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最早饮茶起因
1、祭品说:这一说法认为茶与一些其它的植物最早是做为祭品用的,后来有人偿食之发现食而无害,便“由祭品,而菜食,而药用”,最终成为饮料。
2、药物说:这一说法认为茶“最初是作为药用进入人类社会的。”《神农百草经》中写到:“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3、食物说:“古者民茹草饮水”,“民以食为天”,食在先符合人类社会的进化规律。
4、同步说:最初利用茶的方式方法,可能是作为口嚼的食料,也可能作为烤煮的食物,同时也逐渐为药料饮用。
中国饮茶的历史大约有两千年,始于西汉
中国饮茶始于西汉有史可据,但在西汉时期,中国只有四川一带饮茶,西汉对茶作过记录的司马相如、王褒、杨雄均是四川人。
两汉时期,茶作为四川的特产,通过进贡的渠道,首先传到京都长安,并逐渐向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陕西、河南等北方地区传播;
另一方面,四川的饮茶风尚沿水路顺长江而传播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从西汉直到三国时期,在巴蜀之外,茶是供上层社会享用的珍稀之品,饮茶限于王公朝士,民间可能很少饮茶。
扩展资料:
最初茶叶作为药用而受到关注。古代人类直接含嚼茶树鲜叶汲取茶汁而感到芬芳、清口并富有收敛性快感,久而久之,茶的含嚼成为人们的一种嗜好。该阶段,可说是茶之为饮的前奏。
随着人类生活的进化,生嚼茶叶的习惯转变为煎服。即鲜叶洗净后,置陶罐中加水煮熟,连汤带叶服用。煎煮而成的茶,虽苦涩,然而滋味浓郁,风味与功效均胜几筹,日久,自然养成煮煎品饮的习惯,这是茶作为饮料的开端。
然而,茶由药用发展为日常饮料,经过了食用阶段作为中间过渡。即以茶当菜,煮作羹饮。茶叶煮熟后,与饭菜调和一起食用。此时,用茶的目的,一是增加营养,一是作为食物解毒。
《晏子春秋》记载,“晏子相景公,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又《尔雅》中,“苦荼”一词注释云“叶可炙作羹饮”;
《桐君录》等古籍中,则有茶与桂姜及一些香料同煮食用的记载。此时,茶叶利用方法前进了一步,运用了当时的烹煮技术,并已注意到茶汤的调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饮茶百度百科-中国饮茶史
人为什么要喝茶
中国人饮茶的历史有多少年了,我们现在还无法具体地考证。但是,人饮茶的原因还是从诸多的文献中找到答案的。
茶的发现从药开始
茶的最早发现与利用,是从药用开始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晋张华《博物志》也同样有“饮真荼,令人少眠”的说法。陶弘景《杂录》中所说“茗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君服之”。其实对丹丘子饮茶的记载还有早于此的汉代的《神异记》: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栖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丹丘子为汉代“仙人”,茶文化中最早的一个道家人物,历史上的余姚瀑布山为产茶名山。因此“大茗”与“仙茗”的记载亦完全一致。这几则记录中的“荼”与“茗”,也就是今天的茶。更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早在晋代郭璞在注解《尔雅》时,即解说:(茶)树小如栀子,冬生叶,一名葬,蜀人名之苦茶。此中所谓“蜀人”之记载,即可视为饮茶习俗在古巴蜀的最早萌芽。还有西汉壶居士在《食忌》中所说:“苦荼,久食羽化。”都说明茶开始时被利用是和药联系起来的。
