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他朋友任安的一封信。

任安在汉武帝时任益州刺史。汉武帝晚年信任重臣江充。江充诬陷太子刘据，刘据被迫起兵讨江充，兵败后自杀。刘据起兵时，任安接受了他的命令，因而被判处死刑。

任安在狱中时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能尽“推贤进士”的责任，出面援救自己。司马迁曾因替李陵说话，遭受了残酷的宫刑。他鉴于以往的教训，认为即使自己出面援救也无济于事。所以很为难，久久没有作复。只是在任安就要被处决时，才写了这封信。

在这封信中，司马迁详细述说了自己清白无辜而蒙冤的不幸遭遇，着力抒发了惨遭宫刑之后蒙羞含辱的愤懑；揭露和批判了封建最高统治者喜怒无常，是非不明、贤愚不分的昏庸；同时他又引用了许多命运坎坷而德才杰出的历史人物的事迹以自励，决心忍辱负重完成自己的历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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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安书》表面上是为任安写回信，但对任安让他“推贤进士”只一笔带过，而用大量篇幅向好友任安倾诉自己无比激愤的心情。向任安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自己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地流露出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

《报任安书》对研究司马迁的思想及《史记》的写作动机、完成过程，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散文杰作。古人早就把它视为“天下奇文”，可与《离骚》媲美。

此文之奇，首先表现在气势磅礴。作者长久郁积在心中的悲愤，借此文喷薄而出，有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其气势之壮阔，令人惊叹；此文之奇，在它的纵横捭阖，波澜起伏。

作者是坦率的，内心的矛盾又是十分复杂的。他无意矫饰，三言两语又说不清楚，所以他就一一道来；此文之奇还在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旁征博引，时而欲言又止。曲折反复，一波三折，行文流畅，语言生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报任安书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给其友任少卿（姓任名安, 字少卿）的一封回信。因从回信中可以见到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的理想，故为后代所传颂。

《报任安书》表面上是为任安写回信，但对任安让他“推贤进士”只一笔带过，而用大量篇幅向好友任安倾诉自己无比激愤的心情。向任安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自己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地流露出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

扩展资料：

《报任安书》的写作背景，是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发生巫蛊之祸，司马迁之友任安（字少卿）接到太子刘据发兵令，但按兵不动，不助太子，亦不助武帝。

事后，任安以“坐观成败”之罪名被处腰斩之刑。司马迁在此时回信在死牢的任安表达他的想法。

任安是荥阳人，从小就是孤儿，家庭贫困，为人赶车到长安，落脚武功，后为亭长。邑中人出外打猎，任安为大家分“麋鹿雉兔”，甚为公平，众人皆喜。

后来发生了戾太子事件，太子刘据起兵造反，刘据在北军南门外召任安起兵，任安接受了符节，但闭门不出。刘据兵败逃亡，田仁认为皇上与太子是骨肉之亲，便开城门放刘据出城。

汉武帝从甘泉宫回到京城认为任安“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将任安下狱，后处死。

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公元前101年，汉武帝派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出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本来战斗很顺利，后来因为叛徒告密，李陵也因此被俘。李陵投降匈奴，在匈奴待了26年，公元前74年，病死。

李陵兵败被俘的消息传到京城，汉武帝龙颜大怒，召集群臣讨论，所有大臣都纷纷落井下石，说李陵有罪。唯独司马迁站出来讲公道话。

司马迁的本意是为武帝宽心，安慰武帝，但汉武帝却认为司马迁是“沮贰师”。“沮”是用语言败坏人的意思。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是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

李广利是汉武帝的妻哥，又是此次征匈奴的统帅。为李陵辩护与“沮贰师”，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汉武帝却以“沮贰师”的罪名，判处司马迁死刑。

九年后，李广利投降匈奴，司马迁写进了《匈奴传》，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47岁的司马迁被捕下狱，公元前98年，48岁的司马迁接受了官刑。接受宫刑免死，对常人来说，可能不是多大问题，但对司马迁来说，问题比天还大，很难接受。原因有二：一是羞辱了祖先，二是成为个人的最大污点。

任安曾写信劝司马迁多“推贤进士”，寄信时间有太始四年（前93年）说、抑或征和二年说。因为在李陵事件，司马迁被判处宫刑时，任安并未助司马迁之故，所以司马迁回信一直自称为“刑余之人”，而无力“推贤进士”，暗示有拒绝相救的含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报任安书

