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的粘贴是也稍看下，一股脑都拿来了，说国统区的就一段呢。
国统区的戏剧和小说创作：
（一）、陈白尘的戏剧艺术特色：
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还产生了优秀的讽刺喜剧，陈白尘是这一时期国统区成就和影响最大的剧作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悲剧《岁寒图》和喜剧《升官图》。陈白尘的喜剧作品的艺术风格。
1、 在题材和主题上，陈白尘一般不取材家庭生活，而擅长把讽刺的矛头直指与全中国人民生死攸关的政治问题上，尤以揭露旧中国“官场”的丑态为特色，表现出相当的胆识。比如发表于1936年的《恭喜发财》，嘲讽了当时借抗日救国之名，搜刮民脂而肥私的官僚政客；另外还有抗战初期写的两部讽刺喜剧《魔窟》和《乱世男女》，前者对沦陷区“维持会”汉奸竭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后者则集中鞭挞了国统区一伙儿打着“抗战”旗号，过着醉生梦死生活的“都市沉渣”，透过这群乱世男女的表演，让人们感受到这种生活的真正成因正是国统区腐败的政治风气。而陈白尘的《禁止小便》和《升官图》则都以锐利的笔锋，直截了当地掀开了国统区“官场”的内幕，特别是《升官图》在暴露、讽刺官僚政治的深度与广度上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
2、 陈白尘的创作个性中具有相当活跃的幽默感，他善于捕捉现实生活中可笑的因素，将题材作特殊的喜剧处理，他的喜剧风格是明朗、尖锐而又浓烈、泼辣。除了将讽刺寓于幽默之中外，陈白尘还常运用滑稽手法加强讽刺的力度和深度，是我们从夸张变形的外观形式之中，深深感受到那些人物灵魂的“丑陋”。
3、 陈白尘的笔下描绘出了一幅幅鲜明生动的“群丑图”，这正是他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优秀喜剧的深厚传统而形成的其又一大特色。
4、 陈白尘善于设置一个个讽刺性的喜剧场景，比如《升官图》，首先把人物行动的强烈性（追求升官发财）和实际结果的虚幻性（好梦不长）作了极可笑的对比；其次，“梦境”的设计，以及剧中时间、地点、人物官职含混不清，为充分使用戏剧必不可少的夸张、变形，甚至荒诞的手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5、 陈白尘的喜剧语言通俗、精练而又充满滑稽的夸张，他运用了漫画式的手法，生活化的台词中加进一两句政治用语，使得作品的讽刺喜剧效果十分的强烈。
（二）、张爱玲和钱钟书
钱钟书、张爱玲等国统区文学创作可以了解国统区文学创作的概况，钱钟书、张爱玲等人的创作风格，为国统区文学创作的重要作品，重点在《围城》、《传奇》、《流言》、《马凡陀的山歌》这几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国统区讽刺文学的主要特点。
钱钟书和他的《围城》一、钱钟书的创作及基本风格识记：钱钟书的创作概况：钱钟书小说高超的讽刺幽默色彩。二、《围城》的思想蕴涵与哲学意蕴识记：《围城》最初连载于上海《文艺复兴》1946年第2期至1947年第6期，1947年由上海晨光公司出版单行本。“围城”的含义。分析：（1）《围城》的思想意蕴。（2）《围城》的艺术成就。（3）《围城》塑造的一群现代新儒的典型意义。
张爱玲的《传奇》与《流言》一、《传奇》及张爱玲小说的独特风格识记：（1）张爱玲的创作概况。（2）《金锁记》、《倾城之恋》等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张爱玲小说传奇性的故事以及弥漫于其中的梦魇般的氛围。分析：（1）《金锁记》的悲剧意蕴与艺术特色。（2）《倾城之恋》的思想蕴涵与艺术特色。二、《流言》及张爱玲散文的艺术价值识记：《自己的文章》、《中国人的宗教》等是张爱玲散文的名篇。张爱玲散文对“私语”诉说模式成功运用。
“七月”派的诗歌和小说识记：（1）“七月”派概况。（2）“七月”派诗歌和小说的代表作家及创作概况。“七月”诗派的共同特点。分析：路翎小说《财主底儿女们》的思想主题与艺术特色。
“九叶”诗派识记：（1）“九叶”诗派概况。（2）穆旦的创作概况。领会：“九叶”诗派共同的审美追求。分析：穆旦诗歌独特的艺术成就。 《马凡陀的山歌》等国统区的讽刺文学识记：《马凡陀的山歌》是诗人袁水拍用笔名马凡陀发表的一百多首山歌的汇集，是这一时期政治讽刺诗的杰出代表。：《马凡陀的山歌》在新诗民族化、大众化方面的新尝试。
国统区抗日和揭露题材的小说
1、丘东平和他的《第七连》
2、张天翼和他的《华威先生》