荼与茶通,是唐显庆年间苏恭、长孙无忌等人详注《唐本草》定荼为茶以前茶的异体字。有关荼的最早的正式文献记载是《诗经》,其中共有多处提到荼字,如《邶风·谷风》中的“谁谓荼苦,其甘如荠”,《郑风·出其东门》中的“有女如荼”,《豳风·七月》中的“采荼薪樗”,《豳风·鸱鴞》中的“予所捋荼”,《大雅·绵诗》中的“堇荼如饴”,和《周颂·良耜》中的“以薅荼蓼,荼蓼朽止”,意思分别为苦菜、茅花和陆地秽草,与后来用于饮用的茶并无非常明显的联系。茶之进入饮食的确切事实当在汉代,王褒《僮约》中有“武阳买荼”、“烹荼尽具”语,烹当然是为了食的。此外据《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引,成书于三国魏的字书《广雅》中有这样的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可见茶之最早进入饮食,正如后来陆羽所说是从加入葱、姜、橘皮等物煮而作茗饮或羹饮,形同煮菜饮汤,用来解渴或佐餐,饮食兼具,还不是单纯的饮品。所以唐时尚有“茶之为食物,无异于米盐”的说法。茶成为纯粹的饮品大抵是在唐中期陆羽《茶经》之后,由于陆羽及其《茶经》的提倡和引导,人们在茶中的添加物才逐渐减少,茶也才慢慢地变成单纯的饮品。可见,茶最初进入饮食是食饮兼具或药用的物品,而当茶用作食物时,与礼等庙堂文化毫不相干。
饮茶是一种艺术
皎然,俗姓谢,字清昼,湖州长城卞山(今浙江长兴)人,中唐著名诗僧。他认为,品茶是雅人韵事,宜伴琴韵花香和诗草。他在《晦夜李侍御萼宅集招潘述、汤衡、海上人饮茶赋》中说:晦夜不生月,琴轩犹为开,墙东隐者在,淇上逸僧来。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栽,风流高此会,晓景屡徘徊。这场茶宴中有李侍御、潘述、汤衡、海上人、皎然,其中三位文士、官吏,一个僧人,一个隐士,以茶相会,赏花、吟诗、听琴、品茗相结合。陆羽、陀然、皇甫兄弟留下的茶诗或品茶联句甚多,可见在唐代,虽然也强调茶的清行俭德之功,但并不主张十分呆板。唐代《宫乐图》中,将品茶、饮馔、音乐结合,亦颇不寂寞。
宋代饮茶环境各阶层观点不同。朝廷重奢侈又讲礼仪,实际上主要是“吃气派”。有礼仪环境,谈不上韵味。民间注重友爱,茶肆、茶坊,环境既优雅,又要有些欢快气氛。文人反对过分礼仪化,尤其到中后期,要求回归自然。苏东坡好茶,以临溪品茗,吟诗作赋为乐事。元明道家与大自然相契的思想占主要地位。尤其是明,大部分茶画都反映了山水树木和宇宙间广阔的天地。中国人所以把品茗看成艺术,就在于在烹点、礼节、环境等处无不讲究协调,不同的饮茶方法和环境、地点都要有和谐的美学意境。元人《同胞一气图》画了一群小儿边吃茶边烤包子。使人既感受到孩童的可爱和稚气,又体会“手足之情”。倘若让这些孩子正襟危坐,端了茶杯摇头晃脑地吟诗,便完全没有韵味了。所以,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都有幽雅的茶室或清风明月。“俗饮”未必俗,故作风雅未必雅。
若说品茶是形式,那么读书吟诗则必是内容了。白居易就有:起尝一碗茗,行读一行书”,“夜茶一西杓,秋吟三数声”,“或饮一瓯茗,或吟两句诗”,“或饮一盅茶,或吟诗一章”。可见吟诗读书与品茶是何等的须臾不离。他的好友刘禹锡在《酬乐天闲卧见寄》中更是开门见山:“诗情茶助兴!”陆游是写茶诗的高手,据有心者统计,其《剑南诗稿》中涉及茶事的有320首之多。杨万里虽也嗜茶如命,但他绝非仅是口腹之贪,他追求的是味外之味,其《习斋认语讲义》就有:读书必知味外之味,不知味外之味,而曰“吾能读书”者,否也!故曰:“谓茶苦,其甘如荠!”吾取以为读书之法。
中国各阶层人都有自己的茶艺,各种茶艺都要适合自己特定的生活环境和精神气质。这样,才能真正体会茶的作用。因此,评定茶艺高下很难一概而论,只有从相关的人事、景物、气氛及茶艺手法中综合理解,方能得中国茶道中的艺术真谛。中国历史上,好的茶人往往都是杰出的艺术家,唐代的饮茶集团,五代的陶毂,宋代苏轼、苏辙、欧阳修、徽宗赵佶,元代赵孟頫\\\,明代吴中四杰,清代乾隆皇帝乃至近代文学大家,都是既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艺术造诣又懂茶理的。可见,中国人饮茶称为“茶艺”并非自我吹嘘、夸张之词,而确实在烹饮过程中贯彻了艺术思想和美学观点。
品茶求道
古时有人向高僧问道,高僧只说“吃茶去”三字。究竟到何处吃?吃什么茶,什么时候去,都无交代。据闻求道的智者竟对此三字深有所悟,这可以让我们得知,茶与中国的道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1.茶道之清:清,也就是无杂。古人认为,喝茶本是雅事,因而与俗人饮茶是有违茶的清的精神。因此而引申出来了品茶即品人,茶品即人品之说。饮茶活动力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而提升个人修养。就茶道来说,在历来的文章中讲静多于讲清。因静是清的结果,静比清来得更为直接更为表面化。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所写:“茶之为物……冲淡闲洁,韵高致静。”韦应物所写的“性洁不可无,为饮涤烦尘”皆是写茶之性本洁,而饮茶之人必须性清才能相得益彰。试想本是雅事,品茶之时却仍想着蝇营狗苟之事,岂不败兴。所以说茶道的精神之一应当是——清。
