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性灵派”的首要人物是袁枚(1716—1798),世称随园先生。袁枚青年时期已很有才华,23岁举进士,入翰林院。34岁时辞官退居在南京小仓山的随园读书写作讲学。一生著述很多,弟子也很多。
性灵派是对袁枚论诗主张的称谓。与之观点相同的还有稍晚的赵翼、张问陶等人。袁枚认为作诗必须“独写性灵”。性灵说的基本观点就是作诗要抒写个人的性情,而且必须是真性情。他说:“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主张诗中要有“自我”。朱庭珍在《筱园诗话》中对“自我”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所谓诗中有我者,不依傍前人门户,不摹仿前人形似。抒写性情,绝无成见。称心而论,自鸣其天。勿论大篇短章,皆乘兴而作,意尽则止。我有我之精神结构,我有我之意境寄托,我有我之气体面目,我有我之财力准绳,决不拾人牙慧,落寻常窠臼蹊径之中,是谓诗中有我。即退之(韩愈)所谓‘词必已生’、‘陈言务去’也。”袁枚有一首绝句说:
独来独往一枝藤,上下千年力不胜;若向随园诗学某,三唐两宋有谁应?
袁枚的性灵说是对诗歌的一个简要总结。即使对于古代诗歌也应以此来衡量、来评价。他认为诗只能从有性情与无性情来区分,而不能用“唐诗”、“宋诗”来区分。他说:“诗分唐宋,至今人犹恪守。不知诗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国号。人之性情岂因国号而转移哉?”即便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们“赋诗作文,都是自写胸襟。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他认为,对于前代诗作,只要是抒写性情的都应学习借鉴。否则,不应盲目崇拜,无论是唐,是宋。
对于“诗必盛唐”的复古倾向,性灵派一直持反驳态度。他们发问,唐又学的谁?如果唐人学的都是《诗经三百首》,那怎么有唐的风格。宋湘有一首论诗绝句:
三百诗人岂有师?都成绝唱沁心脾,今人不讲源头水,只问支流派是谁。
宋湘所说的“源头水”是什么,就是存在于诗人心中的真情。唐诗、宋诗不也是从这源头来的吗?没有真情的诗就是无源之水。张问陶的一首绝句就点明了这个道理:
子规声与鹧鸪声,好鸟鸣春尚有情,何苦颟顸书数语,不加笺注不分明。
张问陶(1764—1814),四川遂宁人。乾隆时期进士,历任吏部郎中、莱州知府等职。后辞官居苏州虎丘,著作有《船山诗草》等。张问陶工书善画,尤以作诗著称。他非常赞同袁枚用真情作诗的主张。颟顸:糊涂不明事理。张问陶在另一首绝句中用自己作诗的体验讥笑那些没有真情的诗只能是装腔作势,既没有生命力也没有欣赏价值:
想到空灵笔有神,每从游戏得天真,笑他正色谈风雅,戎服朝冠对美人。
有些正统礼教的论诗者在谈及作诗需要真情时故意遮掩,认为那些儿女情长的宫体诗是“温柔乡语”、“害人心术”,选诗时一概不收,排斥在外。袁枚则认为“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性灵派主张的真情自然也包括男女之间的情爱之情,这种真情也是非常可贵的。
中国自古就有“诗言志”之说,好像不言志就不是诗。其实《诗经三百首》中有很多不言志的抒情诗。没有必要硬性规定诗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写什么题材好,什么题材不好;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有情趣的人和事很多,皆可入诗。袁枚“艳诗宫体自成一家”的论点在今天看来无疑是非常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