3、沙汀和他的《在其香居茶馆里》
4、 钱钟书和他的《围城》
5、黄谷柳和他的《虾球传》
6、赵树理——中国农村题材的优秀小说家
张天翼的讽刺小说《华威先生》的讽刺艺术。
抗战前期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一个由冷落到繁荣的过程。无论从题材、主题、人物形象塑造、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有新的开拓和发展。其中，表现抗日和暴露国统区黑暗现实是最主要的两大题材和主题。
在讽刺暴露文学创作中，张天翼在当时可谓是一名先锋。鲁迅对日本友人增田涉说：“中国作家若只翻译我一个人的作品就比较寂寞了”，他推荐了郁达夫和张天翼。张天翼的小说基本上属于讽刺小说，曾被誉为是中国30年代文坛上最大的笑匠，他和老舍是现代讽刺小说的双璧。
1、张天翼的创作内容：
张天翼的创作题材广泛，几乎接触到中下层社会的各个方面，抗战爆发前，张天翼作品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突出地表现在对各类小市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灰色生活的描绘，塑造众多这类平庸可笑的形象，是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比如《稀松的恋爱故事》，写了青年罗缪与朱列的恋爱过程。他们的恋爱就是逛公园、看电影。张天翼笔下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恋爱过程不是那种甜蜜的爱情生活，而是酸溜溜、庸庸碌碌的低级趣味。当时的读者已经厌倦了那种小资产阶级恋爱的情调和趣味，张天翼的这个写法自然赢得了较高的评价。
还有他对中流社会中的人物的灵魂所作的生动的刻画，如《皮带》中的邓炳先生，为了升官出尽了洋相；《贝胡子》里的贝胡子骂借他的钱未还便死去的人是故意作圈套，骗了他的钱去阎王那里躲债，当动员为抗战捐款时，他迫于形势费了很大劲捐了一毛钱，还想为此登报。作者活画出了这类人物的灵魂。而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类题材的作品中，最杰出的是《包氏父子》，既有对小市民心理的深刻剖析和讽刺，又有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揭露和批判。
②在农村题材的小说中，他着重反映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更重要的是他在反映这种阶级关系的同时还描写了地主内部的斗争，揭示了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如《万仞约》、《清明时节》等作品，而像《菩萨的威力》、《儿女们》等作品，则反映出农民的反抗和暴动。这类作品从另一个侧面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③从五四到30年代，尤其是叶圣陶的《稻草人》出版后近10年来，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几乎是空白。儿童读物一般是从外国译来的童话或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作品。张天翼填补了这片空白。他的《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蜜蜂》、《金鸭帝国》等童话想象丰富，故事生动，符合儿童的心理，又富于教育意义。
2、《华威先生》的讽刺艺术：
抗战前期，张天翼的作品并不很多，但《速写三篇》（《华威先生》、《新生》、《谭九先生的工作》）却是很有影响的。《华威先生》是张天翼在抗战前期的代表作。
《华威先生》发表于1938年，当时的一般作家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沉浸在异常乐观的气氛里，很少注意到阻碍抗战的暗流；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则不同于那种盲目乐观的作品，他揭破了潜伏在抗战中的逆流，提醒人们的警觉，因而这篇作品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华威先生》表明了作者对抗战的清醒认识。
华威先生这个形象的意义在于通过人物性格透视了当时社会环境，从而揭示了国民党包而不办，名为抗日，实则限制人民，防范人民的本质，华威这个人物形象可以说是国民党上层分子在抗日初期的一个缩影。
《华威先生》标志着作者艺术上的更趋成熟。