一、司马迁写《报任安书》的原因《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任安的一封信。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荥阳人，汉武帝时任益州剌史、北军护军等职。他于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93年）写信给司马迁，希望司马迁为朝廷“推贤进士”。当时司马迁没有回信，原因较多，主要是因为在皇帝身边侍奉，没有时间；还因为任安当时还没有获罪并被判死刑，从而没有赶紧回信的动机。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戾太子刘据因江充以巫盅之事陷害自已，不得已，杀死江充后带领自已的亲兵在长安城中诛灭奸臣。由于兵少，戾太子持节到北军调兵（汉武帝此时出巡在甘泉宫，戾太子以太子身份持节护国）。北军是皇帝的亲兵卫队。任安当时在北军任职，因而受到牵连被捕，并将于是年冬天执行死刑。司马迁大约是在任安临死之前的一个月内给任安写的这封信。写信的动机有三点：第一，来信应当回复；第二，任安可能马上被执行死刑，如再不回信，死者就见不到了；第三，司马迁受刑之后，满腔愤懑不能向身边的人叙说，也想找个朋友表达出来。二、《报任安书》的内容《报任安书》第一段首先写出了未能及时回信的原因，以及此时回信的原因，并表达了自己受刑后独自抑郁，没有知音能诉述的心情。第二段写了司马迁对“士”，也就是“知识分子”的理解，谈到士应当修身、爱施、取予、耻辱、立名的五项标准，然后谈到宫刑对人生理和心理上的巨大伤害，以及别人对已经去势后的人的歧视和自己自卑的心情，表示自己已经从朝廷的官员成为残废人的悲苦，说明自己以这种身份不能再为朝廷推荐人材。第三段回顾了少年时代的豪情壮志和为国效力的志向，以及在任职之后公而忘私，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心态，但结果却事与愿违的悲愤。第四段写了他获罪的原因。司马迁获罪是因为了李陵。李陵本人是汉朝名将，他的祖父李广也是名将。司马迁与李陵虽然同朝为官，但没有私交，从来没有在一起喝过一杯酒。但他通过观察认为李陵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材，对父母孝顺、对朋友讲信用、不贪财、不争功劳，为国家的事情奋不顾身。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九月李陵仅以五千步兵深入匈奴，与敌人苦战十多天，杀敌数超过本身数量，后来在弹尽粮绝没有后援的情况下被匈奴全国的兵力包围，经过激烈战斗，兵败被俘而投降。司马迁认为他的投降是想再找机会再报答汉朝，而不是真投降。在李陵得胜之时，朝廷众臣整天向汉武帝祝贺，但当李陵兵败后，汉武帝非常震怒，朝中大臣们都不说话，只表示忧虑恐慌。司马迁官职小，本来也没有说话，但见到皇帝非常难受，也想劝几句，但并没有机会说。后来汉武帝召见司马迁，询问他的意见。司马迁乃一书生，就谈了一些李陵的战功，并认为李陵只是在兵败无奈的情况下假投降，可能是想再有利于汉朝，并劝皇帝不要难过。谁料想这番话得罪了汉武帝，以为司马迁是在为李陵游说。皇帝马上翻脸把司马迁交司法机关立案处理。司马迁因为没有钱救自己，又没有朋友帮忙，原来的亲近的人也不敢说一句话，于是司马迁被判处宫刑，即切除男子的生殖器官，这是仅次于死刑的残酷刑罚。第五段司马迁讲了对人生，特别是对生死、刑罚的看法，他认为自己这种从事文史记录的官员只是皇帝的玩物而已，死不足惜。但作为人，有人死得重于泰山，有人死得轻于鸿毛，作为知识分子不应当受到侮辱，而宫刑是最大的侮辱。司马迁之所以没有以死雪耻，只是因为心愿没有完成，文采不能流传。第六段讲了历史上有许多富贵的人，不能为后世所流传，而受到艰难困苦仍然坚持工作的人才有所成就，他列举了周文王因被囚禁而推算出《周易》、孔子生活艰难而编著了《春秋》、屈原被流放而作了《离骚》、左丘因为眼睛瞎了而作了《国语》、孙膑被砍去脚而作了《兵法》、吕不韦被流放到蜀地而使《吕氏春秋》得以流传于世、韩非子因为被囚禁在秦国而作了《说难》《孤愤》等篇章，他还认为《诗》三百篇大抵上都是圣贤发愤所作。然后，司马迁谈到自己写《史记》的计划，并说明因《史记》未完成，自己不能死，一定要等此书并使之流传，然后再死一万次也无悔的决心。