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根本的原因：
中华文明以“人性本善”为哲学基础，以“弘扬共同之善”为社会宗旨，长于“求同”。能够更大程度上克服时间、空间的障碍，凝聚数量更多的经济个体。所以能够在农业经济时代建立大一统国家。
欧洲文明以人的自我性为出发点，以“人性本恶”为哲学基础，以“防止他人之恶”为社会基础共识。为经济个体追求“质量”、提升效率留下了充分的空间。但难以组成大一统国家。
具体阐述如下：
翻开中国历史。黄帝炎帝时代开始，历经三皇五帝和夏代，一直没有太多考古学上的发现去直接印证，历史多为口头流传。到了商代，由于甲骨文和商代都城遗址的发现，历史才变得清晰起来。从商末的情况来看，商代的核心区域并不是很大，依靠实力慑服周边其他众多小国（部落）。四周的部落国家都保持较大的独立性。武王伐纣前，“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如此多的小国存在，反映了当时国家的维系十分松散。到了周代，实施了封建分封制。周代的天子将土地分给诸侯，并且根据土地的大小给这些诸侯分级。王室的家属、各部落国家的首长成了诸侯，在封地上建起自己祖宗的宗庙，代代相传。这样，以世袭贵族掌握地方政府的格局就形成了。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国家中枢还不具备独自控制全国的能力，于是只能把地方的实际控制权交给世袭贵族。由于采用了分封的方式，相对与商，周国家内部维系明显加强了。这套制度和欧洲的封建分封制度在很多方面有类似的地方。所不同的是，周的制度在中国只维持了几百年，便让位于崭新的大一统国家，而欧洲的封建制度就止步与此，欧洲统一的梦想迄今还在进行，未曾实现过。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周朝创造新国家同时，也建立了新制度去维系庞大的国家。只是这个维系虽然有进步但显然是脆弱的。国家建立之初的威势，在新一代诸侯的头脑里已经逐渐消逝。诸侯间的亲缘关系，随着时间越来越淡漠。周天子对诸侯名义上的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弱。强大的诸侯不断扩张势力，吞并弱小诸侯，周朝的天子已经无力禁止。周建立400年后，这种维系最终名存实亡，伴随着游牧民族的一次入侵，西周灭亡。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春秋时代来临。同时的东周已经沦为配角，退到了历史舞台的角落。
春秋注定是思想大活跃的时代。这不是因为春秋时代的人们特别喜欢脑力激荡，而是因为各种思想有充足的动力和机会去“社会实践”——各个诸侯国必须挖空心思去争取生存、发展。于是百家争鸣出现了，一举奠定诸多中国思想流派的根基。这些思想加上同时形成的鲜活“案例”，共同成为了后世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典。
在残酷的生存竞争洗礼之后，秦、韩、魏、赵、楚、燕、齐七个国家生存下来，中国进入战国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这七个国家各自所占有的国土面积，放在今日之世界，都不失为一个大国，与当今欧洲的主要国家等量齐观。在当时的情况下，直接控制如此大面积的国土是不得了的事情。如果这种局面维持一段时间，恐怕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就会多几分相似了：同一文明体系下，几个大国并立争雄，文字类似，文化类似。看看现在的欧洲格局，就可以想象。
假设毕竟是假设。接下来的历史不可思议地展开，一位帝王率领七国之一的秦国，居然一举吞并了其他六个国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位帝王开创了历史，为了表彰自己的功绩，他把自己叫做秦始皇——真是个贴切的名字!
