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礼仪故事

孔融让梨
孔融（153—208年），鲁国人（今山东曲阜），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他的文学创作深受魏文帝曹丕的推崇。据史书记载，也孔融幼时不但非常聪明，而且还是一个注重兄弟之礼、互助友爱的典型。
孔融四岁的时候，常常和哥哥一块吃梨。每次，孔融总是拿一个最小的梨子。有一次，爸爸看见了，问道：“你为什么总是拿小的而不拿大的呢？”孔融说：“我是弟弟，年龄最小，应该吃小的，大的还是让给哥哥吃吧！”
孔融小小年纪就懂得兄弟姐妹相互礼让、相互帮助、团结友爱的道理，使全家人都感到惊喜。从此，孔融让梨的故事也就流传千载，成为团结友爱的典范。

以诚相交
毛泽东与哲学家李达（1890—1966年）交往很深，两人同籍湖南，同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李达是武汉大学校长。他们在解放后第一次见面时，李达想改口喊“主席”，可又不习惯，便一连“毛主”了好几次，“席”字还是没有跟上来。毛泽东便说：“你主、主、主什么？我从前叫过你李主任吗（李达曾任中共一届中央局宣传主任）？现在我叫你李校长好不好？你过去不是叫我润之（毛泽东的字），我叫你鹤鸣兄吗（李达的字）？”
毛泽东和李达虽是挚友，但也常常发生争执。一次，两人面对面激烈地争论起来，李达激动得未吃饭就走了。毛泽东对在场的一位同志说：“今天我们两个老家伙很不冷静，这在你们青年同志面前示范作用不好。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毛泽东让这位同志通知李达再谈一次，并转告“六十而耳顺”的意思，感激李达的帮助。当李达同志听知了这些情况后，说“还是润之的气量大”。
两人之间的交往，毛泽东可谓“下交不骄”，李达则是“上交不谄”。充分体现了他们之间以诚相交的友谊。

巧合的论文
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在1838年就已经形成了进化论的观点，并陆续写成了手稿。他没有急于付印发表，而是继续验证材料，补充论据。
这个过程，长达20年之久。
1858年夏初，正当达尔文准备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时，突然收到在马来群岛从事考察研究的另一位英国博物学家华莱士（1823—1913年）所写的题为《论物种无限地离开原始模式的倾向》的论文，其内容跟达尔文正在考虑脱稿付印的理论著作一样。达尔文惊叹道：“我从未看到过比这件事更加显著的巧合，即使华莱士手中有过我在1842年写的那个草稿，他也不会写出一个较此更好的摘要来。”
在这个关系到谁是进化论创始人的重大问题上，达尔文准备放弃自己的研究成果，把首创权全部归于华莱士。他在给英国自然科学家赖尔博士的信中说：“我宁愿将我的全书付之一炬，而不愿华莱士或任何人认为我达尔文待人接物有市侩气。”
深知达尔文研究工作的赖尔坚决不同意达尔文这样做。在他的坚持和劝说下，达尔文才同意把自己的原稿提纲和华莱士的论文一齐送到“林奈学会”并同时宣读。
华莱士这才得知达尔文先于他20年就有了这项科学发现，他感慨地说：“达尔文是一个耐心的，下苦功夫的研究者，勤勤恳恳地搜集证据，以证明他发现的真理。”
华莱士宣布：“这项发现本应该单独归功于达尔文，由于偶然的幸运我才荣获了一席。”

70年不断的师生情
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周谷城和上海教育界的老前辈陈云涛70多年前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就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1921年，周谷城在湖南一师教新文艺、教育学。他一生信仰马列，是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诤友。在他的影响下，一些学生成为党的早期领导人。陈云涛就是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
几十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他们始终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双双进入古稀之年以后，这对师生几乎没能再见面了，但是陈云涛一直挂念着老师的健康，常托人带去问候。
1993年，金秋送爽的10月，有一天，趁风和日丽，92岁高龄的陈云涛老先生手拄拐杖，在家人的搀扶下，步履维艰地前去看望他的老师。走进周谷城的居室，陈云涛像天真的学生连呼：“老师！老师！”忙把一束鲜花献给座椅上的老师，祝愿老师寿比南山。当两位老人双手紧握时，大家都激动地淌下了热泪。陈云涛问：“记得老师您大我3岁，身体可好？”老师戴上老花镜，端详着他的学生，连声说：“变化不大，变化不大，还是老样子。”谈话把他们带回到72年前在湖南一师时的情景，时而微笑，时而兴奋，时而激动，时而长叹。是的，他们的生命长河已跨越了将近一个世纪，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见证人。这时，老师俯身摸抚着学生细细的双腿，一再嘱咐他“要多运动运动。”老师又请学生喝一杯人参饮料，还说常饮能延年益寿。学生谢谢老师的关心，要大家都保重，深情地说：“等老师百岁寿辰，我再来看您。”一句话引得老师开怀大笑起来。

