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活动(不论体力或智力的)创造了艺术,艺术来源生活,而那些不朽而光辉,得以长存至今艺术形象,是人类活动在无边的历史长河的淘洗下,脱颖而出的精华。在同一时期,不同地方的人类文明以自己的社会形态、文化风格为原型,创造出了众多特点鲜明的艺术形象。在这些形象当中,堪称经典,为我们所熟知的两位,即本文将要讨论的夸父和普罗米修斯。在讨论他们之前,我必须不厌其烦地补充一点历史背景知识,这样将有助于文章的铺展和读者的理解。所以请耐心地读下去,肯定会有所受益。
如果我们假定,这两位曾经以人的形式,在大地上行走的话,那么他们大致生活在同一个历史阶段——公元前第三个千年至第一个千年之间。这个时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即由新石器时代向古代文明时期过渡。
在这个伟大的变革时期,因为灌溉农业、金属冶炼,和牛耕农用动力的产生和推广,古代文明首先在中东破土而出,然后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向各地传播。在这一时期,中东出现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东边,黄河流域出现了中华文明的雏形,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古印度文明;在西边,埃及文明诞生于尼罗河流域,地中海的波涛和美丽的克里特岛是孕育米若斯文明的摇篮。紧接着,在亚欧大陆的古代文明之后的,是中美洲的古老文明。这是一段古代文明焕发活力,欣欣向荣的时期,也是一部反映人类挑战自我,突破自然限制的伟大诗篇。从新旧石器时代的蛮荒中苏醒过来的人类,仿佛是受到文明之火的启示,他们睁开双眼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向强大无边的自然发起挑战。现在看来,人类无疑是赢得了这场战争,他们成功地开辟了一片自然奇迹之外的广阔天地。但是,当时的人类决不会有这样的自信,在他们辛劳而短暂的生命中,一定充满着“人生苦短”的慨叹。在古代文明的发源地美索不达米亚,频繁而又无规律可循的可怕山洪,与反复无常的气候变化,时时刻刻摧残着那里脆弱的农业生产;而周边游牧民族军队反反复复的侵略、骚扰,又是破坏文明国家国计民生的一大威胁。翻阅苏美尔人的文献,我们看到他们用这样文字来抒写对人生感慨。
“只有人,寿命不久长,无论做什么,都如清风一扬。”
在可怕的自然力面前,我们的祖先是十分渺小的,但他们心中涌起的欲望又无法让他们在与自然的对抗中妥协,实际的情况是,人类已经没有退路了,在与天地进行的斗争中,他们必须放手一搏,哪怕这是一场必输的战斗。
古人是怎样看待他们与自然力的较量呢?
人类的神灵意识,贯穿着人类发展演变的历史。自然力量在他们眼里,化身成为无所不能的神灵,步入文明时代的人类向自然发出的挑战,实际上就是在挑战新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心中不敢逾越的权威——神灵。神界与人界分异的产生,其实是非常合理的,我们无法想象,绝大多数古人会忽视神灵的存在。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对自然力量的惧怕,人类才需要神——那是一种强有力的依靠,不论他降灾还是赐福,都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
进入文明阶段的人类没有对神灵的存在产生怀疑,他们依然要仰赖对神灵的信仰才能生存,但与新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不同,那时的人类已经敢于接近神灵,去获取神灵的智慧。我们都知道巴别塔的故事,骄傲的国王集合天下能工巧匠,想要造就一座通天的高塔,结局自然是神战胜了人类,浩大的工程最终在神的干预下半途而废。这个故事体现了人类对神灵态度的转变,尽管结局是人类遭受了失败,但那种敢于接近神灵、触犯神灵的勇气,是那个时代人类文明所共有的特征,也是众多艺术形象不可或缺的精神。先民们创造的这些伟大的艺术形象,多是以挑战不可战胜的神灵为开始,以主人公受到神灵惩罚的苦难为结束,体现了充满磨难而又百折不饶的人生这一悲剧性的主题。伟大的悲剧是人类艺术史上的巅峰,悲剧背后所体现出的人性光辉,甚至超越了其在美学上所能达到的成就。
“宇宙心灵所怀蓄的矛盾,在他看来显然是由于种种不同世界的交错混乱,譬如说,神界与人界,这两者分别来说都是合理的,但是,正因为它们分庭抗礼,所以势必各因其个性而经受痛苦。当个人英勇地努力追求共性,当他试图跨过个性的界限,从而使自己变成唯一的宇宙生灵时,他定必经受那隐藏在万物本质中的原始矛盾,也就是说,他越轨了,因此受苦。”
——尼采 《悲剧的诞生》
普罗米修斯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形象,他虽然是一个神,但他更像是一个在大地上行走的人类,在对待火的立场上,他和人类是一致的。这样一个为人类的利益奋斗而不惜背叛自己身份的神灵,我们不妨就把他看作人类中的一位勇士。
当人类走出蛮荒,努力地征服自然,想要在世界上拥有自己的位置时,他们就已经从内心深处与自己的神灵决裂了,客观地承认神人二界的分野,只会加速这种决裂的发展。面对生存环境的艰险,文明人不会寻求妥协,正因为这名正言顺的分界,造就了人类与神灵分庭抗礼的局面。用尼采的话来说,就是人类跨越个性的限制,去追求共性的过程,人类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使自己成为宇宙中唯一的生灵。但是这种疯狂的行为,又是对神灵权威的冒犯,越轨者必遭受苦难,他会为其所作所为付出痛苦代价。而这就是其悲剧之所在,冒犯神灵的权威会招致灾难,但为了人类共同的利益,普罗米修斯这样的英雄必须去犯。他做了,神灵不会给他好果子吃;他不这样做,人类将遭受灭顶之灾。普罗米修斯的人生悲剧,就这样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人眼前!