2.茶道之“真”:中国茶道在从事茶事时所讲究的“真”,不仅包括茶应是真茶、真香、真味;环境最好是真山真水;挂的字画最好是名家名人的真迹;用的器具最好是真竹、真木、真陶、真瓷,还包含了对人要真心,敬客要真情,说话要真诚,心境要真闲。茶画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认真,每一个环节都要求真。
3.茶道之和:在茶道中和主要表现在中和,人和、和气、和谐、和悦等几个方面。
俗话说水火不能相容,但在茶道中水火不仅相容,而且是相得益彰。“风能兴火,火能熟水。”当然这也只是“和”在茶道中的一种最为简单直接的表现,亦是最为朴素的天地和谐的表现。
在茶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和”则是表现人与人之间,人与事之间、人和物之间的和谐和悦。这一点在古往今来有关茶道的著述中提得也是最多。如明代许次纾在他所著的《茶疏》中对人的要求是 “夜深共语,洞房阿阁,宾主款狎”,明代冯可宾也有“茶宜:佳客会心文童”的要求。在不宜中许次纾认为:人事忙迫和相宜之事相违背的都不可;冯可宾在茶忌中则认为:主客不韵忙冗。此皆有背“和”的宗旨。人和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之美,而饮茶则使这种美益甚。人和则生和悦之情。心情和悦则人世间是万事万物都会因此而彰显和美之意。这就是“和”的最终作用,亦是最主要的作用之一。
4.茶道之“净”:茶道之净的境界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说,一就是饮茶环境的净,另一个就是饮茶茶具的净,只有这两条做到了才能真正地做到茶道的境界,才能真正享受品茗带来的乐趣。我们再来看前人对于饮时“净“的高论。
茶宜 明窗净几 轻阴微雨 小桥画舫 茂林修 竹小院焚香;
茶忌 恶具 主客不韵 冠裳苛礼 荤肴杂陈 案头多恶趣。
从以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古人对饮茶的环境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所以在此我们把“净”作为茶道的主旨之一,这并非是空穴来凤。
5.茶道与人性:儒家思想的主张是崇尚礼乐,他们在人们日常的品茗中亦发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从中挖掘出了处世的进退之道。
早在南北朝以前更早的时期,茶就被用在祭礼之上。茶道重礼,这和儒家重礼异曲同工。陆羽甚至认为,在进行茶道时,“二十四器缺一,则茶废矣”。茶道礼仪之严,可见一斑。
我国自唐朝以来,宫廷中的重要活动(春秋大祭、殿试以及举行的群臣大宴等等)都有一定的茶仪茶礼,以示尊重。进入宋代,儒家更将茶礼引入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就是所谓的家礼之中。如普通家庭中的婚丧嫁娶修屋筑路待客等大事,无不举行茶礼。甚而有“无茶不成礼”的说法,客来敬茶的说法也是因此而来,由此可见儒教的礼制在当时社会的影响之深入。
儒家认为饮茶可以使人清醒,更可以使人更多的自地,可以养廉(茶以养廉),可以修身,可以修德。
品茶一旦上升到了与人格节操相对应的高度,也就是对茶的清淡宁静品格的欣赏十分和谐地统一起来了。人品和茶品的高度统一,就无意中达成了心灵与自然的自然契合,这正是儒家所要求的“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6.茶道与境:古人对饮茶品茗的环境要求也是相当高的。人不能多(人多曰施),亦不能杂,境要清幽,干净整洁为佳。欧阳修在其《尝新茶》一诗中,记他得到朋友馈赠的新茶而不用来待客时,有“泉甘器洁天色好,坐中拣择客亦佳”之句。很显然,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中,对品茶的环境也是有相当要求的。从欧阳修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欧阳修对品茶的环境诸如天气、品茶地景色,饮茶的人(须佳客),所用茶具(洁净),泡茶用的水(甘泉)的讲究是很高的。
