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魏征大胆谏言,使得唐玄宗往后的朝政怎么样发展

2025-03-01 08: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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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对于稍微具有点中国历史常识的人而言，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大臣魏征的“感人”故事，恐怕都多少有些耳闻。李唐已降，李世民和魏征这两个人，一个作为能够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的“明君”形象，一个作为敢于直言的“谏臣”形象，已经被固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君贤臣直”的一个样板，不仅在庙堂之上广被推崇，即使在民间也一直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
　　公正地说，作为开一代气象、一手缔造了“贞观之治”盛世局面的唐太宗李世民，其在气魄、胆识和治国能力等诸方面，的确在中国的皇帝里面是屈指可数的。而其在对待魏征这样一个通常会被统治者视为“刺头”或者“乌鸦”的人物时，也确实表现出了一般的皇帝所不可能有的的度量。
　　众所周知，在李世民和魏征的关系问题上，有着很多十分感人的“段子”。其最高潮的部分则发生在魏征的晚年，也就是他逝前和病逝后的那些岁月。根据司马光在他主编的《资治通鉴》中记载：在得知魏征得病之后，李世民派出去询问病情和送药的人“相望于道”。即便是这样，皇帝仍然不放心，还专门派出中郎将李安俨长守在魏征的病床前，以便于有什么新消息能够及时报告皇帝本人。在魏征弥留之际，李世民甚至和太子等家眷亲自到魏征府上探望，并且当着魏征的面许诺要把衡山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叔玉为妻。
　　贞观十七年，魏征病逝。李世民命令百官中九品以上者都要去参加吊唁活动，特别准许魏征在昭陵下葬。在魏征下葬的时候，李世民登上皇宫里的西楼，望着送行的队伍失声痛哭。同时，还亲自给魏征书写了碑文。叙述至此，《资治通鉴》甚至不惜采用文学的手法，非常煽情地写道：“上思魏征不已。谓群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没，朕亡以镜矣！’”。
　　一个做大臣的竟然能够在其晚年享受到皇帝如此高的礼遇，我不知道魏征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是属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纵然不是，恐怕也绝对属于少数几个幸运儿之一了。中国的古语一向有云：“伴君如伴虎”，其含义无非是说君主都是些喜怒无常的家伙，弄不好就会以身饲虎，落得个身首异处、家破人亡的下场。但是，看看魏征所享受到的这些隆遇，这“伴君如伴虎”的规律似乎有例外的可能。我们不禁要问一句：难道这天下真的有一只白色的乌鸦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所能接触到的被史书所大力宣扬的李世民和魏征君臣之间的“感人”故事，仅仅只是全剧的“上半截”，并不是这个故事的最后结局，也并不是这个故事最富有戏剧性的部分！这个故事最耐心寻味的还在于其“下半截”。
　　李世民和魏征这个君臣故事的“下半截”发生在于魏征死后，其转折点在于魏征生前极力向皇帝推荐的两个人物——侯君集和杜正伦的身上。这两人一武一文，魏征在生前都曾经极力地向李世民推荐过他们，说他们有“宰相之才”，应当加以重用云云。可是，在魏征死后不久，这两个人先后都出了问题：侯君集因为谋反的罪名而被诛杀；杜正伦也因为向太子透露了皇帝要他暗自监督太子的秘密而被李世民赶出了长安。
　　魏征生前所器重的这两个人先后出了问题，魏征显然要负起“识人不周”的责任。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更为要命的是，种种迹象显示，这两个人之间在私下里似乎一直有着一种很亲密的关系！这就使得李世民开始怀疑魏征在世时对他们两人的极力推荐，可能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个可能的推断就是：他们三个是声气相投的私党。
　　在中国的**王朝体制下，任何一个皇帝的身边最不缺乏的向来就是那些善于察言观色、测度上意的小人。即令是英明如唐太宗者，也概莫如此。看到皇帝开始对魏征有了些看法，立刻就有人出来告诉皇帝说：魏征在世时经常把他的一些向皇帝进谏的言辞给负责记录皇帝言行的官员褚遂良看。事情也是明摆着的，褚遂良的那些皇帝“起居注”是将来写史书的重要资料，魏征把自己的谏辞给他看，很可能是想要在历史上增加些砝码。这种行为不免就有沽名钓誉和诋毁皇帝的嫌疑。
　　于是，李世民的**者喜怒不定的性格特征这时便完全暴露了出来，他立刻发动了对死后的魏征的大清算：首先，他收回了在魏征死前允诺的要把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叔玉的婚约；然后，亲自跑到魏征的墓前，砸掉了载有他亲自为魏征所写的碑文的石碑。总之，就差起魏征于地下抛尸问罪了。
　　至此，一段所谓的“谏臣”与“明君”的故事才算彻底划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从这个大结局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出这个典型的“谏臣”“明君”的故事，其实不过就是一个被刻意放大的神话而已。
