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江户时期的历史

江户时代
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家康受封征夷大将军，在江户（现东京）建立幕府政权，此后260多年，德川家统治全国。这段时期被称作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严格控制天皇、贵族、寺院神社，并费尽心计统治着支撑幕藩体制的农民。元和九年（1623年），德川家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就职，下令锁国。除开放长崎、界作为对外港口外，一律禁止外国人来日本，也禁止日本人远渡海外。由于闭关自守，幕藩体制迎来了安定时期。但是随着产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自给自足的经营体制系崩溃，18世纪起幕藩体制开始动摇。
庶民文化是这个时期的特色。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期的元禄文化是以京都、大阪等上方（日本关东地方人称京都、大阪为上方）地区为中心的武士和商人的文化。人偶净琉璃、歌舞伎、浮世绘、文人画等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商人文化。

在19世纪中期的亚洲，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所实行的苛政，不时激起众多以务农为业的百姓反弹。对外则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国传教士、商人与平民进入日本，只有荷兰与中国（大清帝国）的商人被允许在原本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长崎继续活动；此外德川幕府亦严禁基督教信仰。

同一时期，在日本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家庭手工业或手工作坊。作坊内出现了“雇用工人”制，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在商品经济型态的快速扩展下，商人阶层，特别是金融事业经营者的力量逐渐增强。商人们感觉到旧有制度严重制约着他们的发展，于是开始呼吁改革政治体制。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大名（藩地诸侯）、武士，和要求进行制度改革的商人们组成政治性联盟，与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实力基础。

1852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领舰队进入江户湾（今东京湾）岸的浦贺，要求与德川幕府谈判，史称“黑船事件”。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除长崎外的下田和箱馆（函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由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德川幕府再度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

在地方上，与西方列强有过交涉甚至短暂交战经验，因而具有维新思想的藩主们（长州、土佐、萨摩等藩），开始结成军事联盟，以对抗幕府军队的讨伐，并尝试与天皇接触，寻求倒幕行动的“大义”。1867年，新上任的明治天皇向倒幕派送去了许可倒幕的密诏。后来，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为了转移矛盾，在坂本龙马居间斡旋下，提出“大政奉还”上奏文，表明将政权归还给天皇，但仍拒绝交出兵权与领地，并计划利用天皇刚重新掌政，与倒幕派皆对政务运作不熟悉之时，派遣家臣进入政府，借协助之名掌控政治。倒幕派对于这样的结果很不甘心，但由于武力倒幕的正当性锐减，因此只好暂时按兵不动。

后来，政府内倒幕派与德川派的斗争渐趋白热化。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并命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将一切权力重新归于天皇；揭示基本施政方针的“五条御誓文”则于同年4月6日公布。与此同时，倒幕派组成了新的政府，彻底排除德川派势力，并以之对抗依旧以江户为统治核心的幕府。当倒幕派得知德川庆喜决定从大阪出兵进攻时，旋即派出以萨摩藩、长州藩成员为主力的军队，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两地展开激烈战斗。经过三天的交战，以寡击众的新政府，在新式军队与精良武器的助威下取得重大胜利，并决定乘胜追击，派遣东征军攻打德川幕府的中心据点—江户。

最后，抢在双方决战江户之前，幕府代表胜海舟与新政府代表西乡隆盛达成协议：以国家为重，一致对外。1868年5月3日，江户不流血和平开城，幕府至此正式瓦解。不过在日本东北地区，以会津藩为首组成的“奥羽越列藩同盟”，仍然继续反对新政府。由于新政府军掌握军力优势，叛乱于同年11月即被平定。幕府海军将领榎本武扬率八艘军舰和幕府残兵逃至北海道，并在1869年1月建立“虾夷共和国”。同年6月，在新政府军的进攻下，榎本武扬投降。因战争开始的1868年为阴历的戊辰年，而被称为“戊辰战争”的内战至此结束。