程门立雪
杨时（1053—1135）是北宋时一位很有才华的才子，南剑州将乐人（今属福建）。中了进士后，他放弃做官，继续求学。
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俩是当时很有名望的大学问家、哲学家、教育学，洛阳人，同是北宋理学的奠基人。他们的学说为后来的南宋朱熹所继承，世称程朱学派。
杨时仰慕二程的学识，投奔洛阳程颢门下，拜师求学，4年后程颢去世，又继续拜程颐为师。这时他年已40，仍尊师如故，刻苦学习。一天，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杨时碰到疑难问题，便冒着凛冽的寒风，约同学游酢（1053—1123年）一同前往老师家求教。当他来到老师家，见老师正坐在椅子上睡着了，他不忍打搅，怕影响老师休息，就静静地侍立门外等候。当老师一觉醒来时他们的脚下已积雪一尺深了，身上飘满了雪。老师忙把杨时等两人请进屋去，为他们讲学。
后来，“程门立雪”成为了广为流传的尊师典范。

在一个国家中个人是主体。对于个人来说什么最重要呢？我想首先应该是具备文明素质，只有当每一个人都具备了文明素质，那么这个国家的整体素质才能提高。

不久前，曾看到这样一则报道，说的是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通用英语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公共场所的各种标语大多是用英语书写。但其中的一些文明礼貌的标语，如“不准随地吐痰”、“禁止吸烟”、“不准进入草坪”等却用中文书写。为什么呢？人家回答：“因为有这些不文明行为的大多数是中国大陆的游客。”为此，到新加坡考察的一位中学校长语重心长地说：“不文明行为也是国耻。” 不知大家是否记得，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国庆节后的天安门广场，随处可见口香糖残迹，40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上竟有60万块口香糖残渣，有的地方不到一平方米的地面上，竟有9块口香糖污迹，密密麻麻的斑痕与天安门广场的神圣和庄严形成了强烈反差。
以上的两个事例表明，文明其实是由细节构成的，反思我们的所作所为可见文明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在我们身边，在一部分同学身上，还存在着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例如，在我们的校园内、楼梯上总能见到与我们美丽的校园极不和谐的纸屑，教室里、校园内食品袋、方便面盒随处可见，甚至有的同学认为：反正有值日的同学和清洁工打扫，扔了又何妨；再例如有的同学在教学楼走廊上追逐打闹，走路推推搡搡习以为常；还有部分同学相互之间讲脏话、粗话，随意攀爬树枝，甚至还有个别同学故意损坏学校的公共财物。我们很多同学把文化知识的学习放在首位，而常常忽略了社会公德的培养，文明习惯的养成，而这恰恰从本质上展现出一个人的思想品质。事实上，良好的行为习惯，是保证我们顺利学习的前提，也是树立健康人格的基础。在学校没有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同学就可能目无纪律，不讲卫生，扰乱班级的学习环境。相反，如果我们养成了文明的行为习惯，学习环境就一定是良好的、有序的。我们知道：一个学校的学生具有良好的文明行为习惯，才能构建出优良的学习环境，创设出优良的学习气氛。现在，我们正处于人生中最关键的成长时期，我们在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将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我们自身的心理素质，而文明的行为就在帮助我们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质，同时也完善了自身的道德品质，如果我们不在此时抓好自身道德素质的培养，那我们即使拥有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于人于己于社会又有何用呢？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个懂文明、有礼貌的谦谦君子，然后才是成才，不能做一部单纯掌握知识技能的机器，而要成为一个身心和谐发展的人。文明就是我们素质的前沿，拥有文明，那我们就拥有了世界上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记得一位名人曾说：德行的实现是由行为构成的，而不是由文字。无数事例表明，走向事业辉煌、开创成功人生的关键是高尚的情操。代表民族未来的我们，需要学习和继承的东西有很多很多，然而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以什么样的精神风貌，什么样的思想品质和什么样的道德水准去接过人类文明的接力棒。

南开大学校长在镜子上写了一句箴言：“面必争，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装。” 作为一个中学生，我们必须明白自己的仪表起码必须符合学校的气氛和学生的身份，保持大方、得体的仪表，是对老师同学的一种尊重。

要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做文明中学生。那么请我们每一个人管住我们的口，不说粗话、不随地吐痰；管住我们的手，不乱扔垃圾、不打架斗殴；管住我们的脚，不践踏草坪。我相信，经过我们全体师生共同努力，一定会营造出一个文明美好的校园。试想假如全国每一个校园都共同创建文明校园，那么我们民族的整体素质将大大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将会大大加强，祖国的未来一定是繁荣昌盛、灿烂辉煌！

文明礼仪是我们学习、生活的根基，是我们健康成长的臂膀。没有了文明，就没有了基本的道德底线。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说的就是学习应先学做人， 学做文明人，学做社会人， 清洁环境，文明校园，从我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让文明礼仪之花在校园处处盛开。

最早的礼仪典籍是《礼记》，你去[西祠胡同]看看

张良
拜师，三顾茅庐，程门立雪，孔融让梨。

孔浓让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