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晚年是种什么心态？

一九四九年一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都已结束，共产党胜局已定，解放军饮马长江，南京政府眼看就要垮台。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以汉奸罪被判徒刑的周作人才得以获释。但这时，南京城里已是人心惶惶。周作人出狱的那一天，居停主人就连夜逃往上海，丢下周作人一个人住在他的房间里。好在第二天，周的学生尤炳圻父子来接他赴沪。但车站上也是一片混乱，周作人是在尤氏父子的帮助下从车窗里爬进去的，不吃不喝，不拉不撒，在火车里呆了二十四个小时，这才到达上海，情形颇为狼狈。 到上海后，周作人在尤炳圻家寄寓了一百九十八天。这段时期，对周作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考虑何去何从。上海解放前夕，胡适过沪逗留，曾两次约见周作人，都被他回绝了。胡适又托人转告，建议他去台湾、香港，并保证他有教授职务，也不为他所接受。但这并非周作人对共产党有认识、有感情，也不是什么爱国情怀，故土难舍，而是别有原因。前几年，有人将周作人的下水与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挂在一起，那是曲为之辩，殊属不伦；又说是共产党向他做过工作，叫他不要走，那也没有什么根据。不错，周作人曾经多次帮助过李大钊的后人，那是属于私人情谊，而非对于主义的信仰。周作人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也有一面之缘，但那是多年前的往事了。那时，周作人是北京大学名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管理员，一个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青年，所以毛泽东到八道湾拜访周作人，是表示仰慕之意。而现在，毛泽东已成为胜利之师的统帅，周作人则戴着汉奸的帽子刚从监狱里保释出来，情况已是今非昔比。共产党虽然事事与国民党对着干，凡是国民党反对的它就拥护，凡是国民党拥护的它就反对，但是，对于被国民党判过刑的汉奸，则是不会奉为上宾的。何况，周作人一向与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相对立，现在，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又会如何对待他呢？这实在是难以预料。周作人并非不想离开大陆，事实上，还在出狱之前他就通过尤炳圻写信给台湾的林炎秋，说他获释后，想到台湾，托他设法安置。后来他之所以没有接受胡适的建议，也没通过别的途径到台湾去，那是因为：一则，他认为胡适说话不大可靠，说过的话会忘记；二则，他对国民党政府完全失望了，觉得如果离开大陆，难免会像流亡的白俄一样，要做白华，甚至会成为政治垃圾。———这些想法，后来在书信和回忆文章里，他自己都有所追述。他也曾考虑在上海安家，但是要在上海租赁房屋来安顿这么一个大家，经济上实在不胜负担。好在北京总还有房子可住，几经权衡之后，他还是决定回北京去。 周作人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回到北京，十月十八日住回八道湾旧居。住房解决了，但衣食还是一个大问题。周作人自从担任北大教授之后，虽然收入一向颇丰，但他治家无方，听凭太太信子挥霍，向来没有什么积蓄。加以定罪之后，家产大部没收，这就必须为谋食而虑了。以他现在这种身份，教书是不相宜的了；有人劝他卖字，他自忖并非书法家，也未必会有多少人来买；剩下来只有一条路，只能卖文为生。好在周作人在文坛上熟人尚多，别人也还愿意帮他的忙，于是，他一面翻译一些作品，一面就给报刊写散文。周作人本是散文大家，而且见多识广，读书甚多，可写的东西自然不少，但当时乃兄鲁迅的地位正隆，而其早期生活又只有他最为了解，正属奇货可居也。周作人于一九二三年与鲁迅决裂后，一直与之处于对立的地位，鲁迅逝世时他只马马虎虎写过两篇文章，就拒绝别人的约稿，说是以他的身份，是不便于写此类文章的。这些话，他自然不会忘记，但是，为了吃饭问题，也就顾不得身份关系，顾不得以往的声明了，就在《亦报》上大写起有关鲁迅的文章来，后来结集起来，以周遐寿的名字出版了两本书：《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这些文章，自然很有些资料价值，但是为了多拿稿费，也就难免掺进不少水分。直到一九五六年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时，他还写了不少有关文章，后以周启明的名字出版了一本书：《鲁迅的青年时代》。 