　　“大化改新”　　所谓“大化改新”就是指大化二年(646年)，大和国实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改革。推翻了以苏我人鹿为首的大奴隶主贵族集团，夺得了政权；并拥立孝德天皇即位，改年号为“大化”，迁都难波。次年元旦，发布革新诏书，并仿照中国唐朝封建制度，实行政治经济改革，史称“大化改新”。　　古代天皇制的确立和发展　　从“大化改新”到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的1200年左右的时间，是日本的封建社会时期。这段时期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645年到1192年，第二阶段从1192年到1868年。　　根据帝都的变迁，第一阶段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代。　　飞鸟时代(539年～年)由于当时的帝都在飞鸟地方(今奈良市以南20公里)的藤原京，故称“飞鸟时代”。　　奈良时代(710年～794年)　　平安时代(794年～1192年)是从桓武天皇于794年(一说784年)迁都长冈(今京都市)时起，到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为止的时期。　　幕府政治　　日本封建社会的第二阶段，是从1192年源赖朝正式开创镰仓幕府起，到1868年“明治维新”为止的时期。这是天皇的大权旁落，各地领主依靠一定的武士集团，不执行朝廷政令，独自进行 根据幕府的发展变化与封建统治者内部的纷争，这个阶段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以下几个时代：　　镰仓时代(1192年～1333年)是源赖朝(1147年～1199年)于1185年推翻平氏，1192年称“征夷大将军”正式在镰地方(今神奈川境内)设置幕府，到1333年北条氏灭亡、镰仓幕府被推翻为止的时期。　　南北朝时代(1336年～1392年)是从镰仓幕府灭亡到室町幕府初兴的时期。上在1270年镰仓幕府末期，皇室内部就分裂为大觉寺统(龟山天皇系统)和持明院统(后深草天皇系统)两派。1336年，前者建都吉野(今奈良县境内)，称南朝；后者建都京都，称北朝，从而形成了南北两个天皇并立，彼此对峙纷争的局面。直到1392年，南朝合并于北朝，这一局面才告结束。　　室町时代(1338年～1573年)是足利尊氏(1305年～1358年)于1333年推翻镰仓幕府，1338年称“征夷大将军”，在京都室町地方设立幕府起，到1573年织田信长(1534年～1582年)推翻室町幕府为止的时期。　　安土桃山时代(1573年～1598年)是从织田信长于1573年消灭室町幕府，到1598年丰臣秀吉(1536年～1598年)统一日本全镜为止的时期。因前者统治中心在近江安土城，后者统治中心在京都的伏见城(桃山)，故称“安土桃山时代”，又叫“织丰时代”。　　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是在丰臣秀吉死后，织田信长的一部将德川家康(1542年～1616年)于1603年在江户(今东京)设立幕府，到1867年江户幕府被倒幕维新派推翻为止的时期。德川家康早年结识田信长，1590年随丰臣秀吉转战各地。丰臣秀吉死后，他于1600年握取实权，并于1603年任“征夷大将军”，成为江户幕府的创建者。从此德川幕府的统治延续260多年。故这一时代也叫“德川时代”。