辛辣的讽刺是《华威先生》最显著的艺术特征。有两点：①真实与夸张的统一。讽刺的生命来自于真实。华威先生的形象是真实的，国统区存在着许多这样的官僚，作者对华威先生的描写是真实的，同时又是夸张的。通俗地说，这个形象是放大了的，放大是真实与夸张的统一，是讽刺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合理的夸张能更充分暴露事物的本质；②对比手法的运用。用这种方法，作者无需去发议论，只用事实来说话，一经对比，矛盾便暴露出来了，讽刺效果即显示出来，这就使作品有内在的讽刺力量，而非外在的油滑之笔。在作品中，作者通过对华威先生参加三个不同的会议的
三种不同态度的对比，活画出华威的性格。
张天翼小说的语言特色：准确、诙谐，比较规范，采集了不同职业、阶层、地域的口语，具有广泛性。他的作品中很少运用方言，语言干净利落。
国统区文学创作思潮这段时期走过的路程：
1、抗战初期（1937年7月—1938年10月）
①“文协”的成立：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标志着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自由主义文学等几种文学运动的汇流，组成了文学界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包括国共两党作家在内的大联合。“文协”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
② 这一时期的文学从文体上看：首先，战前并不发达的报告文学和通讯此时成了最热门的题材；其次，诗歌朝广场艺术方向发展，追求通俗、鲜明、昂扬，出现了墙头诗、传单诗、枪杆诗等便于宣传和鼓动的形式；第三，各种大众化的小型轻便的文艺形式在文坛上唱了主角。
③从主题上看，此时期的文学以宣扬“英雄主义”，宣传抗日救亡为核心，表现民族解放战争中新人的诞生，新的民族性格的孕育与形成，色彩单纯而鲜明。
2、 抗战中期（1938年10月——1944年9月）
抗日进入了相持阶段，特别是1941年皖南事变的发生，国内局势发生逆转。初期受速战论鼓动的昂扬激奋的社会心理，已经慢慢沉静下来，人们开始正视战争的残酷性和取得胜利的艰巨性，正视由于战争而沉渣泛起的各种封建文化的积垢及现实中的腐败现象。
①在主题上，该时期的文学显著地增加了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历史的反思，作家在苦闷和抑郁中开始更加深刻的思索，重新认识我们的民族，重新认识自己，为民族的振兴寻找新的出路，从而使得此时期的文学向多思维、全方位的观察转变，爱国主义的主题也得到了扩展和深入，创作题材向纵深的立体的方向开掘；
②此时期的文学体裁以长篇小说、多幕剧、长篇叙事诗与抒情诗为主。
③此时期的文学格调是凝重、深沉的。
3、 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1944年9月—1949年9月）
由于194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议案，由此在国民统治区掀起了民主运动的热潮。文学又一次获得了活力。
①此时期的文学主题集中于两个领域：对黑暗的诅咒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的否定，以及知识分子在新时代到来之前的自我内省与历史总结；
②此阶段，各种文学体裁都充满了活力；
③各种作品都笼罩着时代大转折时期所特有的紧张、愤激、嘲谑和痛苦，希望、期待、焦躁与不安，从而呈现出繁复的音响。不过，讽刺乃是此时期文学最鲜明的主色调。相比之下，国统区文学的基调是沉郁凝重，间杂有戏剧性的批判色彩；而解放区创作的基调则是明朗、素朴的。
七月诗派：因胡风主编的《七月》而得名，以艾青、田间为首，其他有绿原、亦门、曾卓等， 主要刊物《七月》《希望》，以抗战现实为内容，以自由体为主要形式。形成贯串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国统区最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
九叶诗派：是40年代国统区出现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等。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他们既忠于时代和斗争现实，又忠于艺术创造。吸收了西方象征诗派、现代诗派的表现艺术和手法。
