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雎（(?—前255)，也叫范且（通假字，古时“且”通“雎”）《史记》中是“雎jū”字，有书为“睢 sui”字，评书家多读此音，字叔。战国时魏国人，著名政治家、军事谋略家。他同商鞅、张仪、李斯先后任秦国丞相，对秦的强大和统一天下起了重大作用。
周赧王三十二年(公元前283年)，燕将乐毅率燕、楚、魏、赵、韩五国兵马攻破齐国都城临淄，并一举略定齐国70余座城池，齐国仅剩下即墨和莒两座城池尚未攻破。齐湣王逃亡，被楚淖齿所杀。齐襄王在这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国势下，仓促在莒即位。后齐将田单力挽狂澜，智摆火牛阵，大败联军，力复70城，齐国这才免遭亡国，得以复兴。齐国蒸蒸日上的国势使当初随燕破齐的魏王坐卧不安，深恐齐襄王寻机报复。于是，魏王遣中大夫须贾出使齐国，议和修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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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襄王对魏使臣须贾很不礼貌，责问魏国反复无常，并说先王之死与魏有关，令人切齿痛心。须贾嚅嚅而无言，不能应对。这时，须贾身后站出一人，义正辞严地辩驳道：“齐湣王骄暴无餍；五国同仇，岂独魏国？今大王光武盖世，应思重振齐桓公、齐威王之余烈，如果斤斤计较齐湣王时的恩恩怨怨，但知责人而不知自责，恐怕又要重蹈齐湣王的覆辙了。”齐襄王听完这番不卑不亢、鞭辟入里的雄辩，不但没有发怒，反而心中暗自赞叹此人的胆识和辩才。他仔细地打量了一番眼前这个年轻人，什么也没有说。[2]
此人便是范雎。战国时期是一个游士和谋略家纵横捭阖的时代，游说成为当时士人升迁的重要途径。范雎虽欲周行天下，游说诸侯，一展平生所学，却因家境贫寒，既无钱作旅途之资，也没有托人引见之费。只好先在魏国中大夫须贾门下奔走效力，以此静观时变，等待时机，再谋出头之日。此番以随从舍人的身份随须贾前往齐国，见须贾被齐襄王数落得嚅嚅无言以对，这才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一来替主人须贾解围，二来维护魏国尊严。谁知祸从口出；范雎这番话给他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灾难，以致于险些送掉性命。
齐襄王退朝以后，脑海里总也抹不去朝廷之上仗义执言的那个年轻人的身影。当晚，他便派人劝说范雎留在齐国，以客卿相处。范雎义正辞严地拒绝道：“臣与使者同出，而不与同入，不信无义，何以为人？”齐襄王闻知，心中甚为敬重，特赐予范雎黄金十斤以及牛、酒诸物。范雎身在异国，肩负通使重命，岂敢擅自受用私馈之物，一再坚辞不纳。须贾身为正使，遭遇冷落，而随从却备受优惠，心中很不是滋味。范雎具实以告后，须贾令他封还黄金而留下牛、酒。范雎唯命是从。
回到魏国后，须贾对这事越想越生气，他把这次出使齐国之所以受到冷遇，全部归罪于范雎，并把范雎在齐国受到齐王厚赐的情况报告了魏相魏齐。魏齐大怒，命人将范雎抓来，严刑拷打。把范雎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肋折齿落，惨不忍睹。范雎惟恐性命难保，便屏息僵卧，直挺挺在血泊中不动，佯装死去。舍人误以为范雎已死，便去禀告正在饮酒的魏相。这时，魏相正喝得面红耳热，便命仆人用苇席裹尸，弃于茅厕之中，让家中宾客轮番向席中撒溺，故意凌辱范雎，以戒后人。范雎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只得咬牙强挺。待到天色已晚，范雎从苇席中张目偷看，见只有一名卒吏在旁看守，便悄悄地说：“吾伤重至此， 虽暂醒，决无生理。你如果能让我死于家中，以便殡殓，异日定当重金酬谢。”卒吏见其可怜，又贪利，便谎报魏齐，说范雎早已死去。酒酣中魏齐命仆人将范雎尸体扔到荒郊野外。范雎这才得以脱身。他乘夜爬回家中，让家人将苇席置于野外，以掩人之目；同时派人通知好友郑安平，帮助他藏匿在民间，后化名张禄，并嘱家人明日发丧。范雎果然没有估计错，第二天魏齐酒醒后，便疑心范雎未死，见野外仅存苇席，便派人至其家搜查，恰逢举家发哀戴孝，方信范雎的尸身为犬豕衔去，从此不疑。[2]
