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就半部中国近代史的为什么会是湖南人

　自古以来，中央与地方“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在治乱之际，必有一革新国民之思潮自地方诞生，然而很快便会变成全国性的思想，近世湖南的政治启蒙即为一突出例子。自清季中叶以来，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回乡组建湘勇以对抗之，其勇武之形象，乡故之情谊，为湘人所自诩，而明亡之际的湖南哲学家王船山，对湖南一省有志于革新一地民风的有识之士，尤其关键。湘人近世之政治革新运动，从湘军将领带动的洋务运动、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黄兴创建的华兴会，到民国初年的湖南自治运动等，都有坚实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在中国近代史上，确实较少见到这样的例子。
　　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学者裴士锋，在《天国之秋》之后的这本《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试图梳理近世湖南的政治思潮。在此等论述阙如的美国学界，裴士锋的论述尤其触目。可以将本书所描述的近世湖南与传统论述中的近世广东，作为近世中国地方文化的不同典范来作对比（可参看魏斐德著作《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
　　近世湖南与广东的地方意识就如内陆与海滨的性格特征，后者深受外国思想和舶来事物影响，这种趋势在其他口岸开放地区如江浙沪一带也类似，而位处帝国边陲的华南地区尤其成为动乱温床。然而湖南一开始便以传统捍卫者自居，在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各省传教兴学的时候，湖南是他们无法染指的唯一省份，湖南民间社会对外国人的宗教尤其抵制，湘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且同乡情谊深厚，对外来事物一致抗拒，然一旦经同为湘人的官宦名贤推广，便蔚为一时之新风气。在湘勇镇压太平天国以后，郭嵩焘以王船山（王夫之）思想鼓励湘人接受洋学不要排外，与后来周汉仇外排洋心态，如出一辙，都是以湘人为本位。
　　王船山的思想被湖南人视为显学，然而湖南有识之士推崇他的原因不断在变。虽然王船山早年矢志反清，因为失败才潜心著述，可是最初湘军将领和郭嵩焘重新发掘王船山思想时，因为政治原因而隐讳当中的排满思想。起初《船山遗书》得以出版全赖曾国藩治下湘军之势力，而王船山的思想亦可以振奋兵力上居劣势的湘军，虽曾、左等人与郭嵩焘同样推崇王船山，但后来郭嵩焘比湘军将领更洞察到学习西方制度的重要性，而在谭嗣同的眼中，王船山的理想即为激发他那一辈人为实现地方自治和民主而努力。可见人们心中的王船山可以有天壤之别。
　　郭嵩焘死时虽未受清朝尊崇，但他却在湖南掀起崇拜王船山的风气，影响了另一位对近世中国发展举足轻重的年轻人谭嗣同。谭嗣同在刘人熙和欧阳中鹄的教育下接触王船山，年轻时虽大量阅读西方书籍，然最倾心的思想家仍是王船山。与主张与洋人和平共处、接受洋人制度的郭嵩焘相比，谭嗣同所掀起的革命和独立思潮，对清王朝有着摧枯拉朽的作用。裴士锋看到，郭嵩焘着眼于王船山的经世致用之学，而谭嗣同则从其《读通监论》中，找到民主思想的源头。谭的激进思想来自对湘军自满态度的批评，但他比郭的想法更激进，当中还可见赫胥黎《天演论》的薰陶。但谭对湖南最大的贡献是与唐才常、陈三立办学校、兴实学，甚至吸引梁启超到这里来讲学。至此，王船山思想除了作为湘人文化复兴的标志外，还激励湘人谋求独立自主，而另一位深受王船山影响的领袖唐才常，与留日湖南学生耳濡目染嘉纳治五郎的民族主义观，则催生了日后自立军及湖南革命军对抗帝制和袁世凯政府的传统。
　　从曾国藩以降，湖南诸贤莫不推崇王船山，他们自己也成为同省后辈学习的对象，当中师承关系及思想发展轨迹可谓错综复杂。裴士锋的书并不厚，却能条目分明地描述几十年间湘人思想及政治活动的变化，可谓难得。他对于王船山在不同著作中阐述的思想，固只能点到即止地讲述，但配合当时的局势，让读者窥探湖南诸贤的志向和思想对世局的影响，从中看出湖南思潮的发展脉络。王船山重视实学，视文韬武略为同等重要，这也影响了湖南人崇尚勇武的民风。作者强调民族主义是这场地区思潮发展的重要主题，作为中国读者，深知在中国历史中，地方意识谁都会有，然而正好是儒家思想让九州臣民承认有一共同语言、文化的华夏文明。在此一文明的哲学思想之中，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成为了大家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故此虽然书中经常提及哲人王船山以人为中心的形而上学，这其实与中国儒学的大方向没有太大分别。亦因为将人的角色放大到天地齐一，故而“以天下为己任”也成为中国人最终极的价值观。
　　作为美国的史学家，裴士锋或许明白儒家价值是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观念，可是他未必能像中国史家一样切身感受得到，故在描述湖南民族主义精神的发韧时，对于王船山的湖南人身份和精神传承似乎多有强调，却未能道破为何这种地方民族观一直在领导全国革新与一省独立自主之间挣扎。
　　当然，从湘军镇压太平军开始，湘人已开始走一条与广东人甚至全国同胞殊异的道路。近世湖南独立自主的思潮，表现出近世中华帝国秩序土崩瓦解之际，声称承继荆楚文化并处于中国腹地的荆湘，正在摸索自身的文明身份，湘人既不是魏斐德说的潜在地勾结洋人的华南社会，又殊异于周朝以来的中原文化，在地理上固然有其独特一面。作为中国人的一员，湖南人也有中国人某些矛盾而机巧的性格：在自身弱势时“主张湖南人负有引领中国其他人步入未来的天命”，在强大时则“主张湖南人该摆脱中国的束缚”，一如中国人既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自怨自艾，希图脱离这一腐朽的中华帝国主体；但面对外来者的时候又不得不提醒自己的国族身份。再者，传统中国人对于民族和国家的观念从来就很模糊又很有弹性。这很明显不是西方民族主义所能解释的思维，因为这不可能符合西方世界对于民族主义的解释：西方的“民族国家”源于罗马衰亡时入侵欧洲的日耳曼斯拉夫诸民族各自裂土建国，但中华帝国各省因为文化的共同遗产而将入侵和定居的民族都同化了。不管怎样，我们不能不佩服裴士锋，他从湘军到新中国领导者的省籍身份，扣问儒家传统下的地域身份认同，虽未能探索到中国历史与传统思想中最核心又最难阐述的观念，却又值得中国读者反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