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与晋商的区别是什么

徽商与晋商的区别是：

徽商即徽州商帮。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宋唐，兴盛于明清，清朝道光年间逐渐衰落。徽商以资本雄厚、活动范围广、经营项目多、兴盛时间长且崇尚文化为特点，成为过去最大的最有影响的商帮之一。其商业活动遍布全国，主要经营盐、米、丝、茶、纸、墨、木材等，其中典当商徽商故里最为著名，颇具垄断之势。徽商们往往引聚宗族以扩大经营，建宗祠，立会馆，筑书院，培养士子，亦商亦儒。徽商与、粤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晋商指明清500多年间(公元1368年到公元1912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李家大院、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

一、赢利方式，晋商的赢利方式是通过政府开中，以粮食和军用物资换取食盐贩卖；而徽商则通过以物折钱的“折色”向政府交钱，换取食盐专卖权赢得利润。

二、经营文化，他们在经营文化上都崇尚同乡先贤：晋商尊奉关公(山西解州人)，徽商则尊奉朱熹(原籍徽州婺源，现属江西)。因此，凡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多建有晋商会馆和关帝庙。晋商把关公作为他们最尊奉的神明，以关公的“诚信仁义”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经商活动。徽商不仅在家乡修建祠堂，就是到了外地经商也要在所建会馆内祭祀朱熹，把朱熹的理学作为家族内行事和经商活动的准则。徽商“学而优则仕”、“贾而好儒”，赚了钱一定得让子弟读书考取功名。而晋商则“学而优则商 ”，子弟书读好了，一定要去经商赚钱，并不特别看重功名。因此，整个清代科举考试中全国共选拔出114个状元，其中安徽有9人，居江浙两省之后，名列第三。而山西没有文状元，武状元倒出了5个，这是由于山西历来多战场，商人中有不少习武之人，镖行、镖师盛行之故。

三、用人区别，在用人上，晋商和徽商的相似之处都是用熟人。其中的差别是：晋商用乡人而不用亲属，称为避亲；而徽商则习惯于用亲属。晋商企业用人只能从乡人中择优保荐，财东与掌柜既不能荐用自己的亲戚，更不能荐用“三爷”，即少爷、姑爷、舅爷。晋商此举，既有利于企业管理，也表达了财东造福乡里之意。徽商为了规避用亲的风险，一般会通过大修宗祠，用朱熹理学所倡导的尊卑有序的宗族力量来强化对企业内部族众的规范和控制。

四、经营方式，晋商和徽商都是背井离乡，跨地区经营的商帮，但晋商常常只身外出“闯西口”，一去数年，待赚了钱才回家；而徽商则往往举家外迁，聚族经营。这与徽州人祖先早年为避战乱，具有迁徙传统有关。而晋商则安土重迁，且很少有外出经商带家眷的习惯。赚了钱，就回家乡买田造房，以光宗耀祖，这也是晋商和徽商的共同特点，但在宅院具体的建造上，两者则存在很大差别。由于晋商位居山西，气候干燥，建筑风格上集中体现了我国北方民居的特点。再加上山西人少地多，宅院普遍比较宽敞，如祁县乔家大院，占地面积8724平方米，大院四周为全封闭式砖墙，是一座城堡式建筑。徽商位居江南，人多地少，宅院面积远远比不上晋商，如黟县宏村汪氏承志堂，为徽商大型民宅，占地面积仅2800平方米而已。在建筑风格上，徽商注重朴素淡雅的建筑色调，别具一格的山墙造型，紧凑通融的天井庭院，幽深宁静的街坊水巷，是徽式民居的特色。

五、代表人物，胡雪岩：徽商代表人物。安徽绩溪人，清末大资本家。清代红顶商人，白手起家。初年在杭州设银号，经营官库银务。1861年，从上海运军火粮米给被困杭州的清军，被太平军击退。次年又为清军勾结法国侵略者组织常捷军。1868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并为左宗棠办理采运事务、筹集军饷和订购军火，代借内外债共一千二百五十余万两。他依仗湘军势力，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在杭州设庆余堂药店，并且经营出口丝业。1884年，受洋商排挤破产。他怀着一颗爱国之心，协助左宗棠兴办洋务，以图强国;怀着一颗仁厚之心，开办胡庆余堂，以图济世救人。终其一生，他以仁、义经商，对当今的商人仍有借鉴意义。但他生活荒淫无度，又不谙政界之道，终于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最终钱财散尽，黯然离世。            乔致庸：晋商代表人物。人如其名，他待人随和。乔致庸精于计谋，在他执掌家业时，资产越来越多，是"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乔致庸的一生颇有善行，经常救济贫民百姓。特别是在清光绪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民谣有："光绪三年，人死一半"的说法。当时乔致庸曾开仓赈济。对此，光绪八年版《祁县志》有记述，并给予褒奖。 