夜通秦使 下车避祸
周赧王四十四年(公元前271年)，秦昭王派使臣王稽出访魏国。此时的秦国，由于孝公、商鞅变法奠定了富国强兵的坚实基础，又经惠文王、武王、昭王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国势日益强盛。秦国有个传统政策，荐贤者与之同赏，举不肖者与之同罪连坐。因此，秦国的有识之士，都随时留意访求人才。
郑安平听说秦使臣来魏，认为时机已到，便身充贱役，去服侍王稽，想从中代为范雎通融。郑安平尽心侍奉，应对敏捷，没过几天便深得王稽的欢心。一天，郑安平想寻机试探王稽，借故来到王稽的房间。正巧王稽唤他近前讲话，郑安平不知何意，缓缓地走过去。王稽悄悄地问他：“魏国是否有贤人，愿与我一起归秦？”郑安平喜出望外，忙答道：“我乡里有个张禄先生，想要拜访使君，论述天下兴亡之事。只是有仇家在此，不敢白日造访。”王稽也不介意，连忙道：“白日不便，可在夜里来见。”
当天夜里，郑安平让张禄也扮做仆人模样，悄悄来到公馆，拜见王稽。两人就座，促膝畅谈天下大势，范雎指点江山，如在眼前。未待范雎把话说尽，王稽已确认范雎是个少有的贤才，便与他相约，道：“我归国之日，先生可在魏国京郊三亭岗之南等候。”约罢而散。
几天后，王稽完成使命后辞别魏王和群臣，驱车回国。当行至三亭岗南面时，忽见林中钻出二人，正是张禄和郑安平。王稽大喜，以车载之，西驰而去。
王稽一行驱车行至秦国湖县时，远远望见前方尘土飞扬，一队车骑急驰而来。范雎是个有心人，见状忙问：“来者何人？”王稽认得前驱，若有所思地回答：“这是当朝丞相穰侯魏冉，像是东行巡察县邑。”范雎虽然身处陋室，却始终关注着时局动态，对秦国政局多有了解。眼前的穰侯魏冉乃宣太后之弟，秦昭王之舅；把持朝政，专国用事，是秦国头号权臣，与华阳君、泾阳君、高陵君并称“四贵”。他每年都要带着大队车马，代其王周行全国，巡察官吏，省视城池，校阅车马，扬威作福。权位已经登峰造极，炙手可热。秦昭王虽然不满，但心畏太后，也只好听之任之。范雎对魏冉当然早有所闻，忙说：“我听说穰侯专权弄国，妒贤嫉能，厌恶招纳诸侯宾客；我如与他会面，恐见辱。我且藏匿于车厢之中，免生意外。”王稽依言安排。
不一会儿，穰侯车马赶到，王稽连忙下车迎拜，穰侯也下车相见，例行公事地寒暄慰勉之后，穰侯来到王稽车前，问道：“关东情况怎样？诸侯有何事变？”王稽鞠躬回答：“没有。”穰侯目视车中，又察看了一下随行人员，接着问道：“车中是否带来诸侯宾客？这些人实属无益之人，只能扰乱我秦国而已。”王稽连称：“不敢!”穰侯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不便久久盘查，遂率众东去。
一场虚惊过后，王稽连忙扬鞭策马。他正在暗赞范雎神机妙算，却见范雎从车厢里钻出来说道：“据我所知，穰侯这个人性疑而见事迟，刚才已疑车厢有人隐藏，忘记搜查，事后必然悔悟，势必掉马来追，我还是再避一下为好。”于是，范雎下车，从小路步行而去。果然、王稽车马才行10余里，忽听背后马铃声响，穰侯遣20余骑从东飞驰而来，声称奉丞相之命前来搜查。穰侯遍索车中，见并无外国之人，方才转身离去。王稽暗自叹道：“张先生真智士，吾不及也!”于是催车前行，遇上张禄，邀其登车，一同向秦都咸阳进发。从此，范雎得到了一展才华的大舞台。[3]
巧进说词 语激昭王
