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 隐逸传 陶潜 的片段翻译

陶潜（陶渊明），字元亮，是大司马陶侃的曾孙。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他少年时心怀高尚，知识渊博善于做文章，洒脱大方不拘谨，自得于真性情，被乡里邻居所看重。曾经作《五柳先生传》来形容自己：“先生不知道是什么人，不知道姓名，房子旁边有五棵柳树，所以以此为号。清闲安静少说话，不爱慕虚荣实利。喜欢读书，却不去穷根究底的解释，一旦对书的内容有所感悟，就高兴得忘了吃饭。本性爱喝酒，可是家里穷不能经常得到。亲朋故旧知道这样，有时就置办酒招他过来，他去饮酒一定会喝完，目的是一定要醉。醉以后回去，一点也不收敛情绪。家里四壁空空，不能遮阳挡雨，旧衣衫十分破烂，盛饭的容器经常空着，也不在意。经常写文章来自娱自乐，很能显示自己的志向，不计较得失，用这来结束自己一生。”他的自序是这样，当世人说是实录。管事的人听说了，任用他为彭泽令。向来简朴自爱，不谄媚长官。郡里派遣督邮到他的县，他的下属说应该束上带子（穿正装）见督邮，陶潜叹息说：“我不能为五斗米（这些俸禄）弯腰（丧失尊严），小心谨慎的为乡下的小人做事啊！”义熙二年，将印绶交还离开了彭泽县，于是作了《归去来兮辞》。在夏天的月夜，得空闲时，高卧在北窗之下，清风突然扑面而来，感觉自己象羲皇。陶潜不懂音乐，但却备有一张琴，琴没有五音，每逢朋友在一起喝酒，就抚琴和着琴音说："只要懂得琴中的真意所在，何必要劳烦琴弦发出声音呢。" 陶潜宋元嘉年中去世，享年六十三岁，文集流传于世。 　　偃兆因为他亲人年迈家里贫穷，任用他为州祭酒。他不能忍受官吏这个职务，没几天就自己回家了。州里聘用他为主簿，不去，自己种田来养活自己，于是得了瘦弱的病。又做镇军、建威参军，对亲戚朋友说：“想做个文官，来挣些补贴家用的钱（意译）。”管这些事的人听说了，任用他 为彭泽令。在县里，公田全部命令种秫谷（可酿酒），说：“让我一直醉酒就够了。”妻子和孩子坚持请求种粳米。于是命令 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米。向来简朴自爱，不谄媚长官。郡里派遣督邮到他的县，他的下属说应该束上带子（穿正装）见督邮，陶潜叹息说：“我不能为五斗米（这些俸禄）弯腰（丧失尊严），小心谨慎的为乡下的小人做事啊！”义熙二年，将印绶交还离开了彭泽县，于是作了《归去来兮辞》。辞是这样写的： 　　回去吧，田园快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回！既然自认为心志被形体所役使，又为什么惆怅而独自伤悲？认识到过去的错误已经不可挽回，知道未来的事还来得及补救。实在是误入迷途还不算太远，已经觉悟到今天“是”而昨天“非”。船在水面轻轻地飘荡着前进，微风徐徐地吹动着上衣。向行人打听前面的道路，遗憾的是天刚刚放亮。 刚刚看见了自家的房子，一边高兴，一边奔跑。童仆欢喜地前来迎接，幼儿迎候在家门。庭院小路虽将荒芜，却喜园中松菊还存。我拉着幼儿走进内室，屋里摆着盛满酒的酒樽。拿过酒壶酒杯来自斟自饮，看看院子里的树木，觉得很愉快。靠着南窗寄托着我的傲世情怀，深知住在小屋里反而容易安适。天天在园子里散步自成乐趣，尽管设有园门却常常闭关。拄着手杖或漫步或悠闲地随处休息，不时地抬起头来向远处看看。云烟自然而然地从山洞飘出，鸟儿飞倦了也知道回还。日光渐暗太阳将快要下山，我抚摸着孤松而流连忘返。 　　回去吧，让我同外界断绝交游。既然世俗与我乖违相悖，我还驾车出游有什么可求？亲戚间说说知心话儿叫人心情欢悦，抚琴读书可藉以解闷消愁。农人们告诉我春天已经来临，我将要到西边去耕耘田亩。有时坐着有布篷的小车，有时划着一只小船。既探寻幽深曲折的山沟，也经过道路崎岖的小丘。树木长得欣欣向荣，泉水开始涓涓奔流。羡慕万物恰逢繁荣滋长的季节，感叹我的一生将要结束。 　　算了吧！身体寄托在天地间还能有多少时候（活在世上还能有多久）？为什么不随心所欲，听凭自然地生死？为什么心神不定啊，想要到哪里去？企求富贵不是我的心愿，修仙成神是没有希望的。爱惜美好的时光，独自外出。有时扶着拐杖除草培苗。登上东边的高冈，放声呼啸。面对清清的流水吟诵诗篇。姑且顺随自然的变化，度到生命的尽头。乐安天命，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

陶渊明的生平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陶渊明29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任。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隆安五年（401）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405），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诗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朋友们给他以谥号曰“靖节先生”。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了诔文，这篇诔文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宋书》、《晋书》、《南史》都有他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