收集了一些全部是40年代国统区文学创作的基本内容，可能比较细化，你看看是否用的上。以上，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国统区 ：
第一阶段（1937年7月7日----1938年10月武汉失守）
文学的基调是昂扬激愤的英雄主义，文学活动以救亡的宣传动员为中心；
彼此对立的各家各派作家的联合：18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的成立，周恩来、孙科等为名誉理事，郭沫若等45人为理事，老 舍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出版了会刊《抗战文艺》等；
“文协”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作家深入战争现实生活；
报告文学和通讯成为最热门的文学题材。
强调了文学的战斗性、时代性、功利性、宣传性，丧失了文学的多样话和个性化。
第二阶段（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创作则转为正视战争的残酷与艰难，正视现实中的黑暗；
题材更深入到民族生活的底蕴，揭露与批判现实的黑暗势力和解剖民族痼疾；同时在历史中发掘民族美德，寻找民族脊梁以作为现实的借鉴；再则，作家也开始面对自己，探询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
主要文学形式是长篇小说、多幕剧、长篇叙事诗；追求史诗格调，
沉郁、凝重、博大的风格。
第三阶段（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文学再一次与民主运动结合，讽刺成了主调，许多创作都带上喜剧性的批判色彩。
一、文学思潮、论争：
40年代文学论争多，一方面固然与时代与政治的左右相关，但从另一层面看，则又是新文学理论建设更深入的探讨与建树。这几次论争，几次重要的论争是：
（1）1940年以后国统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
事件的发生：由于民族意识的高扬，如何在文化领域突出民族特色的问题就凸显出来。
议论的焦点：如何看待“民族形式”的来源。
代表性的观点与理论探讨
向林冰：比较重视民间旧形式，但又错误地否定五四以来新文学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
葛一虹：全盘否定民间旧形式，全盘肯定五四新文学。
1940年下半年，论争不再停留于“中心源泉”上，而是更深入地接触到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中外文化遗产上，郭沫若、茅盾、胡风等都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观点。
第一节 国统区作家的创作（3学时）
一、有关抗战几个阶段国统区小说创作的变迁：
1、初期偏重纪实性的小说“报告文学化”现象:抗战初期，作家走向前线，走向大众，或者写起了报告文学，或者写的小说“报告文学化”，具有很强的新闻性和记事性。
2、稍后作家对战争中民族精神的新变化进行了表现：或者一般地赞扬老百姓和青年知识分子的积极抗战表现，或者是表现人民特别是农民经过抗战的锻炼而成长为新人；（如艾芜、姚雪垠、丘东平等人的一些作品）
3、随着抗战的持续和深入，作家的视线由光明转向黑暗，小说创作中的暴露讽刺之风大盛，如张天翼、沙汀、艾芜等人的作品。
二、主要作家的创作
1、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刻画出了“华威先生”这一个“包而不办”的抗战文化官僚的典型形象；情节极其简单，象一个人物的“小品”，但极具艺术表现力；批判尖锐，内涵深远，讽刺笔调冷峭，叙述笔调明快，语言劲捷，短篇体制圆熟。
2、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与《淘金记》等暴露讽刺作品
严谨的客观描写手法，将作者深深藏在人物、事件背后的表达手法；
严于选材，善于捕捉艺术细节，运用夸张和戏剧性情节，刻画出众多的旧时代农村基层统治者狰狞的戏剧形象；
语言幽默质朴，比较口语化，富于地方色彩
继承了中国古典讽刺小说的传统，深受五四乡土文学的影响，又认真借鉴了果戈理等苏俄文学的经验，在现代讽刺小说的民族化方面，取得了不凡的成绩。
3、钱钟书的《围城》
《围城》所揭示的是洋学衔和旧学问错综时期新儒林的众生相，是揭示他们官场化和商场化的空疏和迂腐、虚伪和鄙琐，揭示他们从国外回到国内，从家庭走向社会、又复归家庭的彷徨无主、无所归宿的灵魂。因此，在谈论这部长篇的思想、艺术价值的时候，首先应该把它置于中西文化大撞击、国难家愁相激荡的巨大智慧背景和现实背景之中来审视。