范雎入秦时，秦昭王在位已36年，国势强盛。秦军南伐楚国，力拔鄢、郢两座重镇，将楚怀王幽禁而死；又挥师东指，连连大败强齐；并数困魏、韩、赵“三晋”之兵，使魏、韩二君俯首听命。秦廷上下虽人才济济，但“四贵”掌权，排斥异己；秦昭王深居宫中，又被权臣贵戚所包围，再加上活跃在战国时期政治舞台上的谋土说客多如过江之鲫，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一时之间，秦国上层统治集团对来自诸侯各国的宾客辩士并没有多少好的印象，以为无信者居多。因而，尽管范雎用尽心机，还是难以跻身秦廷，向秦昭王陈述安邦治国之大计。
有一次，范雎求人向秦昭王举报家门，说道：“现有魏国张禄先生；智谋出众，为天下辩士。他要拜见大王，声称：‘秦国势如累卵，失张禄则危，得张禄则安。’然其言只可面陈，不可代传”。显然，范雎此举分明是故作危言，耸人听闻，意在引起秦昭王的重视。然而秦昭王却以天下策士辩客，往往如此，并不去理睬，任你千条妙策，他就是不闻不问。就这样，范雎住在下等客舍，粗茶淡饭，在焦虑烦躁中捱过了二年的时光。周赧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70年)，秦丞相穰侯魏冉举兵跨韩、魏而攻齐，夺取刚、寿二地，以扩大自己的封邑陶，从而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这就给范雎攻击政敌提供了借题发挥的机会。他在对昭王内心世界的了解、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果断而大胆地再次上书昭王，阐明大义，直刺时弊而又紧紧抓住昭王的心病。
他在信中说道：“我听说英明的君主执政，对有功于国者给予赏赐，有能力的人委以重任；功大者禄厚，才高者爵尊。故不能者不敢当职，有能者也不得蔽隐。而昏庸的君主则不然，赏其所爱而罚其所恶，全凭一时感情使然。……我听说善于使自己殷富者大多取之于国，善于使国家殷富者大多取之于诸侯。天下有了英明的君主，那么诸侯便不能专权专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明主善于分割诸侯的权力。良医可以预知病人之死生，而明主可以预知国事的成败。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即使是舜禹再生，也不能改变呀。有些话，在这封信里我是不便深说的，说浅了又不足以引起大王的注意。…我希望大王能牺牲一点游玩的时间，准我望见龙颜。如果我所讲的对于治国兴邦之大业无效，我愿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范雎的这篇说词，表达了两点颇为可贵的思想。其一，他力主选贤任能，奖励军功、事功，反对用贵任亲。这在血缘关系纽带又粗又长的早期封建社会里，无疑是闪光的思想。其二，他抨击了权贵专权专利的现象，指出枝繁干弱的危害广泛，这在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君王的统治地位方面，无疑是极有见地的。而且，此语击中了秦昭王的心病。秦昭王处在宗亲贵戚的包围中，贵族私家富厚日趋重于王室，早有如芒刺在背之感，对这样的谏词自然十分关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范雎在信末所说“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以收”，故作含蓄隐秘之语，诱使秦昭王浮想联翩，吊起他的胃口；紧接着又信誓旦旦地宣扬其言的绝妙效用，足以振聋发聩，迫使秦昭王不得不召见他。由此可见，范雎不仅胸藏治国韬略，而且工于心计。
果然，秦昭王见信大喜，立谢王稽荐贤之功，传命用专车召见范雎。
秦昭王