　　江户时代的经济制度是一种封建的小农经济。16世纪末，日本人口的80％以上为农民。基本的生产关系为各藩领主直接控制广大农民，农民为领主耕种一块世袭土地，并交纳一定量的实物地租和贡米。这种被称为“本百姓”的自耕农，是德川幕府时代幕藩体制的主要经济基础。
　　幕府的收入主要依赖农民的年贡。因此为保证大米等粮食的供应充足，幕府千方百计提高对土地产量的剥削，不断地变换租税收取制度，提高农民上税的份额，对农民的搜刮几乎到了使农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为防止农民从土地上流失，严禁土地的永世买卖。同时为了防止农村生产、生活的商业化，1650（庆安三）年，幕府向全国农民发布《庆安告谕》，禁种经济作物，提倡节约。并通过改革币制、强制捐献、垄断专卖等形式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
　　尽管如此，商品经济还是在农村出现了，农村的生产力程度由于生产工具的改造以及栽培技术的提高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一部分农民开始有了年贡之外的剩余产品。这为商品经济在农村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创造了条件。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富农、地主雇佣贫雇农进行土地的耕种，同时在农村开设手工作坊，进行商品的经营，牟取更大的利益。乡村商人统包农民的农产品及手工产品，销往外地。同时城市商人也把目光投向农村，他们向农村收购产品，牟取利润。封建领主出于生活与财政的需要，也不得不鼓励农民进行一些经济作物的生产，农业生产日益商品化。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产生了农业特产区，如棉花生产集中在畿内和东海地区，养蚕集中于关东和东山地区，大豆盛产于本州东北地区。这样的地区性特色农业为农产品的商品化提供了契机。米、棉、油等农产品除了上交部分外，剩余部分都作为商品出售。自然经济逐渐受到冲击。
　　农村经济作物的生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从17世纪末开始，农村手工业成为手工业发展的显著特点。农产品的商品化，使农村卷入商品经济的漩涡。上交给幕藩的租贡和农民的剩余品都向货币趋势发展。17世纪后半期开始，为解决复杂的财政生活需要，各幕藩开始实行初期专卖制，并开始经营地方性特色手工业。一部分农民在商业活动中独立出来，成为新兴的阶层。经过商人的活动与幕藩的经营，各地手工业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自己的特色。手工业的主要产地有：京都西阵、九州博多的丝织业，大阪附近的棉织业，越前、美浓的造纸业，滩、池田、伊丹的酿酒业等等。
　　由于各产业的发达与“参观交代”制度的影响，交通的建设也如火如荼。形成了以江户为中心的呈反射状的交通要道。沿海岸到京都的东海道、经信浓到京都的中山道、通往甲州（今山梨县）的甲州街道、去往奥州（今东北地区）的奥州街道与通往日光的日光街道被称为当时的“五街道”。由于运送大米与物质的商船的增加，航运事业也逐渐发达起来。
　　随着各产业的发达，城市的发展进一步繁荣。为削弱各地大名的反抗力量，1615年幕府下令摧毁除藩主居住地以外所有地方的城堡，保持“一国一城”。幕藩的领主将武士聚集到城堡周围，并召集手工业者、商人也聚集到这里，形成“城下町”，在“城下町”的基础上慢慢发展了城市的规模。到17世纪末，全国上下已有城市300余座。其中江户、大坂、京都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以江户为例，不仅是幕府所在地，而且是经济文化的中心。据1693年的调查，江户各阶层的人口总数有100余万，超过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伦敦。大坂为当时商业的中心，有“天下的厨房”的美誉，江户时代在这里形成了全国市场的中心，活跃在城市的町人与进出大坂的商人使大坂成为当时最具活力的城市，人口也仅次于江户。另一个繁华的城市就是京都，18世纪初城内外人口达到36万左右。
　　城市的兴盛使商业更加繁荣。为保证商业的利益，批发商门组成同业公会，不断地积蓄起财富，出现了大坂鸿池、江户三井等大商人。
　　
　　资本主义因素与生产关系的变化
　　德川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全国形成了以大坂、江户、京都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圈。江户是最大的全国消费市场。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船满载大米、酒类、盐、手工制品在江户港停泊。这些产品除了一部分为上交给幕府与藩主的租赋外，一半以上为进入江户流通市场的商品。以大米为例，送到江户的商品大米由米批发商卖给销售商，经“舂米屋”加工后直接送往市场销售，在嘉永（1848－1853）年间，仅江户城就有这样的“舂米屋”2700余间。
　　在大坂，于1697（元禄十）年，开设了堂岛大米市场，1730年，堂岛米会所成立，下设“正米商内”与“帐合米商内”。“正米商内”负责米券的发放，“ 帐合米商内”则进行相当于期货交易的证券买卖活动。每年有100万石以上来自畿内、九州、四国甚至东北的大米集中在被称为“藏屋敷”的仓库中，米商用购买的“米切手”（米券）兑换大米运往大坂堂岛米市场进行销售。
　　除了大米之外，酒的市场也在形成。幕府为稳定米价，曾于1754年下令解除对造酒业的限制，兵库县滩地方、摄津的伊丹、池田都成为著名的酒产地，兴盛的酒制造业还吸引周边百姓参加劳动。另外，盐的产地主要是濑户内海沿岸诸国。17世纪，这里出产的盐占全国盐市场的九成以上。
　　由于城乡分工扩大，商品生产的流通、合作性日益加强。例如秋田的棉纺织业，其原料就来自藩外的大坂。这种生产方式打破了藩与藩的界限，使商品生产的市场日益扩大。
　　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把农民卷入了商品生产的环流。农村不仅仅是商品原料的提供地，同时也成为简单加工业的工厂。商人会向农民统购一定的手工产品，支付有限的加工费；地主富农开设手工作坊，雇佣农民进行生产等等，都是这一变化的体现。
　　这样，全国各地各地都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逐渐出现。
　　19世纪初，出现了由许多工人分工制造同一产品的手工业工场。在农村，地主富农开设酿酒、酱油等手工作坊，雇佣农民进行生产。也有的商人提供原材料和生产工具如棉纱、织机等，组织劳动力生产商品。而在城市，手工工场的数量和规模都达到了相当大的程度。江户时代上层社会穿着的华贵衣物和市民们消费的布料大多出自京都西阵的手工业工场。工场除了平织机之外，还拥有可以织出复杂花纹的“高织机”。西阵的丝织工场在18世纪达到极大的规模。1730年6月京都西阵织造工场遭受大火，损失织机3012台，而这个数字只是全部织机的一半，恢复后的工场，织机数量仍然达到2500余台，可见当时西阵织造工场实力之强。除了酿酒、丝织，其他行业也相继出现了手工工场。
　　商品经济冲击着封建领主经济结构，促进了生产关系和农村的阶级变化。首先，出现了一大批豪商，他们利用商品经营中获取的利润，投资于土地垦殖和河川治理，成为拥有商品、钱庄河大量土地的商人兼地主。他们把资本转化为土地，再通过租佃关系剥削农民，转过来又用地租投入商业活动；其次，农民中也发生了分化，大批小农失去土地，沦为租佃农。小农的破产，从根本上动摇了幕藩体制。正是这种生产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推动了推翻幕府，建立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新政府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