《围城》的意蕴有三个逐步深入的层面：
（1）高级知识分子精神病态的讽刺；（表面语义层）
（2）随主人公的漂泊转徙而涉及到的广阔社会面和众生相；作者涉笔成趣，皆成讽刺；（连带语义层）
（3）是形而上的层面：它由主人公的荒诞处境和无意义的人生经历而生发，拓展到对人的基本存在困境和人生的根本意义、人的基本根性和人际间的基本关系等人生的根本问题进行探询，从而将作品的意蕴提升到了人本的形而上的高度。（引申语义层）
《围城》的艺术特色：
（1）采取大跨度的横向移动式的结构间架，以人物行踪的两点双线来布设格局。
（2）与众不同的讽刺艺术——反仿、反讽、反论构成的机敏的讽刺。
4、“七月派”小说作家路翎
（1）路翎的主要作品：中篇《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短篇集《青春的祝福》、《求爱》、《在铁链中》。八十万字的长篇《财主底儿女们》是其代表作。 路翎笔下的人物众多，破产农民、矿工、卖艺人、船工、等等，但最主要的是两类：流浪者和知识者，前者如《饥饿的郭素娥》等，后者如《财主底儿女们》。
《饥饿的郭素娥》较好的体现了胡风的理论的特征：
一方面路翎惯常通过他笔下的人物寻求“人民底原始的强力”，歌颂强力，如从肉体到精神都陷入极度饥饿的柔弱而“饥饿的郭素娥”，当他得不到她的所爱，还要被当作物品一样被转卖时，至死不从。因而被用火铲烙死。临死时，她喊出了“你们不晓得一个女人的日子，他挨不下去，她痛苦！”其反抗性可见一般；
另一方面，路翎也不忘其“精神奴役的创伤”。他挖掘落后人们的奴性，又从暗淡平庸的心灵世界中看到了人民精神力量的闪光。
《财主底儿女们》
小说的背景：从“一 •二八”到“七七”事变；
小说的主旨：表现“以青年知识分子为辐射中心点的现代中国历史的动态”；
蒋纯祖的形象：追求、碰壁、狼狈而逃，最后病逝。蒋纯祖的生命之路一部分是现实的，社会性的，又有一部分是纯个人式的、心理的，他仿佛穿行在人世间古往今来能遭遇到的崇高和卑下、抗争和败退、正义和邪恶、理性和疯狂、生存和死亡之中，感受了一切，领悟了一切，最后被作者在大时代中送上死路。这个人物从社会层面上可以看作是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中仍未能与人民结合，没有找到光明出路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同时表达了作者与极度动乱的世界上对生命的不可重复的深刻体验。
（2）路翎在现代心理小说探索的独特性：
实践着胡风的理论，用主观精神的“扩张”，“拥入”客观世界，故他的作品主观色调强烈； 尤其以对人的精神世界包括无意识世界进行开掘为特色； 他对人的理解，某些方面带有现代派的观念，即社会烙印与人性兽性的混合； 路翎的作品认为人的本性往往是被社会的表象掩盖的。人的生命是痛苦、高贵而孤独的，是一个搏战的过程，深层的挖掘会使人颤栗；
由于以上的理由，路翎小说在揭示灵魂的复杂、丰富性方面就别具特殊价值，他运用错综的表现人物的心理广度的写法，在掌握大起大落的心理节奏，处理人物心理感应的波澜方面，显现出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气质，也使得中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在他手中与世界文学的潮流更接近。
5、东北作家群：差不多先后提出以童年故乡记忆为住的代表性小说，代表作家作品有萧红的《呼兰河传》，端木蕻良的《科尔沁草原》，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等。
萧红的《呼兰河传》：
写记忆中的《家乡》，一个北方小城镇的单调、美丽、人民的善良与愚昧。作品中故乡人民的生活方式就是无生活的生活方式：吃、睡、劳作、像动物一般的生生死死。 故乡人民的时间是无时间性的时间，人们在动物般的生存中，失去了一切生活的目标，失去了过去与未来，时间在这里是停滞的； 在这种停滞了的生活中，必然表现出传统落后文化对人的戕害，必然产生小团圆媳妇的悲剧。
萧红的小说注重打通小说与非小说之间的厚障壁，创造出一种介于小说与散文及诗之间的新型小说样式，自由地出现于现实与回忆，现实与梦幻，成年与童年之间，善于捕捉人、景的细节，并融进作者强烈的感情气质，风格明利、凄婉，又内含英武之气。她的文体是中国诗化小说的精品，对后世的影响越来越大。
第一节 七月诗派（2学时）
一、七月诗派
“七月派”是在艾青的影响下，以文艺理论家兼诗人胡风为中心，以《七月》、《希望》、《诗垦地》、《诗创作》、《泥土》、《呼吸》等杂志为阵地而形成的青年诗人群，主要诗人有鲁藜、绿原、冀访、阿垅、曾卓、芦甸、孙钿、化铁、方然、牛汉等。强烈的革命激情，鲜明的政治倾向，重体验的现实主义，是“七月派”创作的基本特征。