范雎进入秦宫，早已成竹在胸，佯装不知地径直闯进宫闱禁地“永巷”。见秦昭王从对面被人簇拥而来，他故意不趋不避。一个宦官见状，快步趋前，怒斥道：“大王已到，为何还不回避!”范雎并不惧怕，反而反唇相讥道：“秦国何时有王，独有太后和穰侯!”说罢，继续前行不顾。范雎此举，是冒一定风险的。然而，范雎这一句表面上颇似冒犯的话，恰恰击中了昭王的要害，收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昭王听出弦外之音，非但不怒，反而将他引入内宫密室，屏退左右，待之以上宾之礼，单独倾谈。范雎颇善虚实之道，并能恰到好处地一张一弛。秦昭王越是急切地请教高见，范雎越是慢条斯理地故弄玄虚。秦昭王毕恭毕敬地问道：“先生何以教诲寡人？”范雎却一再避实就虚，“唯唯”连声，避而不答。如此者三次。最后，秦昭王深施大礼，苦苦祈求道：“先生难道终不愿赐教吗？”
范雎见昭王求教心切，态度诚恳，这才婉言作答：“臣非敢如此。当年吕尚见周文王，所以先栖身为渔父，垂钓于渭水之滨，在于自知与周王交情疏浅；及至同载而归，立为太师，才肯言及深意。其后，文王得功于吕尚，而最终得以王天下。假使文王疏于吕尚，不与之深言，那是周无天子之德，而文王、武王难与之共建王业。”范雎有意把眼前的秦昭王与古代的圣贤相连，既满足了秦昭王的虚荣心，又激励他礼贤下士。范雎还以吕尚自况，把自己置于贤相的位置。昭王却之、即等于自贬到桀、纣行列，这无疑能使对方就范，谈话自然会按着他的意思进行下去。接着，范雎谈到自己，说道：“臣为羁旅之臣，交疏于王，而所陈之词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虽然愿效愚忠，却未见大王之心，所以大王三问而不敢作答。臣非畏死而不进言，即使今日言之于前，明日伏诛于后，也在所不辞。然而，大王信臣，用臣之言，可以有补于秦国，臣死不足以为患，亡不足以为忧，漆身为癫、披发为狂不足以为耻。臣独怕天下人见臣尽忠身死，从此杜口不语，裹足不前，莫肯心向秦国。”这番慷慨悲壮之词更进一层，先是披肝沥胆，以情来感召昭王，接着说以利害，以杀贤误国震慑昭王，给自己的人身、地位争取了更大的安全保障。
经过充分的铺垫，范雎最后才接触到实质问题，点出了秦国的弊端隐患：“大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奸臣之谄。居深宫之中，不离阿保之手，终身迷惑，难以明断善恶。长此以往，大者宗庙倾覆，小者自身孤危。这是臣最恐惧的”。
其实，上述之弊端虽确有之，但并非治理秦国的当务之急。范雎所以要大论此事，意在用“强干弱枝”来迎合昭王。与此同时，也借以推翻范雎将来立足秦廷的政敌，从而确立自己在秦廷的地位。只要地位确定了，其它一切都可以顺理成章。谋略家们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正因如此，才使范雎言必有中。秦昭王推心置腹地答道：“秦国僻远，寡人愚下。如今得以受命于先生。真是三生有幸。自此以后，事无大小，上至太后，下及大臣，愿先生悉教寡人，万勿疑虑。”[4]
远交近攻 强干弱枝
范雎虽已取信于秦昭王，但因初入秦廷，尚不敢深涉内政，仅只纵论外事，借观秦王俯仰。不久，范雎再次晋见秦昭王，他首先分析了秦国的优势，说道：“秦地之险，天下莫及。雄兵百万，战车千乘，其甲兵之利天下亦莫能敌。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用以治诸侯，如同良犬搏兔。然而兼并之谋不就，霸王之业不成，莫非是秦之大臣计有所失吗？”范雎所言，即使秦昭王感到欣慰，也使他感到警怵，因而没等范雎说完，秦昭王便恭恭敬敬地说：“寡人愿闻其详”。范雎接着说道：“臣闻穰侯将越韩、魏而攻齐国、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于秦，大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王释此而远攻，不亦谬乎!”