周作人从不肯写纪念鲁迅的文章，到大写而特写，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难免贻讥于世人。许广平就讽刺他当初骂鲁迅，现在吃鲁迅。而此时，周作人实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如此也。那时，他几乎是把他所占有的鲁迅资料当作钞票来使用的。周作人自己也说，他手头掌握的鲁迅资料，好比是有限的钞票，用掉一张就少一张的。所以他不肯轻易示人。曾听唐先生说过，他曾经动员周作人把所藏的鲁迅文物贡献给国家，但周作人不肯，他要慢慢地拿出来换钱的。有一次，周作人拿出一些鲁迅文物，即以安排他儿子进北京图书馆工作为条件。 不过，共产党政府对于周作人的生活还是做了安排。先是让他为出版总署译书，后来让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译书，都能使他获得一些稿费，那时，是解放后稿费标准最高的时候。一九六年起，又以预支稿费的形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付给他生活费四百元。这时，教授还属于“高薪阶层”，以上海八类地区而论，一级教授的工资是三百六十元，六级副教授是一百六十五元五角，北京是六类地区，还略低于此数。这就是说，周作人当时的生活费已超过了一级教授的工资，而一级教授在全国是为数不多的。周作人在致曹聚仁的信中，也承认：“其实政府对于弟是够优厚的了。”但是，他还是不够开销，靠向香港报刊投稿，赚点稿费来弥补亏空。后来，出版社以他家的病人已经去世，物价已经低下为理由，将周作人的生活费减去一半，降为二百元。当然，这同当时阶级斗争的弦愈绷愈紧的形势不无关系。周作人自然更为窘迫了，他不得不多向港报投稿。但港报讲趣味性，周作人一向以冲淡为尚的文笔难以适应，稿子常常压着发不出来。好在有曹聚仁等朋友帮忙，总还能不断发表一些文章，四十多万字的《知堂回想录》虽然没有能够在报纸上连载完毕，但在曹聚仁的努力下，也还是出版了单行本。在几年物质生活困难时期，香港的朋友还不断给他寄糖、油、海味和药品等物。周作人的生活水平，比起过去来，当然是降低了很多，手头显得颇为拮据，但比起当时一般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还算是较好的了。 对于周作人来说，最难过的还不是生活上的困难，而是心理上的负担。有两件事，对于他说来，一直是解不开的死结：一是和大哥鲁迅的决裂，由兄弟怡怡变为形同参商；二是在日本占领时期担任伪职，抗日战争结束后以汉奸罪被捕判刑。 鲁迅最重兄弟情谊，当年在南京读书时所作《别诸弟诗》就可见他对兄弟的深情：“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年轻时，鲁迅一直充当周作人的引路人，后来又为支持周作人的生活而牺牲自己的学业，提早回国谋职。周作人到北大教书，也是鲁迅引荐的。八道湾的房子买下修好后，鲁迅又把主房大院让给周作人一家住，自己则住在前院较差的房子里。“五四”时期，他们兄弟一同成为新文化战士，二周是并提齐名的。但是，周作人却听信患有歇斯底里症的妇人的谗言，把鲁迅赶出了八道湾，绝情到了极点。从此，二人走着不同的道路：鲁迅继续他的社会改革主张，成为左翼文坛的盟主；而周作人则提倡闲适小品，从叛徒变成隐士，最终堕落为汉奸。现在，鲁迅被毛泽东誉为现代圣人、文化革命的旗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受到人们的崇敬；而周作人，则被视为民族的罪人，受到人们的指责，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劳绩，也被一笔抹煞了。两个地位原来相等的兄弟，现在一个上天，一个入地，反差实在太大。鲁迅已经逝去，世情的变化他是无从感知了，而活着的周作人，则心态难以平衡。周作人在书信中常对当时的鲁迅研究论著有所非难，而独欣赏曹聚仁的《鲁迅评传》，特别是其中所云鲁迅的思想根本是虚无之说，此尚可说是学术观点的不同，不足为怪，而他对鲁迅坟头所设塑像，说是：“那实在可以算作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就难免使人感到论者有些心理障碍了。盖世间文人作家的纪念像多多，坐像立像都有，难道都是头戴纸冠乎？周作人因握有鲁迅的第一手材料，写了许多回忆鲁迅的文章，而重新赢得了文学界的重视，但这种附骥于鲁迅之后的存在价值，对于他说来，无疑是一种讽刺。所以，他一方面为了生活问题而不断写作回忆鲁迅的文章，另一方面又决不承认他当年对待兄长的错误行为。此事知者不多，鲁迅又不愿在自己的文章和书信中提起，连日记中也是隐约其辞，不知内情者未必会引起注意。事情本来可以含糊过去，偏偏老朋友许寿裳和鲁迅夫人许广平都在回忆文章中翻出这笔陈年老账，这不能不使周作人感到尴尬和恼怒。 一九六○年暑假，我和两位同学到北京进行鲁迅研究调查访问，周作人自然列入访问对象之内，但听说他正为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中《所谓兄弟》一节所写之事而光火，拒不见客。