“七月派”的创作特色：
把诗作为战斗的武器，追求诗歌与时代的密切结合和与人民的融为一体，追求诗歌鲜明的毫不含糊的政治倾向性和革命功利主义的创作目的性，以及诗歌的史诗品格，是其共同的创作态度。 发掘和歌颂民族的生命强力，抒发鲜明的主观战斗激情，是“七月派”诗作的主要内容。
艺术上追随艾青，倾向于诗歌的散文化，对自由体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 、绿原、鲁藜等人的诗作
1、 绿原是“七月派”成就较大的诗人。从充满浪漫憧憬的《童话》集，到振聋发聩的《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等政治抒情诗，既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的成长，也标志着他在诗艺上的进步。《终点，又是起点》、《伽利略在真理面前》、《你是谁》都是传诵一时的名篇。这些诗视野开阔，感情激越，形象繁复，富于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
2、 鲁藜有诗集《醒来的时候》、《锻炼》等。他的诗大多是朴实而清新的短诗，抒写了诗人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鲜感受。《泥土》是表现新的人生哲学的名篇。
3、 其他如阿垅的《纤夫》、冀汸的《跳动的夜》、牛汉的《鄂尔多斯草原》和化铁的《暴雷雨岸然轰然而至》，都是充满力度和激情，足以显示“七月派”风格的代表作。阿垅从人、诗、现实相互关联的视野中系统地阐述了“七月派”的诗学主张。
第二节 中国新诗派（2学时）
一、“中国新诗派”对“新式现代化”的探索
1、“中国新诗派”（“九叶派”）
因1981年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叶集》而得名。该派崛起于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主要诗人有辛笛、陈敬客、杜运燮、杭约赫（曹辛之）、郑敏、唐祈、唐缇、袁可嘉、穆旦等。《文聚》、《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等刊物，是其主要阵地。 《中国新诗》等刊物是他们的主要阵地，故又被称为“《中国新诗》派”。
艺术主张：
“九叶派”主张“人的文学”、“人民的文学”和“生命的文学”的综合，既反对逃避现实的唯艺术论，也反对扼杀艺术的唯功利论，企图在现实和艺术之间求得恰当的平衡。在诗歌艺术上，他们坚决反对浪漫主义诗风，而致力于新诗的“现代化”建设和“感受力的革命”，旨在使诗成为现实、象征和玄学的融汇。这样一种诗学追求，虽显然是以现代主义为主导，但它同时也吸取了现实主义以至古典主义的营养成份，故也具有“综合”的特点。
“九叶派”诗的历史特征与独特价值
（1）、在诗的表现内容上，“九叶派”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
（2）、在诗与现实的关系上，“九叶派”主张“要扎根在现实里，但又不要给现实绑住”。
（3）、在艺术表现上，“九叶派”自觉地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
二、穆旦的诗歌创作
1、穆旦是“九叶派”最具特色的诗人，有诗集《探险队》、《旗》和《穆旦诗集》等。他自觉地将现代主义者的追求和强烈的民族意识融为一体，因而现代主义者所关心的人本困境问题和中华民族的苦难与希冀，在他的诗作中交错出现。前者如《诗八首》、《隐显》等，后者如《在寒冷的腊月的冬里》、《赞美》等。这二者的交织，使他的诗以痛苦的丰富和感情的严峻著称。
2、其他诗人也各擅胜场。郑敏和陈敬容都把抒情与沉思结合起来，但郑敏偏爱在静的描写中体会生命情趣，如《金黄的稻束》；陈敬容则长于在动态描写中推进思想，故而流水的意象和行进的姿态常常出现在她的诗中。杭约赫的《复活的土地》、唐祈的《时间与旗》，都是富于现代意识的抒情长诗。杜运燮的《滇缅公路》颂扬坚韧的民族精神。辛笛的《布谷》倾诉着人民的苦难。袁可嘉的诗论则系统地阐述了“九叶派”同人对新诗现代化的理论主张。唐提的诗评亦颇具情采。
