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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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代从原始社会晚期到清朝后期(19世纪中叶)的战争中，使用的进攻性兵器和防护装具的总称。在原始社会晚期（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战争中，带有锋刃的生产工具分化出专门用于作战的兵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的需要，兵器不断发展变化，到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以青铜和钢铁为主的冷兵器的发展日趋成熟。火药发明以后，火器逐渐发展起来，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与冷兵器并用。因此，中国古代兵器的发展以火药开始用于军事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前一阶段是冷兵器时代，约自公元前21（一说公元前22世纪）～公元10世纪；后一阶段是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约10～19世纪中叶。

兵器的起源
史前阶段，由于生存竞争或血族仇杀，氏族或部落之间常会发生流血的暴力冲突，于是带有锋刃的生产工具，也被用于人类的互相残杀。这种杀人工具与生产工具不分的状况，在史前阶段曾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萌发，促进了原始社会的解体，开始由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部落联盟之间不断发生激烈而残酷的原始战争。反映在中国的古代传说中，最著名的是约四五千年前的涿鹿之战，以黄帝为首的北方部落联盟战胜了以蚩尤为首的南方部落联盟。原始战争日益频繁而激烈，仅用有锋刃的生产工具已不适应作战需要，促使人们开始设计和制造专门用于杀伤和防护的特殊用具，它们逐渐与一般生产工具分离开来，于是出现了专用于作战的兵器。这一变化大约发生于原始社会晚期，约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相当于从部落联盟向国家转化的过渡阶段，也正是古代传说中发生涿鹿之战的时候。因此，传说中常把兵器的发明归功于蚩尤，或者是黄帝及其臣子，这正反映了部落联盟间的战争与兵器出现的历史联系。从考古发掘中，已获得了带锋刃的生产工具转化为兵器的资料。以重要的原始狩猎工具弓、箭为例,弓箭至少出现于距今2万年前，但是直到距今约5600年的新石器时代才出现用箭杀人的实例。如在江苏省邳县四户镇的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被骨镞射中的人体骨,镞体射入骨质深达2.7厘米；在山西、云南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有类似实例发现。
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磨制石器的技能,能琢磨成较锋利的石质工具;同时也提高了用石质工具加工木器、骨器的技术，为制造兵器准备了工艺方面的条件。当时由生产工具转化成的兵器主要有：用于远射的木质或竹制的单体弓和装有石质或骨、角、蚌质箭镞的箭；用于扎刺的石矛或骨矛；用于劈砍的石斧、石钺；用于砸击的大木棒和石锤；用于勾砍的石戈；以及石质或骨、角质的匕首，等等。此外，可能还使用了原始的木弩，以及可以抛发石弹的“飞石索”等。同时，为抗御敌方进攻性兵器的杀伤，已经使用了原始的防护装具，主要有竹、木和皮革制造的盾，以及用藤或皮革制造的原始甲、胄。

隋唐时期，继承南北朝时期的传统，但重装骑兵的重要性下降,恢复了骑兵轻捷的特点,因此马具装铠的生产已不如南北朝时期受重视。唐朝实行府兵制，据《新唐书·兵志》载，一般士兵标准装备的兵器，为“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皆一”，弓箭和横刀（即短柄的佩刀）是当时骑兵和步兵每人必备的兵器。至于整个军队中主要装备的兵器和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在唐代兵书《太白阴经》中有较详细的记述。现据该书列表如下（一个军的总人数为 12500人）：