1，晋商对经理人的考核主要针对其宏观把握局势的能力。“经理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人有所作为，能攻善守，多谋善变。”（李宏龄：《同舟忠告》）而徽商更强调经理人的理财能力，对备选人的财务管理能力要求甚高，即所谓“举资负授诸掌计者，坐受成”。此外，工于心计和节俭自律也是徽商选择经理人的标准之一。
2，晋商、徽商均通过实践锻炼来提高从业者的素质，在使用过程中通过培养考核来选拔人才，但二者在选才范围上存在差异。晋商选人主要以同乡为主，条件近乎苛刻，没有通融的可能。李谓清《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载：晋商选拔人才，“年龄必须十五以上，二十以下，身高须满五尺，家世清白，五官端正，毫无残缺，语言辩给，举动灵敏。须仪态大方，习于礼貌，不惮远行者方为合格。”徽商选用人员大多来源于同族。一方面注重考核个人勤苦、谦和、忍耐、变通、俭朴、知义理方面的素质，另一方面也要顾及家族的利益，《茗州吴氏家典》载：“族中子弟不能读书，又无田可耕，势不得不从事商贾，族众或提携之，或从其他亲友处推荐之，令有恒业，可以糊口，勿使游手好闲，致生祸患。”
3，徽商繁盛于明清，晋商繁盛于清代中期。
4，在经营理念上：晋商重钱不重官，“学而优则商”，从小就教育孩子怎样赚钱；徽商重官不重钱，赚钱为做官，从小就教导孩子为官，把成功希望寄托于官场上。
5，在经营内容上：晋商以票号为主，兼营北方所需的粮、棉、盐、茶叶等。徽商崇尚文化，亦儒亦商，培育“贾而好儒”的品格，主要以钱庄为主，经营盐、茶、木，或以丝绸、粮食谋取大利。
6，在地域上：晋商的主要经营范围是通过走西口，向晋北、内蒙及以北等地发展；徽商主要在两淮、江浙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时顺运河或海路北上至京津地区。
7，在经营方法上：晋商以小胜大，往往是从小商小贩作起，精打细算，资本逐步积累，稳定发展，且各成体系；徽商则以观察入手，投机取巧，互相联合，形成商帮。