几乎很全面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中国。战争造成了中国作家和中国新文学的苦难，但战争也考验了中国作家和中国新文学。中国文学界义无反顾地与全国军民一起投入到抗击敌寇的正义事业中。他们不仅以自己的生命与鲜血抗敌卫国，同时也以笔代枪，创作了大量富于感染力和战斗力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大量出现，忠诚地履行了自己对祖国的神圣责任，还形成了新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现象——抗战文学。而“救亡”也成为首要的文学叙事，占据了这个时期中国文学的主导地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仅十天，左联就在《文学导报》第一卷第五期刊登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的文艺组织书》，强烈抗议日寇的野蛮侵略。10月15日，左联执委会又通过《告无产阶级革命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要求文艺工作者以文艺为武器，“各方面地去攻击帝国主义的横暴和列强的趁火待劫的野心”[1]。同年11月，左联又通过了题为《中国无产阶级及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不仅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首要任务提了出来，而且把“抓取反帝国主义的题材”列为“最能完成目前新任务的题材”中的首位
国统区的文学创作
国民党统治区(简称国统区)的抗战小说包含了两个主要方面的内容：一是直接描写前线将士奋勇杀敌的战地纪实小说；二是以农民的觉醒及其抗日武装斗争为题材的小说。抗战初期，战地纪实小说创作形成热潮，但其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对战争事件的平实的记录和对前线将士战地生活目击式的零散描述，被诟病为“前线主义”。丘东平是这一时期抗战文坛上颇为活跃的青年作家，他的战地纪实小说注重写人，写那些具有独特战斗经历的爱国军人，写他们的战斗遭遇，表现他们的英雄气概。在抗战初期众多战争小说中，丘东平的作品之所以独树一帜，除了他最集中地描摹了爱国军人的英雄形象外，还缘于他的笔端能够触及人物灵魂的深处，带着浓厚的主观感情气质，虽然其中的不少情绪是作者自己某些定型的知识分子的感觉投射，但充满了悲壮的真实，具有很强烈的情绪张力。与丘东平抗战纪实小说取材相似的还有萧乾的《刘粹刚之死》、吴奚如的《萧连长》、荒煤的《支那傻子》、艾芜的《两个伤兵》、罗烽的《横渡》、雷加的《一支三八式》等。这些小说都赞颂了国民党军队下层官兵的抗日爱国精神。
但无可否认，抗战时期描写正面战场塑造抗日军人形象的有分量的小说太少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多数作家缺乏军队火线生活的切身感受(如丘东平那样既是抗日军人，又是作家，并能即时进行创作的不多)，另一方面优秀的小说作品离不开典型塑造和艺术锤炼，战时的动荡生活难以为作家提供进行充分艺术思考的条件。但是对于许多作家来说，他们虽然生活在战争中，却没有战争的经验，因此直接描写战争是困难的。然而抗日的热情却不允许他们冷眼旁观，于是，他们便在以往熟悉的创作领域中进行新的主题转换，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这主要表现在那些乡土题材和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创作中。乡土和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是中国新文学中的两大“支柱产业”，从新文学诞生到抗战，一直都是新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题材和主题，新文学史上有影响的小说，几乎都出现在这两大题材中。抗战开始后，很多作家都撤退到了大后方。他们都没有战争经历，没法直接描写战争，但他们却不甘心，他们要用笔为抗战贡献力量，于是，凭着“一点抗战的激情和对故乡风物的怀念或回忆”，吴组缃写了《鸭嘴涝》，陈瘦竹写了《春雷》，李辉英、王西彦、端木蕻良、于逢、艾芜、靳以、邵荃麟等，也都及时地在传统题材上进行了新的主题转换，写出了《万宝山》、《眷恋土地的人》、《大地的海》等一批富有特色的乡土抗日小说。而巴金、姚雪垠、碧野、郁茹、司马文森、田涛等以描写知识分子题材见长的作家，也在抗战大潮的推动下，创作出了《火》、《春暖花开的时候》、《风砂之恋》、《遥远的爱》、《雨季》、《涛》等青春抗日小说。由于作家熟悉这些生活，也有着这类作品的创作经验，因此，表现农村抗日游击战和抗战烽火中农民觉醒题材的作品不仅在战时得以迅速发展，而且成为战时小说最有成就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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