我们找到他和鲁迅当年的学生，后来与他们双方都有来往的常惠先生带领，这才接受访问。但所谈都是他在书中已经写过的，盖因新的内容他要留着另写文章也。后来读到《知堂回想录》和他给曹聚仁、鲍耀明的信件，知他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说不辩解，而实多方辩解。比如，在《知堂回想录》第一四一节《不辩解说下》里，就指摘许寿裳道：“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又说：“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的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这里，用语相当混乱，与周作人一向清通的文风大相径庭。其实，当时鲁迅斥退周作人妻子所招来之徐、张等人，是说这是他们周家的事，你们外人不要来插手。这里所谓外人，是指周家以外的人，并非后来通称外国人为“外宾”者。周作人说他们是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显系偷换概念的手法。而且，许寿裳说出一点不同意见，何以就是“造作谣言”，就是“和正人君子一辙”呢？周作人说许寿裳是“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那么，肯定是因为许寿裳深知鲁迅的为人，又长期目睹鲁迅对周作人及其一家爱护关怀之情，这才不信周作人所说的“这事件的内容”，而别有看法。至于，周作人在这段回想录后面对鲁迅小说《伤逝》的解析，则仿佛倒是说鲁迅似有忏悔之意了：“《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这大概也只是周作人自己的感觉而已，文艺界、学术界对于《伤逝》的主题虽有不同的解释，但没有认同此说的，因为研究者从作品中实在读不出这层意思来。对于许广平的文章，他在给曹聚仁、鲍耀明的信中都有所申说，但不作正面辩解，而以“妇人之见”，全盘否定之。如说：“她系女师大学生，一直以师弟名义通信，不曾有过意见，其所以对我有不满者殆因迁怒之故。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之故，对于某女士常有不敬之词，出自旧家庭之故其如此看法亦属难怪。但传闻到了对方，则大为侮辱矣，其生气也可以说是难怪也。来书评为妇人之见，可以说是能洞见此中症结者也。”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致鲍耀明信于是一场是非之争，遂变为妯娌斗气矣。 周作人很缺少一点自我批评精神，用时下流行语言说，即是没有忏悔意识。所以对于自己所做的错事，总是不肯承认，而是要找出种种“理由”来硬撑面子。甚至连落水做汉奸这样的大错，也要曲为己 辩。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八日致鲍耀明的信中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去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人出 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仿佛他之做汉奸，是牺牲自己而拯救苍生似的。这使我们想起了汉奸总头目汪精卫所说的话：“我不入火炕，谁入火炕？”他们正是一鼻孔出气。 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想录》里，大谈被日本军方御用作家攻击为“反动老作家”之事，说他引起攻击的文章《中国的思想问题》，“是想阻止那时伪新民会的树立中心思想，配合大东亚新秩序的叫嚷”； 却绝口不提他在各种集会上配合日本侵略者对于“大东亚新秩序”的叫嚷，比如，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三日他出席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大会，就在书面训词中鼓吹道：“现今世界情势大变，东亚新秩序相次建立，此时中国作家自应就其职域，相当努力”，“以不变应变，精进不懈，对于华北文化有巨大的贡献。”在这里，周作人文过饰非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同时，他在书信中还时常月旦那些依附新政权的作家，批评他们的文章是八股腔调，而忘却自己在依附日伪政权时所发的八股腔了。这大概也是周作人要取得心理平衡的一种手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