在这段奏议里，范雎明确地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这是范雎对秦国的杰出贡献。这个原则不仅为秦逐个兼并六国最后统一中国奠定了战略基础，而且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为中国政治、外交思想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范雎还为这一战略原则拟定了具体的实施步骤。第一，就近重创韩、魏，以解除心腹之患，壮大秦国势力；第二，北谋赵，南谋楚，扶弱国，抑强敌，争夺中间地带，遏制各国的发展；第三，韩、魏、赵、楚依附于秦之后，携五国之重，进而威逼最远且是当时最强的对手齐国，使其回避与秦国的竞争；第四，在压倒各国的优势下，最后逐一消灭韩、魏诸国，最后灭齐，统一天下。
秦昭王闻罢大悦，高兴地说：“寡人敬闻命矣。”于是拜范雎为客卿，参与军国大政，主谋兵事。
周赧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8年)，秦昭王用范雎谋，派五大夫绾率兵伐魏，攻克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两年后，又举兵攻占邢丘(今河南温县东)。在此形势下，范雎又及时地为秦昭王谋划“收韩”之策，他首先向秦昭王分析了“收韩”的战略意义。他说：“秦、韩之地形，交织相错如同锦绣。秦之有韩，譬如木之有蠹，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一旦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因此大王应首先收韩。”秦昭王问：“吾若欲收韩，韩不听，为之奈何？”范雎从容答道：“如果大王派兵首先攻打并占领韩国政治、经济、交通、军事的咽喉要塞荥阳，便可使巩、成皋之地不通，北断太行之道，上党之韩军不得而下，一举可将韩国拦腰斩为三截。如此，韩国还能不听命归附于秦吗？”秦昭王依计而行。
秦昭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秦军发兵，先后占领韩国少曲(今河南济源东北)、高平(今河南济源)、陉城(今山西曲沃东北)、南阳、野王(今河南沁阳)等地。至此，已将韩国拦腰斩断，使整个上党地区完全孤立起来。在秦军雷霆万钧般的打击下，韩国步步败退，摇摇欲坠。而秦国则在战争中获得了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巨大补偿，实力更其强盛，因而东进步伐大大加速，扩大了对赵、楚两国的战争规模。
随着秦国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范雎也日益受到秦昭王的赏识，地位也日益得到巩固。于是，在周赧王四十九年(公元前266年)，范雎开始在内政方面实施变革，推行“强干弱枝”的方针，加强中央王权。他向秦昭王奏议道：“臣居山东时，闻齐只有孟尝君，不闻有齐王；闻秦有太后、穰侯，不闻有秦王。夫擅国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为此四贵者下，乃所谓无王也。然则权安得不倾，令安得从王出乎？臣闻善治国者，乃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权。”接着他又进一步指出：“今穰侯内仗太后之势，外窃大王之重，用兵则诸侯震恐，解甲则列国感恩，广置耳目，布王左右，恐千岁万岁后，有秦国者，非王之子孙也!”