晋商、徽商在起因、兴衰时间上略有不同。晋商兴起于明初，即14世纪中叶，因北方边塞大量驻军，明王朝实施“开中法”而兴起。所谓开中法，即商人输粮供边塞军士食用，王朝付商人盐引，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和指定地区贩盐，由于盐是专卖品，获利颇丰。晋商抓住时机，以地缘优势，借“开中法”捷足先登而兴。徽商则是明弘治5年（1492年），明王朝因“开中法”法行弊随，改“开中”为“折色”，商人以银两换取盐引后贩盐，徽商以地缘近两淮盐场集散地——扬州，在两淮大显身手，而兴起于商界。晋商衰败于清末，随清王朝之灭亡而衰败。徽商之衰落则是从清王朝道光12年（1832年）实行盐法改革，将“纲盐制”改为“票盐制”，取消了盐引和引商对盐业的垄断后，从此走上了衰落之路。当然，晋商、徽商之衰败还有别的因素，但上述原因是为始发之因，由此而一蹶不振。这样计之，晋商大约从明初到清末活跃商界500余年，徽商从明中叶到清道光年间活跃商界近300年。 晋商在道光初年，适应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创立了山西票号，曾一度执金融界牛耳，并首创我国在海外开办银行之先河。徽商却在道光后未将资本投向新的渠道———金融界，留下了遗憾！ 在文化理念上，晋商突出尊奉乡人关公，凡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多建有晋商会馆和关公庙宇。有些地方的晋商甚至是先建关帝庙，后建会馆。晋商把关公作为他们最尊奉的神明，以关公的“诚信仁义”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经商活动，把关公文化作为他们的伦理取向，以致关公文化在其精神、道德、行为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徽商突出尊奉乡人朱僖（明徽州婺源人，今属江西），朱僖主张“道者，古今共有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朱子语类》13《类行》）；“去仁欲，存天理”等，朱僖所制定的“家典”、“族规”，为徽商所遵循。徽商不仅在家乡修建祠堂“祭用朱文公家礼”，就是到了外地经商也要在所建会馆内祭祀朱僖。如苏州的徽州会馆“殿东启别院士，奉紫阳朱文公”，汉口新安会馆、景德镇新安会馆、吴江盛泽镇徽宁会馆等都“奉朱子入祠”，他们把理学作为家族内行事和经商活动的准则。因而，理学观念在徽商中影响极大。徽商“贾而好儒”、“左儒右贾”，把业儒看得高于服贾，尤对子弟业儒无不寄予厚望，期待甚殷。据统计，明代徽州有进士392名。清代仅歙县取得科第者（含寄籍），计大学士4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御史7人、内阁学士15人、状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传胪5人、会元3人、解元13人、进士296人、举人近千人，整个徽州就更可观了。晋商也有重视儒学的一面，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影响下，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晋商的影响下，山西民风出现了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即以“学而优则商”来替代“学而优则仕”。应该说，这是一种社会进步。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最下者方令读书”。（《明清晋商资料选编》）清末举人刘大鹏说：“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学商贾，谓读书而多穷困，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退想斋日记》）清代科举中共有状元114人，其中安徽位居江浙后列第三，有状元9人，而山西有清一代科举中却无一状元。不过，山西另有5位武状元。这恐怕与山西历来多战场，业商人中也有不少习武之人，加之商品贩运及金融流通之需，以致山西多镖行、镖师，甚至武林中著名的形意拳发祥于山西太谷县，大有关系。 徽州商人一般是聚族经商。如汪道昆的曾祖父汪玄仪业盐，“诸昆弟子姓十余曹，皆爱贾，凡出入必公决然后行”。（《太函集》卷1）休宁商人汪福克“贾盐于江淮间，艘至千只，率子弟往来，如履平地。”（《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由于族人经商者众，为增强凝聚力，徽商便大修宗祠，以通过宗族的尊卑长幼加强对族众的控制。晋商人员的组成则以乡人为主，其用人主张：一避亲用乡；二从乡人中择优保荐；三从乡人中破格提拔。避亲，即用人中回避戚族，包括财东与掌柜也不能荐用自己的亲戚，所谓不用三爷（少爷、姑爷、舅爷）。用乡，即录用本乡本土之人。从表象上看，似有排斥外省人才的一面；但还有加深乡人间亲情维系的一面。一方面，有表示财东恩赐乡里之意。另一方面，员工的乡土观念和感恩思想也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所谓“同事贵同乡，同乡贵同心，苟同心，乃能成事。”此外，同乡间最为知根底，家眷在原籍“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徽商举族迁徙到同一客地、从事同一行业的现象较多，徽州绩溪人胡适说：“通州自是仁里程家所创，他乡无之。”（《绩溪县志馆第一报告书》引自张海鹏、唐力行《明清徽商心理研究》）日本学者臼井佐知之指出：黟县弘村汪氏，明万历年初82世盐商汪元台举族迁徙到浙江杭州。歙县黄岗汪氏，明永乐时举家迁居湖北汉口，后又分流到襄阳、太原、重庆。（《徽州汪氏的移动和商业活动》，《中国社会和文化》第8号）这种举家迁徙的现象，在晋商中不能说没有，但不甚普遍。比较集中的迁徙是明中叶开中纳粟改为纳银后，有部分晋商家族迁到了扬州，如清初大学者阎若璩之祖先辈，就是此时由山西迁到了扬州。此后，举家迁徙现象就不多了。这时的晋商外出经商皆不带家眷，而把家眷留在原籍。正如清人纪昀所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阅微草堂笔记》卷23） 在宅院建造上，明清晋商的宅院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我国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晋商住地山西，气候较干燥，人少土地相对较多，因而所建宅院较徽商宅院宽敞多矣。如祁县乔家大院，占地面积8724平方米，大院四周为全封闭式砖墙壁，上有女墙、城墙垛口、更楼、眺阁等，是一座城堡式建筑。祁县渠家大院占地面积4600平方米，共18个四合院，自成体系，又互相连接，形成院套院、门通门的格局。大院外观为城堡式，墙高10余米。太谷曹家大院原由“福、禄、寿、喜”四座院落组成，现存“寿”字院占地面积6500平方米。榆次常家大院占地面积200多亩，在车辋村整整占了南北、东西两条大街。徽商民居更注重于住宅内部的装修雕刻和室内陈设，许多专家考察后总结其特点为：朴素淡雅的建筑色调，别具一格的山墙造型，紧凑通融的天井庭院，奇巧多变的梁架结构，精致优美的雕刻装饰，古朴雅致的室内陈设。徽商聚族而居，村舍讲究依山临水的自然布局，错落有致的空间变化，幽深宁静的街坊水巷，景色如画的村头装点。徽商民居以规模和院落面积来说则难以与晋商民宅相比拟，如宏村汪氏承志堂，为徽商中大型民宅，占地面积2800平方米。余三立堂为600平方米、乐贤堂为411平方米、树人堂为266平方米，西递村徽商胡氏敬爱堂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要之，晋商民宅尽管也有精致的一面，但宏伟是其一大特色；徽商民宅则为南方特色的重水、重绿、精致优美。此外，晋商“俭”而徽商“奢”，以及晋商、徽商在饮食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处，这里就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