用于经济发达的中国东部地区，而其中又以江南为最。此外，用近代早期西欧的标准来看，明清江南不仅农村经济高度商业化，城镇经济也高度商业化。由于江南城乡经济都高度商业化，因此从事商业活动所要求的各种基本能力也成为进行经济活动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读、写、算是从事任何商业活动的基本能力之一。道理很简单：在商业活动中，记账和算账是最基本的日常工作。但是正如明代商人书《商贾醒迷》谆谆告诫的那样：“出纳不问几何，其家必败；算计不遗一介，维事有成”，“临财当恤，记账要勤”（注：收于李晋德：《客商一览醒迷》，第312、328页。）。因此即使是最简单的记账和算账，也需要有起码的读、写、算能力。由此而言，哪怕是从事简单的商业活动，也非具备一定的读、写、算能力不可。（注：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前引《警世通言》中关于宋金的故事。只有“会写会算”，才能在商业活动中找到饭碗。）
明清江南经济的高度商业化，因江南特有的经营方式而变得更加突出。众所周知，明清江南工农业的基本生产单位是以个体家庭为基础的小农场和小作坊。这种小农场和小作坊由农民和工匠独立经营，生产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同时在整个经济高度商业化的背景下，其经营活动也紧密地与市场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些小农场与小作坊中的主要劳动者，同时也兼为经营者、管理者和商人。对于这种集生产者、商人和经营管理者于一体的小农和小作坊主来说，他们每天都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商业活动，例如购买生产资料、出售产品、计算成本与利润、订立合同与契约、换算货币（钱、银），以及进行雇工、借贷、典当、抵押、交租、纳税乃至商务诉讼等活动。而进行这些活动，都需要起码的读、写、算能力。因此，起码的读、写、算能力是他们日常经济活动的基本能力。如果不具备这些能力，即使体力强健、手艺高超，也只能受雇于他人。而在明清江南，农业中的雇工并不常见，而工业中的雇工主要来自外地。江南本地人，绝大多数是自主经营的小业主（小农和小作坊主）。独立经营一个小农场和小作坊，并不像过去许多学者所想像的那样简单。明清江南的小业主，也决不都是以往许多史家所想像的那种可怜、保守、墨守成规、没有文化的单纯劳力。即使在农业活动中，对于读、写、算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前引江南“乡民习耕作，男子七八岁时亦从师读书，有暇则斫草饲羊，或随父母作轻便工”，“子弟就塾，率十五罢就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江南小业主中的许多人（例如《警世通言》中的施复），颇富于进取心和具有“企业家精神”。对他们来说，读、写、算能力当然至为重要。即使是那些“胸无大志”、只求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小农与小手工业者，也必须具有相当的经营能力，才能在那种由“过度商业化”所导致的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生存下来。而起码的读、写、算能力乃是这种经营能力的基础。不仅商业活动需要读、写、算能力，而且工业活动也需要这些能力。（注：例如，明清江南城市有为数众多的染坊从事纺织品的染色。这些染坊使用的技术，可见于成于嘉庆、道光年间的《布经》。该书可称为清代苏州染布行业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大全，所记载的通过媒染、套染获得的色名多达90余种，有详细工艺配方的蓝色以外的“杂色”达70余种。不仅如此，这70余种配方都有多种原材料的用量配比。该书还在染色质量的检验方面列出了不少具体的评判标准（参阅范金民与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387页）。要掌握这些技术操作细节，就必须能够阅读《布经》一类的书籍；而要能读这类书籍，则非须具有一定的读、写、算能力不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实用数学知识在工业活动中的重要性，因为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全然忽视。众所周知，大多数工业生产活动都涉及到度量衡，而度量衡则以实用数学为基础。（注：明代数学家周述学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故其形体有长有短，有广有狭，有多有寡，有轻有重，是以立法名数以御之。度之以弓尺而长短广狭明，量之以斗斛而多寡审，权之以斤称而轻重晰；此度量衡三法，为数之纲也。”朱载堉也说：“夫物莫不有制，制莫不有则。规、矩、准、绳、度、量、权、衡，皆物之定制也。盖规以取其圆，矩以成其方，准以揆其平，绳以就其正，度以度其长短，量以测其多寡，权以审其轻重，衡以定其低昂。合是数者，然后谓之有制。”见周述学：《神道大编历宗算会》明伦类、总结类；朱载堉：《律学新说》卷四。均转引自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第343页。）因此对于自主经营的小手工作坊主来说，这些数学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在明清江南出现了许多关于各种经济活动知识的实用性读物，如《陶朱公致富奇书》、《万宝全书》、《四民必用》等商人书，《沈氏农书》、《补农书》、《耕心农话》等农书，以及《杵臼经》、《布经》等工艺书。其中的实用知识，对于那些想要扩大生产、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的农民和工匠，是必不可少的。要读这类书，当然需要一定的阅读能力。总之，由于明清江南的教育（特别是大众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获得基本的读、写、算的能力，因此这种教育的普及造就了大批能够自主地进行商业化生产的小农场主和小作坊主。