从唐朝晚期经五代至北宋初期，兵器又有新变化。成书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的《武经总要》，总结和记述了汉唐以来传统的冷兵器中当时还生产和装备军队的类型，以及新发展的兵器及装具。传统的格斗兵器仍以刀、枪（矛）为主,但为了适应各种特殊战斗的需要,每类下又各形成若干分支,如《武经总要》记载的刀有8种、枪有 9种之多，同时大量采用各种棒类兵器，以及骨朵、铁链夹棒等锤击兵器。远射兵器仍以弓箭为主，弩则向主要用于攻城的大型床弩发展。防护装具有铠甲和马甲，以及步兵、骑兵用的盾牌。据《武经总要》记载，刀、枪和棒类是当时最主要的格斗兵器，而弓箭是当时最主要的远射兵器。部队除有大约30％装备弓弩的射手外，40％的战士装备刀和枪，12％的战士装备棒类兵器，其余的战士装备其他兵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战争主要在中原和江南进行，夺取设防城市成为军队的一项主要任务，因此攻守城器械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

攻守城器械
早在原始社会晚期，人们为了保护氏族或部落不受侵犯，开始在住地周围构筑围墙、壕沟等防御设施，形成了原始设防城堡。到了奴隶社会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工程技术水平的提高，城堡的构筑日渐牢固，并出现了规模较大的设防城市。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设防城市的构筑更趋牢固,由夯土城发展到包镶部分砖壁,直到修筑砖城,并出现了羊马城等设施。北宋总结了前代的筑城术，在《武经总要》一书中记载了具有城楼、角楼、弩台、瓮城、城壕及羊马城等设施完备的城防体系。随着设防城堡的不断改进，促使攻城器械随之不断改进和创新。攻城器械的发展，又促使守方有针对性地创制相应的守城器械，因而形成了兵器装备中具有专门用途的攻守城器械系统。中国在春秋以前以车战为主,军事家主张野战速决,认为“攻城则力屈”（《孙子·作战篇》），攻守城器械的发展是有限的。战国时期，攻守城战日趋激烈,攻守城器械已有较大的发展,战国晚期的墨家著作（《墨子》“城守”诸篇）记述有守城和攻城器械。此后，经过汉唐时代的发展，冷兵器阶段的攻守城器械到北宋时已相当完备，《武经总要》一书中，对重型远射兵器、攻城器械和守城器械有如下记述：①重型远射兵器：床弩和礮，用以摧毁敌方的防御设施和消灭依托城堡抵抗的敌人，同样也用于守方摧毁敌方的攻城器械和杀伤攻城部队。②攻城器械：用以攀越高墙深壕的器械，其中历史最久的是周朝已出现的登城用的云梯，此外还有跨越壕沟的濠桥、折叠桥，掩护战士抵近城垣的防护棚具轒輼车，登高侦察城内敌情的巢车、望楼车等。③守城器械：用以毁坏敌方攻城器具和杀伤登城人员。有各种檑木和檑石，用以烧毁云梯等攻城器具的飞炬、猛火油柜等，还有为塞补被敌方摧毁的防御工事用的塞门刀车、木女头等，以及对付火攻用的灭火器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武经总要》攻守战具中记载的新型纵火器具。火攻战术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孙子·火攻篇》就已精辟地阐述了火攻的战术和作用。史载战国时齐国的田单用火牛破燕，三国时吴国的周瑜在赤壁火烧曹军战船等，就是以火攻取胜的著名战例。传统的火攻器具主要是带燃烧油脂的火箭，以弓弩发射；也使用火兽、火禽和火船。这些火攻器具，都取自天然可燃物，易受气候影响，局限性很大。因此，当中国古代的炼丹家们发明了火药后，很快就被军事家应用到战争中。在中国古代，火药的发明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汉朝，火药的主要成份硝石、硫黄已被人们当作药物使用。两晋、隋唐时期，炼丹家在实践中已经发现了硝石、硫黄和木炭等混合物的燃烧性能，并采用“伏火法”炼丹。唐宪宗元和三年(808),道家《太上圣祖金丹秘诀》中记载有硝、硫、炭3个组分的配方。至迟到10世纪,已开始用火药来制造纵火器具，并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兵器——火药兵器（简称火器），使传统的火攻战术有了新的发展。北宋初年，出现了用火药制造的火箭、火毬等。在《武经总要》中，守城器械部分列举的火药兵器有火毬、火药鞭箭、蒺藜火毬、霹雳火毬等多种，这表明原始的火药兵器是与攻守城战联系在一起的。原始的火药兵器开始装备军队，宣告了冷兵器时代的结束，从此中国古代兵器的发展步入了新的时代。

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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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10～19世纪中叶） 北宋初年火器的出现，标志着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的开始，经南宋、元、明到清朝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以前，延续约9个世纪。