无独有偶,在遥遥相隔万里的东方,黄河流域养育下的中华文明也诞生了这样一位伟大的人,他就是夸父,那位手持拐棍,只身追寻太阳的巨人。
与希腊人埃斯库罗斯所写故事的背景相同,夸父生活在一个极端寒冷的年代,鹅毛大雪漫天飘洒,遮蔽了太阳火热的脸庞,给行走大地上渺小的人类带去了无边的寒冬长夜。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巨人夸父表现出了与普罗米修斯相媲美的勇气,告别族人,他要去寻找太阳,为了让太阳回到族人身边,他必须说服这位力量强大的“神灵”。这一情节的设置,与普罗米修斯为救人类而盗取神火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两个故事稍有不同的地方,只在故事的结果。
普罗米修斯盗取了神火,也受到了惩罚,宙斯把他悬挂在峭壁之上,派巨鹰日日啄食他的肝脏。夸父的结局是死亡,他长途跋涉,历经艰辛来到了太阳面前,对他说出了自己的诉求,然后悲壮地倒下。两位代表着人类利益去冒犯神灵的英雄,一个得到的是万年的折磨,另一个则面对生命的终结。普罗米修斯成功地获得神火,使温暖重回人间;而夸父没有带回他所渴求的太阳,他的同胞并没有获得解放。
但是结局不言自明,在逆境中生机勃勃的人拥有不可战胜的力量,巨人夸父所表现出来的超凡勇气,预示着人类将克服一切艰险,创造出光明璀璨的未来。在故事最后的部分里,夸父丢在地上的那根拐杖,化作了一片美丽的树林,树上结满了甘甜的果子。这个美丽的地方,后来成为了一代又一代行者追寻不止的所在。个人认为,夸父追日这个悲剧故事,比起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在对结局的艺术处理上要技高一筹。总之,夸父与普罗米修斯这两位人类英雄的悲剧形象,是人类在历史上试图超越自我,战胜自我,挑战极限过程的完美写照。在中国,与他们相类似的艺术形象还有填海不息的精卫,和开天辟地的盘古。他们在悲剧中诞生,在悲剧中寻找超越的动力,亦在不竭的奋斗中得到永恒的生命。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设想,应该把夸父的形象作为我们民族精神的标志,中华民族在近代的发展充满着挫折和艰辛,只有保持最大的勇气才能支持我们在逆境中前行。我呼唤当代的夸父,那坚定的巨人,能够忍受大众的奚落和嘲讽,向着那美好而渺茫的希望之林前进,哪怕等待前方的是死亡,也能顽强的前行,为了人类的幸福,挑战那不能超越的极限。
尼采的第一部著作是《悲剧的诞生》,他提出了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日神的光辉使万物呈现出美的外观,制造一种幻觉,酒神象征着情绪的放纵,它的一种状态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颠狂状态。我们都很喜欢听音乐,而音乐正是日神与酒神精神的一种综合情绪的表露。尼采认为,看悲剧时,"一种形而上的慰藉使我们暂时逃脱世态变迁的纷扰",通过个性的毁灭,我们反而感觉到世界生命意志的丰盈和不可毁灭,于是生出快感。现实的苦难化作了审美的快乐,人生的悲剧化作了世界的喜剧,肯定生命,连同它必然包含的痛苦与毁灭,与痛苦相嬉戏,从人生的悲剧性中获得审美快感。这就是酒神精神的要义。
日神精神就是沉湎于外观的幻觉,反对追究本体,酒神精神却要破除外观的幻觉,与本体沟通融合。前者用美丽的面纱遮盖人生的悲剧面目,后者揭开面纱,直视人生悲剧。前者教人不放弃人生的欢乐,后者教人不回避人生的痛苦。前者迷恋瞬时,后者向往永恒。日神精神的潜台词:就算人生是个梦。我们也要有滋有味地做这个梦。不要失掉了梦的情致和乐趣;酒神精神的潜台词是:就算人生是幕悲剧,我们也要有声有色的演这幕悲剧,不要失掉悲剧的壮丽和快慰。
尼采认为权力是生命意志的最高目标,人生就是强弱权力意志的较量过程。这种权力意志实际上就是用酒神精神改造过的"生命意志",征服异已,使之成为自己生存,发展的工具,这是生命的原则。因此他将人分为天才和流氓。一个能否对人和持审美的态度,是肯定人生还是否定人生,归根到底取决于内在生命的强成衰弱。他还宣称"上帝死了",号召打破偶象,破坏陈腐的传统观念,提倡狂放不羁的酒神精神。
自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