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时期真的近百年都没举行过科举考试吗

不是
《元史·选举志》：“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九年秋八月，下诏令断事官术忽斛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得东平杨奂等凡若干人，皆一时名士。”

太宗即元太宗窝阔台，太宗九年即公元1237年，耶律楚材是蒙古时代一个最为有名的贤相。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蒙古立国之初确实行过科举考试，考试中选者享有免除徭役、赋税，与长官同署公事的权利，并且点出了第一批中选者中的榜首杨奂的名字。

也许有的人要斤斤计较蒙古帝国与元帝国之间的区别，认为开科取士的是蒙古，元代根本未曾开科取士，这话也不对。

我们不妨再引一段《元史》。

《元史·选举志》：“(元世祖至元)四年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为负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帝曰：‘此良法也，其行之！’中书左三部与翰林学士设立程式，又请依前代立国学，选蒙古人诸职官子孙百人，专命师儒教习经书，俟其艺成，然后试用。”

此举因故未果。

到了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当时的丞相火鲁火孙、留梦炎等人又一次重新建议开科取士，虽然也因故未果，但当时的科举取士的方略却确定了下来。

到了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十月，当时的中书省官员又上书给皇帝，称“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诅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摘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建议皇帝重开科举，不过范围比隋、唐时代缩小了，只有德行、明经二科。

元仁宗立即准其所请，并颁下一道诏书。这位皇帝大人在诏书中说：“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联以眇躬，获承丞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
元仁宗延佑元年(公元1314年)八月，元帝国所属各州、郡、县遵从皇帝的旨意推选出“贤者、能者”参加科举考试。

公元1315年2月，各州、郡、县推选出来的士子会试京师。

爱育黎拔力八达虽然是个蒙古人，但他所下的诏书可一点也不“蒙古”。

在他所下的诏书中对哪些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考试的内容，甚至监考人员的组成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我们首先看看哪些人可以参加考试：

诏书上说的是：“年及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德才兼备”者方可以参加考试。

考试的内容：

“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通过了第一场考试之后，接着考第二场：“第二场第一道(题)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

“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一场通过以后，考第二场：“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接着是第三场，“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

所有这些都通过之后，汉人、南人作一榜，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称为“及第二甲”，皆授给正七品的官职，第三名以下皆授正八品官职。

蒙古、色目人只要通过两场就可赐进士及第(因为他们汉文化水准较低)。

为了保证科举考试的公正性，诏书中还规定了监考人员：总监考由监察御史和廉访司官员担任，分监考由知员举、同知员举等人担任。

元仁宗延佑二年(公元1315年)春三月，经过严格考试，蒙古人护都答儿，汉人张起岩等56位士子，及第、出身有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