在此期间,随着火药性能的提高和新技术的应用，新的威力更大的火器不断被发明创造出来，并在战争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到清朝特别是18世纪中叶以后，由于火器发展的停滞，一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古代火器始终未能完全取代冷兵器，而是火器和冷兵器并用。当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火器和冷兵器所占的比重是大不相同的。冷兵器虽也有一些发展和成就，但它在战争中的作用日益下降。从整体来说，冷兵器趋于衰落，而火器的不断发明和创新，成为这一时期兵器发展的主要标志。中国古代火器的发展,可分为3个阶段：早期的火器，火铳的发明和发展，枪炮在外来技术影响下的发展。

早期的火器
从北宋到南宋约3个世纪,是早期火器的创制阶段。这个时期火器已用于战争，并有一定规模，有些火器的储备已是数以万计，在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就全局来说，当时大量装备军队起决定作用的兵器还是冷兵器。北宋发明的火药箭、火毬类火器，主要是用以纵火的火攻器具，可起烧伤敌人和惊吓敌军人马的作用。南宋发明的铁火炮、火枪类火器，已有较大的杀伤和破坏作用。但这两类火器除少数可以手投外，主要是用弓、弩、礮等冷兵器来发射和投掷，飞火枪也是把喷火筒和矛枪结合起来使用，都离不开冷兵器。因此，这个时期虽然已经是火器和冷兵器并用，但还是一个以冷兵器为主的时期。
据《宋史·兵志》等史书记载，自开宝三年至咸平五年(970～1002),兵部令史冯继升、神卫水军队长唐福、冀州团练使石普等人，先后向朝廷进献火箭、火毬、火蒺藜等燃烧性火器。《武经总要》中记载着这些火器的制造和使用方法，并列出3种火药配方,这些配方是世界上最早以火药命名并用于军事的配方。这些火器，在北宋时期的战争中经常使用。如靖康元年(1126)，宋军在丞相李纲指挥下，使用火箭、霹雳炮同其他冷兵器相结合,打退了金军对汴京(今河南省开封)的进攻。之后,金军也学会了制造和使用火器的技术，攻占了汴京城。北宋时期火器的制造已初具规模，在汴京设有广备攻城作，工匠5000余人，下辖10作，其中就有火药作和专门制造火器的火作。元丰七年(1084)二月，从汴京一次调发煦州、河州驻军的火器，就有神臂弓火箭10万支，火药弓箭2万支，火药火炮箭2000支，火弹2000枚之多。
南宋时期，火药的性能已有显著的提高，金和南宋都使用了铁壳爆炸性火器“铁火炮”。这种炮是金人于13世纪初叶首先使用的。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金军在进攻蕲州(今湖北蕲春)时，使用了用生铁铸成、壳厚2寸的铁火炮。绍定五年(1232),蒙古军进攻金南京（今开封），士兵在大型活动掩体“牛皮洞子”遮挡下掘城，守城金军用铁索悬吊爆炸威力更大的铁火炮“震天雷”，至掘城处爆炸，其声如雷，闻百里外，产生强烈的燃烧和四散飞击的铁壳碎片，毁坏了蒙古军的铁甲和牛皮洞子。景炎二年(1277)，元军攻静江(今广西桂林)，守城宋将在城陷粮绝的情况下,率部下250名点燃一具大铁火炮集体殉国。历史上的这些记载，说明铁火炮已具有很大的杀伤作用，火药性能已经有较大的提高，火器已从纵火器材发展为直接杀伤、破坏的兵器，这是火器发生飞跃的重要标志。
火枪的出现和演变，表明火器的又一方面的进步。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火枪，是南宋绍兴二年(1132)陈规守德安（今湖北安陆）时使用的长竹杆火枪，以竹为筒，内装火药，临阵点燃，喷射火焰，焚毁了敌人的攻城器械“天桥”。这是最早的管形喷射火器，它能使点燃的火药定向集中喷射火焰。这种技术以后又有了发展。南宋绍定五年(1232)，蒙古军进攻金南京时，守城金军使用的飞火枪，将纸制的火药筒绑缚在矛柄上，近战中既可喷火伤人，又能格斗拼刺。虽然是“飞火”，但在火药中还掺杂着铁滓、磁末等，与火焰同时喷出，也能起一定的杀伤作用。南宋开庆元年(1259)，又进一步创制出最早的管形射击火器——突火枪，以巨竹为枪筒，内安子窠（弹丸），用火药发射。这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长期探索，终于在用人力发射的弓箭和礮之后，人类第一次用化学能发射弹丸的成功尝试，也是早期火器发展史上重要的一步，为进一步发明金属管形射击火器解决了一个重大技术问题。
铁火炮、火枪等火器问世后，很快就在战场上显示出威力，无论是宋军，还是金军、蒙古军，都争相添制。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火器作坊的规模，已远远超过北宋都城汴京的火器作坊；军事重镇江陵府（今湖北江陵），一个月就造一、两千尊铁火炮；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在两年三个月内,就制造和添修3～10斤重的铁火炮、火弓箭、火弩箭、霹雳炮、突火筒等 6.4万件。蒙古军在攻陷宋、金的城池后，特别注意搜罗工匠，为他们制造火箭、火炮、火枪等火器。这时的火器虽然在军队装备中还不占主要地位，但在一些战役中，已显示出重要作用。火器已成为军队必不可少的装备。