至于那些已经扩大了生产规模的业者（即经营地主和大型作坊主）来说，由于其经营活动更为复杂，因此所需的读、写、算能力也更高。不仅如此，为了经营他们的产业，还必需相当数量的“白领工人”为他们服务，充当各种层次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较大的工业企业（如大型油坊、碾坊、染坊、踹坊、冶坊、船厂等）或工业组织（如丝织业中的账房、棉纺织业中的布号等）中，都需要相当数量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供销采购人员。（注：例如从《龙江船厂志》可见，在大型造船厂的生产中，各种船只的设计、督造与质量检查，物料、人工及其价格的计算，船厂收支的财务平衡，等等，都有非常专业化的规定，需要有关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掌握十分专门化的业务知识。又，1930年代桐乡石门镇，在一个员工总数为46-48人的中型油坊中，就需要管理、供销人员11-13人（包括老大[总管]1人，老二[副总管]2人，出使朝奉[主管销售]1-2人，出差[采买原料]2-3人，账房1人，管作朝奉[记账、验收]2人，管作朝奉[总领班]2人），约占职工总数的1/4（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第3章。）而在较大的田庄上，往往也需要有专业的账房、采买等人员。这些管理、技术以及供销采购人员必须具有一定的读、写、算能力，才能掌握所需的专业知识和商业知识。同时，从明代中期起，江南农村经济中出现了一种新经营方式，即一些地主“企图把农业变成企业性的东西，并使用大量的雇佣劳动者”（注：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57年，第63-64页。）。其最出名的代表人物即是常熟的谭晓（即谈参）、涟川沈氏等。这种经营所需要的各方面知识远比一般小农为多，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出现了大量的农书。从农书中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自然有利于其事业的发展。
此外，即使就那些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而言，大众教育的普及也使他们能够在高度竞争的商业化环境中得以生存。周忱说：“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原因之一是“苏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处，屠沽贩卖，莫不能之”（注：周忱：《与行在诸公书》（收于《明经世文编》卷二二）。）。江南人之巧当然不是天生的。如果他们没有起码的读、写、算的能力，“屠沽贩卖，莫不能之”是不可能的。
这里顺便说一句，明清江南工农业中，小企业（即小农场和小作坊）占绝对的统治地位。这一情况，在过去被视为一种落后的现象。然而事实却是：与当时的大企业相较，小企业显然更富有活力，更能对付各种挑战。（注：例如，官营大企业在明初的江南工业中曾占有很大分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大型企业日益衰落。取而代之的不是民间大企业，而是民间小企业。在江南农业中，明代前中期还有一些大经营，以后日益减少，到了清代则已经少见。换言之，小型农场（即家庭农场）已占绝对优势。）而小企业之所以更富有活力，重要原因之一是江南拥有大批具有能够独立经营小型企业能力的人才。（注：当然还有其他更加重要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阅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第10、11章。）而在这些人才的培养和造就方面，教育的普及功不可没。从近代早期以来的经济史角度来看，富于活力的小企业是一种与西方发展经历中所体现出来的趋势非常不同的现象，或者说是一种中国特色。直至今日，小型企业在中国经济中仍然极富活力。由此而言，明清江南教育的普及和进步，对于后日江南经济成长模式的形成，也起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后，我还要说一句：正如我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若是为“近代至上”的偏见所蒙蔽，把古人看得愚不可及，那就无法真正了解过去。（注：李伯重：《控制增长，以保富裕：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为》，刊于《新史学》（台北）第5卷第3期（1994年）。）为了真正了解我们的过去，就必须破除这种“现代人对过去的傲慢与偏见”，实事求是地分析过去的情况。本文对明清江南教育问题的讨论，就是我在此方面进行的一个探索。当然，限于直接史料的匮缺，我在对明清教育问题的研究上仅能做到目前所达到的这一步。我希望借此引起学界同仁对此问题的进一步关注，以推进此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