第七段，也是最后一段，司马迁谈到自己受刑之后的精神痛苦，为人们所耻笑、污辱了祖先，以致“肠一日而九回”、精神恍惚、手足无措，每当想到这个耻辱都汗流沾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再向朝廷推荐人材呢？从而又回到主题。三、读《报任安书》的感想1、司马迁是真的勇士我今天中午还在为司马迁担心，他这封信写得太大胆了，万一落在汉武帝手上，或者什么人去打个小报告，司马迁恐怕要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了；我还一直奇怪《报任安书》这封朋友之间的私信，并且内容有对汉武帝有不敬之处，对自己的遭遇有不满之处，这样的信怎么能流传于世，也许汉武帝和他的子孙们看到这封信，并容忍了司马迁，那么 “言论自由权可以追溯到中国的西汉了”！然而司马迁是因言获祸的！因言获祸而仍敢直抒胸臆者是大丈夫，是真的勇士！英雄不一定高大威猛，像电影上的那样，英雄可能长相细小甚至有残疾，但关键时候才能显出英雄！2、司马迁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悲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如果想过比较体面的日子，必须依附于人。像许由、颜回这样不肯出来依附人，只能是穷死、病死。像介子推这样的人，虽有功而清高，不肯接受主子的赏赐，只能被主子烧死。春秋战国时期许多知识分子凭借自己的知识，到处游说，求得依附人，像冯煖这样的人只想混口饭吃，混辆车坐，再得到一些养家的费用就很满足了，但像商鞅、李斯、苏秦之样的人志向就更大了，都做到宰相的高位，但后果都不太好，最后都被人杀了。司马迁是个小文官，继承祖业当上掌管文史的官员，职位不高，收入也不高，以至获罪之后都没钱贿赂，而被宫刑。在皇帝眼中，这些知识分子，无论大官、小官都是工具而已，并不尊重他们，甚至羞辱和杀害他们。司马迁就是其中之一，在古代做知识分子真难哪！古代知识分子必须慎言，尽量少说话，所谓祸从口出，一点不假。但我不知道古代有没有逼人说话的制度，比如说一定要在什麽什麽会议上发个言，或者必须发表多少多少成果，否则饭碗不保，如果没有，那司马迁对汉武帝直言就太书生气了。3、应当废除酷刑，特别是肉刑司马迁受到宫刑后痛不欲生，中国古代酷刑种类极多，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人在这方面的发明创造，宫刑是其中之一。宫刑不仅使人身体上遭受巨大痛苦，精神上也遭受到巨大痛苦，是一种极不人道的刑罚。在中国秦汉之际，宫刑用得极为普遍，为秦始皇修陵墓的几十万人中有许多是受到宫刑的。汉朝人也认识到酷刑的害处，公元前74年，也就在司马迁之后约二十年，路温舒写《尚德缓刑书》，并呈给汉宣帝，其中批判了秦汉时治狱之吏，也就是从事刑事司法的人的残暴。提出“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即死刑和肉刑的不可恢复性。他引用《尚书》中“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指出当时的刑事司法人员上下任务逼得很紧，以实施严刑峻法为成绩。他还分析从事刑事司法的人也不是愿意别人死，但没有办法，只求自保而已。这就把矛头指到上头去了。他还反对刑讯逼供，说“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指出了刑讯逼供出错的很大的可能性。他还说“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更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批判了逼供诱供的严重后果。汉宣帝接到上书之后，认为说得很好。我真很佩服路温舒的大胆和汉宣帝的大度了。如果那时中国能在司法实践中采纳路舒温的意见，中国二千多年前的人权状况将要比许多西方国家好得多。4、刑事诉讼辩护人的重要性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了自己被捕后孤立无援的状况，一个在皇帝面前当官的人在面临刑事诉讼时尚如此，普通老百姓就只能更是任人宰割。中国古代刑事诉讼中没有辩护人，更没有司法援助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