火铳的发明和发展
这一阶段从元朝到明朝前期，经历了约2个世纪。元朝发明的火铳,是中国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第一代，这已经是用火药发射石弹或铅弹、铁弹，在较远距离杀伤敌人的武器。火铳的发明，开始了火器发展的一个崭新的阶段。到明初，火铳除了已形成可以看作是枪、炮雏形的手持铳和大碗口铳两大类以外，还开始发展了大口径的铜炮、铁炮，把火炮制造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一时期火铳的大量生产和装备军队,特别是专用火器部队的组建,使作战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冷兵器虽然在军队装备的武器中仍占大多数，但火器的巨大作用，已使它成为战场上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
元朝制造的火铳最早开始于何年，目前尚缺乏文献记载。但在南宋后期，由于火药性能已有很大提高，已能以火药为能源用大竹筒发射弹丸，并掌握了铜铁管铸造技术，使元朝具备制造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技术基础。元朝于至元十六年(1279)集中各地工匠于大都(今北京)，利用南宋原有的冶金、火药和兵器制造业的基础，研制新兵器。二十年,又将军器监改为武备监,统一掌管兵器制造。中国现存最早的有铭文的元代火铳，是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至顺三年(1332)的制品。火铳采用青铜铸管，能耐较大膛压，可以装填较多的火药和较重的弹丸,因而大大提高了火器的威力。火铳使用寿命长,能反复装填发射，因此发明不久就成为军队的重要装备。据文献记载，到元末，火铳已被元军和农民起义军广泛使用。《元史·达礼麻识理传》就有至正二十四年(1364)元军使用成批火铳作战的记载。
明朝建立(1368)后，除大量生产铜火铳外，还开始铸造铁炮。现藏于山西省博物馆的明洪武十年(1377)造的3门大铁炮（明初时较大型的铳已开始被称为炮）,其口径、身长和重量都大大超过元代的火铳，身管也成直筒形，代表了明初火炮制造的较高水平。明成祖朱棣取得政权后，进一步增加了造铳的数量和品种，并提高了质量，改进了结构，使之更利于实战。据史书记载，明军已大量装备火铳。洪武十三年(1380)规定，在各地的卫所驻军中,按编制总数的10％装备火铳。二十六年,规定水军每艘海运船装备碗口铳4门,火枪20支，火攻箭和神机箭各20支。永乐年间，创建专习枪炮的神机营，成为中国最早专用火器的新兵种。明代的城关和要隘，也逐步配备了火铳。洪武二十年(1387)在云南的金齿、楚雄、品甸和澜沧江中道，安置火铳加强守备。永乐十年(1412)和二十年，明成祖下令在北京北部的开平、宣府、大同等处隘口，安装炮架，加设火铳。嘉靖年间，长城沿边要地，几乎都构筑了安置盏口铳和碗口铳的防御设施。火铳的大量使用，标志着火器的威力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但它还存在着装填费时，发射速度慢，射击不准确等明显的缺陷，因此只能部分取代冷兵器。在整个军队的装备中，冷兵器还占主要地位。

枪炮在外来技术影响下的发展
这一阶段从明朝后期到清朝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大约经历3个多世纪。这个时期从仿制外来的鸟铳（枪）和佛朗机铳（炮）、红夷炮开始，火器已分为枪、炮两大类各自独立发展，并大量装备步兵和炮兵。随着火炮威力的日益增大，逐渐取代了礮和床弩一类冷兵器，成为城堡攻防战的主要兵器。步兵装备的鸟铳（枪），填装弹药慢且不能用以刺杀，因此刀、矛、弓、箭仍然是重要兵器。这种状况一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还未得到根本改变，这对清朝后期的战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6世纪初叶，随着欧洲殖民者用新式枪炮对外进行掠夺，西方火器及其制造技术先后传入中国，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佛朗机铳、鸟铳和红夷炮。佛朗机铳是葡萄牙人在嘉靖初年入侵中国时，被明军缴获的舰炮。它在构造上与火铳相比，具有身管长、装有瞄准具、使用子铳（预装火药弹丸用）等特点，因而比火铳装填方便、射速较快、射程较远、命中率较高，是当时欧洲流行的一种火炮。明朝依其形式,仿制成大中小5种规格的佛朗机铳，大型的用于舰船和防守城堡营垒，中型的用于随军机动作战，小型的用作单兵武器。