秦昭王闻言惊觉，因自己早就对宗亲贵戚的专权和势力的膨胀忌恨在心，此番听了范雎义正辞严的宏论，终于下定了决心。当年，昭王便罢免了穰侯魏冉的相位，命其回到封邑。后又驱逐其他“三贵”，安置太后于深宫，不许与闻政事。又拜范雎为丞相，封之于应城(今河南鲁山之东)，号为应侯。至此，以秦昭王为首的中央政权更为集中了。
范雎推行“固干削枝”的方针，致力于确立和强化秦国中央集权制度，促进封建割据走向封建大一统，这对秦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完善和最终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则有着不容忽视的贡献。
巧施离间 智赚长平
周赧王五十五年(公元前260年)，秦军大举北进，进攻赵国。老将廉颇率赵兵迎敌，秦、赵两军相持于长平。秦兵虽然勇武善战，怎奈廉颇行军持重，坚筑营垒，等待时机与变化，迟迟不与秦兵决战。如此一采，两军相持近两年，仍难分胜负。秦国君臣将士个个焦躁万分；却又束手无策。秦昭王问计于范雎，说：“廉颇多智，知秦军强而不轻易出战。秦兵劳师袭远，难以持久，战事如此久拖不决，秦军必将深陷泥淖，无力自拔，为之奈何？”范雎早已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作为出色的谋略家，他很快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他对赵国文臣武将的优劣了如指掌，深知秦军若想速战速决，必须设计除掉廉颇。于是，他沉吟片刻，向昭王献了一条奇妙的反间计。
范雎遣一心腹门客，从便道进入赵国都城邯郸，用千金贿赂赵王左右亲近之人，散步流言道：“秦军最惧怕的是赵将赵奢之子赵括，年轻有为且精通兵法，如若为将，恐难胜之。廉颇老而怯，屡战屡败，现已不敢出战，又为秦兵所迫，不日即降。”
赵王闻之，将信将疑。派人催战，廉颇仍行“坚壁”之谋，不肯出战。赵王对廉颇先前损兵折将本已不满，今派人催战，却又固守不战，又不能驱敌于国门之外。于是轻信流言，顿时疑心大起，竟不辨真伪，匆忙拜赵括为上将，赐以黄金彩帛，增调20万精兵，持节前往以代廉颇。
赵括虽为赵国名将赵奢之子，确也精通兵法。但徒读经文书传，不知变通，只会坐而论道，纸上谈兵，而且骄傲自大。一旦代将，立即东向而朝，威临军吏，致使将士无敢仰视者。他还把赵王所赐黄金、财物悉数藏于家中，日日寻思购买便利田宅。
赵括来到长平前线，尽改廉颇往日约束，易置将校，调换防位，一时弄得全军上下人心浮动，紊乱不堪。范雎探知赵国已入圈套，便与昭王奏议，暗派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火速驰往长平，并约令军中：“有敢泄露武安君为将者斩!”
这白起是战国时期无与伦比的久经沙场的名将；一向能征惯战、智勇双全。论帅才，赵括远不能与白起相比；论兵力，赵军绝难与秦兵抗衡。范雎之所以秘行其事，目的就是使敌主松懈其志，以期出奇制胜。两军交战，白起佯败，赵括大喜过望，率兵努追不舍，结果被秦军左右包抄，断了粮草，团团围困于长平。秦昭王闻报，亲自来到长平附近；尽发农家壮丁，分路掠夺赵人粮草；遏绝救兵。赵军陷于重围达46天，粮尽援绝，士兵自相杀戮以取食，惨不忍睹。赵括迫不得已，把全军分为四队，轮番突围，均被秦军乱箭击退，赵括本人也被乱箭射死。长平一战，秦军获得了空前的胜利，俘虏赵兵40万，除年老年幼者240人放还外，其余全部坑杀。这次战役，秦军先后消灭赵军45万，大大挫伤了雄踞北方的赵国的元气，使其从此一蹶不振。战后，秦军乘胜进围赵都邯郸。虽曾有赵国名士毛遂自荐，赴楚征援，又有魏国信陵君窃符救赵，也只能是争一时之生存，无法挽回赵国败亡的厄运。
长平之战，在秦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秦与关东六国的战争，如果说秦惠文王时还处于战略相持阶段的话，至此则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此后，虽有庞缓组织的最后一次赵、魏、韩、楚、燕五国合纵抗秦，但也仅仅是困兽犹斗而已。[5]
管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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