到了明代,人们对品茶的环境要求日趋严格。冯可宾就有品茶的“十三宜”和“七禁忌”之说,所谓的“十三宜”是指:无事、佳客、幽坐、吟咏、挥翰、徜徉、睡起、宿醒、清供、精含、会心、赏鉴、文僮;“七忌”乃是:不如法、恶具、主客不韵、冠裳苛礼、荤肴杂陈、忙冗、壁间案头多恶趣。徐渭则说:“茶宜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寒宵兀坐,松月下,花鸟间,清白石,绿鲜苍苔,素手汲泉,红妆扫雪,船头吹火,竹里飘烟。”总而言之,都是反复强调在品茶时对茶、水、器、环境、人、心情等等的要求,颇合天地之道。
中国饮茶历史最早,陆羽《茶经》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早在神农时期,茶及其药用价值已被发现,并由药用逐渐演变成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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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我国历来对选茗、取水、备具、佐料、烹茶、奉茶以及品尝方法都颇为讲究,因而逐渐形成丰富多采、雅俗共赏的饮茶习俗和品茶技艺。本文旨在简单叙述饮茶方式和习俗的发展和演变,其大体可分为几个阶段:
春秋以前,最初茶叶作为药用而受到关注。古代人类直接含嚼茶树鲜叶汲取茶汁而感到芬芳、清口并富有收敛性快感,久而久之,茶的含嚼成为人们的一种嗜好。该阶段,可说是茶之为饮的前奏。
随着人类生活的进化,生嚼茶叶的习惯转变为煎服。即鲜叶洗净后,置陶罐中加水煮熟,连汤带叶服用。煎煮而成的茶,虽苦涩,然而滋味浓郁,风味与功效均胜几筹,日久,自然养成煮煎品饮的习惯,这是茶作为饮料的开端。
然而,茶由药用发展为日常饮料,经过了食用阶段作为中间过渡。即以茶当菜,煮作羹饮。茶叶煮熟后,与饭菜调和一起食用。此时,用茶的目的,一是增加营养,一是作为食物解毒。《晏子春秋》记载,“晏子相景公,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又《尔雅》中,“苦荼”一词注释云“叶可炙作羹饮”;《桐君录》等古籍中,则有茶与桂姜及一些香料同煮食用的记载。此时,茶叶利用方法前进了一步,运用了当时的烹煮技术,并已注意到茶汤的调味。
秦汉时期,茶叶的简单加工已经开始出现。鲜叶用木棒捣成饼状茶团,再晒干或烘干以存放,饮用时,先将茶团捣碎放入壶中,注入开水并加上葱姜和桔子调味。此时茶叶不仅是日常生活之解毒药品,且成为待客之食品。另,由于秦统一了巴蜀(我国较早传播饮茶的地区),促进了饮茶知识与风俗向东延伸。西汉时,茶已是宫廷及官宦人家的一种高雅消遣,王褒《童约》已有“武阳买茶”的记载。三国时期,崇茶之风进一步发展,开始注意到茶的烹煮方法,此时出现“以茶当酒”的习俗(见《三国志.吴志》),说明华中地区当时饮茶已比较普遍。到了两晋、南北朝,茶叶从原来珍贵的奢侈品逐渐成为普通饮料。
隋唐时,茶叶多加工成饼茶。饮用时,加调味品烹煮汤饮。随着茶事的兴旺,贡茶的出现加速了茶叶栽培和加工技术的发展,涌现了许多名茶,品饮之法也有较大的改进。尤其到了唐代,饮茶蔚然成风,饮茶方式有较大之进步。此时,为改善茶叶苦涩味,开始加入薄荷、盐、红枣调味。此外,已使用专门烹茶器具,论茶之专著已出现。陆羽《茶经》三篇,备言茶事,更对茶之饮之煮有详细的论述。此时,对茶和水的选择、烹煮方式以及饮茶环境和茶的质量也越来越讲究,逐渐形成了茶道。由唐前之“吃茗粥”到唐时人视茶为“越众而独高”,是我国茶叶文化的一大飞跃。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在宋代,制茶方法出现改变,给饮茶方式带来深远的影响。宋初茶叶多制成团茶、饼茶,饮用时碾碎,加调味品烹煮,也有不加的。随茶品的日益丰富与品茶的日益考究,逐渐重视茶叶原有的色香味,调味品逐渐减少。同时,出现了用蒸青法制成的散茶,且不断增多,茶类生产由团饼为主趋向以散茶为主。此时烹饮手续逐渐简化,传统的烹饮习惯,正是由宋开始而至明清,出现了巨大变更。
明代后,由于制茶工艺的革新,团茶、饼茶已较多改为散茶,烹茶方法由原来的煎煮为主逐渐向冲泡为主发展。茶叶冲以开水,然后细品缓啜,清正、袭人的茶香,甘冽、酽醇的茶味以及清澈的茶汤,更能领略茶天然之色香味品性。
明清之后,随茶类的不断增加,饮茶方式出现两大特点:一,品茶方法日臻完善而讲究。茶壶茶杯要用开水先洗涤,干布擦干,茶渣先倒掉,再斟。器皿也“以紫砂为上,盖不夺香,又无熟汤气”。二,出现了六大茶类,品饮方式也随茶类不同而有很大变化。同时,各地区由于不同风俗,开始选用不同茶类。如两广喜好红茶,福建多饮乌龙,江浙则好绿茶,北方人喜花茶或绿茶,边疆少数民族多用黑茶、茶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