从元朝到明朝，在枪、炮获得重要发展的同时，其他种类的火器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这些丰硕成果在明朝后期的《兵录》、《武备志》、《金汤借箸十二筹》等兵书中得到了充分反映。仅《武备志》就记载了火药、火炮、火铳、火箭、火牌、喷筒、火毬、火兽、火器战车、水战火器、地雷等类火器共200多种,并绘有大量附图。在火药配制方面，明代后期除吸收外来火药配方的特点而制成更适合新式枪炮用的发射药外，还配制了各种专用的火药，如引药、炸药、信号药、发烟药、致毒药等，丰富了宋元以来的火药品种。在喷筒和抛射火器方面，提高了燃烧、致毒、发烟、遮障等作战功能。利用火药反冲力推进的火箭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有单级火箭、二级火箭、多发齐射火箭、有翼火箭等。在爆炸性火器方面，有炸弹类、地雷类、水雷类共十几种，一般用于投掷、事先埋设或沉放于水陆通衢，其引爆方式除直接点火外，已发展为拉发、绊发、触发或机械式钢轮发火。这些火器都以各自的特点，在作战中同枪炮一起发挥杀伤和破坏作用。
清朝以后，中国火器的发展逐渐由缓慢而至于停滞。清初由于战事的需要，尚重视火器制造，重型火器以火炮为主，轻型火器以鸟枪为主。据《清文献通考》记载，从康熙十三年到六十年(1674～1721)，清中央政府所造的大小铜、铁炮约900门,但炮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并无大的改进。如康熙十五年(1676)铸造的“神威无敌大将军”炮，仍属红夷炮型，大者口径达110毫米，全长248厘米，重1000千克，可发射 4千克重的铁弹。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收复被沙俄侵占的雅克萨时，曾使用了这种火炮。鸟枪的种类较多,其中少数采用了燧石枪机,多数仍用火绳枪机。康熙年间，戴梓曾制出燧发连珠铳和蟠肠鸟枪，对鸟枪的结构有较大改进，但未被广泛使用。至于部队配置火器的状况，与明末大致相同。康熙三十年(1691)，在满蒙八旗中设立火器营，抽调5000多人专门训练使用鸟枪。雍正五年至十年(1727～1732)，先后规定绿营的火器配备，鸟枪兵一般占40～50％，加上约占10％的炮兵，火器手约占60％左右。18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各国开始产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火器的制造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这时中国仍处于封建社会，清政府由于腐败的统治和严重的保守思想，根本不重视火器的发展，很少再造火器。对外又妄自尊大，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使外国先进的火器及其制造技术也未能在中国传播。因而中国火器的发展大大落后于西方。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才匆忙下令在沿海各地制造火炮，加强海防，但是仍然抵挡不住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纵观中国古代兵器的发展，历经数千年而自成体系，这绝不是偶然的。它经历了石兵器、青铜兵器、铁兵器、火器等漫长的历史过程，创造出适用于步战、车战、骑战、水战、攻守城战等种类繁多的兵器，而其发展进程又一脉相承，各具特色。如冷兵器中的戈、矛、戟和弓弩、床弩等，都经历了长期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冷兵器时代的火攻战术，促使中国古代炼丹家们发明的火药，很快应用于军事，并发展成为北宋的火器。南宋的火枪发展成为元代的铜火铳，铜火铳又很快发展成为明初的大铁炮。从而使中国古代兵器形成鲜明独特的风格，成为世界兵器史上极为重要的体系之一。中国古代兵器的成就，对世界兵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火药和火器的发明，促使世界军事技术发生了一次革命，为近代枪、炮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中国古代兵器的成就，是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分不开的。中国古代先进的技术成就，如冶铸青铜合金的技术、百炼钢技术，火药的发明等，都是首先或大量地应用于军事，促使中国古代兵器不断创新，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但当西方国家经过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各种新技术，把中国古代发明的火器发展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打倒封建主的有力武器的时候，中国却由于当时社会发展的缓慢带来的科学技术发展的缓慢，使中国的火器落后于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