　　魏征生前受到皇帝的倚重，死后被砸碑的遭遇，看似很富有戏剧性，出人意表之外。其实，只要是熟悉人性的弱点和****体制的特点，就可以知道魏征的最后的这个下场并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而是多少带有一些必然的因素。
　　表面上看，魏征自从宣武门之变后由旧主子李建成归顺到新主子李世民之后，其做事风格一直是犯颜直谏，很喜好在大庭广众之下和皇帝唱“对台戏”。而皇帝本人呢，好像也很喜欢这样直言不讳的作风，每次都“虚心”接受了这个臣子的教导。
　　但是，人性的弱点和****者的本性，决定了皇帝的这种胸怀绝对不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而只是被迫地在装装样子而已。实际上，还别说是一言九鼎的皇帝了，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又有几个愿意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喜欢别人在一边说三道四、絮絮叨叨呢？
　　在魏征和李世民双方的“博弈”中，由于李世民对魏征的所谓“进谏”，一再表示出“忍耐”甚至是“纵容”，必然对魏征形成正面的激励作用，促使魏征进一步对皇帝的施政举措乃至个人爱好指指点点。这样发展下去，他李世民纵然再英明神武、胸怀宽大，也难免不对他有那么一点敬畏的成分。
　　对此，《资治通鉴》记载的两个小细节，就很能说明问题。有一次，李世民想到华山去游玩，随从的车驾都已经准备好了，但因为魏征从这些车驾旁经过，而临时取消了这次安排好的华山之行。又有一次，李世民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代表上天来统治子民的皇帝对一个臣子竟然害怕到了这样的程度，而且是一个很有作为的英明神武的皇帝！这个魏征的下场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注定了的。魏征之所以没有在生前被清算，实在是因为他的运气真好，没有活到那一天罢了。
　　实际上，李世民想对魏征动手也绝对不是一天两天了。譬如，《资治通鉴》就公开记载说——
　　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惊问其故。后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
　　从这段记载完全可以证明，李世民对于魏征绝对谈不上什么发自内心的“喜欢”，而是一直耿耿于怀，想置其于死地罢了。他之所以没有动手，主要是因为他被长孙皇后这样的身边人架到了要做“千古明君”的宏伟构想中而不能自拔的缘故。很显然，保留这个“乌鸦嘴”魏征，就是证明自己清明的一面旗帜；而杀死这个魏征，笼罩在自己头上的那些苦心经营了很久的好名声，就有可能因此而扫地以尽。两者孰轻孰重，只要李世民的理性还在发挥着作用，他是很容易就能算清楚这笔账目的。然而，正如一只被机构所不断抬高的垃圾股的股价一样，尽管屡创新高，但早晚会出现“崩盘”的那一天。他李世民可以对魏征一忍再忍，甚至在魏征死后“猫哭耗子”式的做秀一番，但那种高高在上却被教训的压抑和羞辱，不可能永远被压抑下去，必然会在某一个时间和地点，因为某一件事情而彻底爆发出来，而且压抑得越久，爆发得越发猛烈。
　　这样看来，魏征的命运几乎从他敢于和皇帝抗颜争辩那一刻就注定了的，他是“逃过了初一，逃不过十五”。所以在最后，即使本人已经入土为安了，李世民还是没有放过这个生前多次让自己下不了台的老家伙，终于借着侯君集、杜正伦和褚遂良事件，给了死后的魏征一个最后的了断。千年以后的今天，当我坐在电脑前写作此文的时候，我犹然能够感受到此刻李世民在亲自砸掉魏征的碑文的那种巨大的快意来，由此也想到，魏征的那块石碑一定被砸得异常粉碎。此无他，新仇旧恨大爆发的必然结果而已。
　　由李世民最后对待魏征的态度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我们大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在****的体制下，是根本不可能有善终的直言进谏者存在的。在这种一人说了算的语境下，没有一个**者真的喜欢那种经常给自己提意见的人，他们打心眼里喜欢的注定是那种阳奉阴违、“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的奸佞小人。明乎此，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历朝历代的庙堂之上总是像严嵩一样的大奸巨恶得势，而像海瑞一样的忠臣总是被边缘化了。
　　由李世民和魏征这个“明君”和“谏君”的故事的“下半截”，不禁要说到“皇帝”这个狗东西。关于皇帝，这里要重提本人在旧作《鸦片于皇帝》一文中对于这个“文化怪胎”的评论，以为本文的结尾——
　　举凡皇帝者，根本就没有“昏君”和“明君”的区别，本质上，他们不是“王八蛋”，就是“龟儿子”，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全都是害国害民的**民贼！对待这个文化怪态，绝对不能存在丝毫的幻想，必须从根本上清算“明君情结”等有毒的思想，彻底走出过去的那种‘反**不反皇帝’的思想误区，将皇帝这个东西实实在在地丢历史垃圾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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