秦是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国家，依靠法律来贯彻统治意志。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赏罚分明，鼓励耕战。法家思想和西方“限制他人之恶”的社会观有共通之处，充分地挖掘了人们追求物欲趋利避害的强烈本能——也就是“自我性”，从而有效地将整个秦国组织起来，形成了庞大而高效的战争机器，一举扫平六国，完成了大一统的壮举。为了巩固对大帝国的统治，秦始皇沿着法家的道路继续前进，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焚书坑儒统一思想。废弃分封，采取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由皇帝直接委派官吏管理地方，用严刑峻法维护统治的权威。此种制度体系，大大加强了国家的内部组织联系，使得国家的实力空前强大，可以远逐匈奴，可以修建长城、始皇陵等世界奇迹。可是，如此广阔的土地上民俗各异，如何来保证法律的执行而使得统治意志得到贯彻呢？始皇给出的答案就是依靠强力，这是他统一中国的方式，他相信用同样的方式当然可以统治整个大帝国——既然凭借力量可以把不属于我的都变成我的，那么当然可以凭着力量让我的继续还是我的。
秦始皇给自己起“始皇”这个称号，还有个意思，就是让他的后代不用为起名字而烦恼了。第几代就是第几世皇帝。创意很好，系列化标准化，符合他的法家思想。可是，他不会想到，如果后人只是遵循他的经验去做，那么不仅他的后代当不了皇帝，其他人也当不长这个皇帝。幅员辽阔的帝国只会是昙花一现，无法支持长久。创建大帝国已经是个超高难度的动作，如何维系大帝国更是史无前例的大课题，除非始皇帝真的得到了长生不老的仙药，否则他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解决的。还必须由后来的历代帝王们去继续摸索总结。
以法家思想治国，必须首先将法律传播到民众那里，必须教会民众法律的含义，还必须以暴力做后盾来保证法被贯彻，让不守法者受到制裁。在当时经济、社会状况下，信息传递缓慢，普通民众认知水平低下，人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新的大一统国家疆域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各地情况之复杂根本无法一概而论，当然无法要求人民知法、懂法、守法。从技术层面上说，当时社会发展水平还不具备用法来管理如此大国家的条件。此外，和平来临时，人民是不愿再忍受战争年代的困苦生活的。失去了进攻的目标，也就失去了物欲的刺激，国家的进取心涣散了。秦的高压式统治，很快伴随着秦始皇的逝去而轰然倒塌了。六国的贵族们趁着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重新恢复了他们的国家。西楚霸王项羽拥有扫平天下的武力，却只是安于做他的“楚霸王”。短暂的统一并没有深入人心。这么辽阔的国土是否可以被一个大一统国家管理好，人们存在疑问。历史如果照这样继续下去，那么中华大地就是另一个欧洲。你叫赵国，我叫楚地，他叫秦land……
好在做皇帝这个工作实在是太诱惑人了，很快就有人来继承始皇未尽的事业。刘邦建立了汉朝，他马上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管理好这个庞大的国家。他比秦始皇幸运，因为有秦的经验教训做参考。汉初大部分继承了秦的国家体系，但做了一些醒目的改变。另一种思路，在酝酿中。
新的国家统治者已经意识到“可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汉初主要采用黄老思想让民众修养生息，对大臣比较宽容。刘邦也改变了对儒家的蔑视，不再向儒生的帽子里撒尿了，开始享受儒生们给他安排的帝王仪仗。郡县制度和分封制度并存，是激烈斗争后的结果。单纯分封，有周朝的前车之鉴。单纯郡县制度，当时的中央政府又很难管理。在天下初定，叛乱不断的情势下，奠出了郡县制度和分封制度共存的办法。分封刘姓藩王夹杂在郡县之中，帮助中央管理全国。毕竟大家都是很近的亲戚嘛，都要维护刘家的天下，还不至于马上就翻脸。
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分封制度的固有弊端开始显露出来了。共同的老祖宗一“崩”，各地的藩王们就不老实了。同是老刘家的孩子，凭什么那么大的土地都被你皇帝一个人占了？你有多大胃口多大能耐，消化得了吗？不如大家分了吧。还是那个问题，当时的经济、社会、技术条件，国家中枢很难有效管理如此庞大的国家。地方上发生的事情，你中央朝廷能知道吗？多久能知道？知道了怎么管？
这时，中华文化的另一脉渊源就开始发挥作用了。那就是“德”的力量。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史记?礼书第一》）意思是说，光凭人的力气，怎么可能管理得好万物和众人呢？还是要靠“德”啊。司马迁进一步说： “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以“德”服人的成功案例向前至少可以追溯到舜帝时代，“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用的是同一个“德”字。依靠自身的“德”，领袖可以获得民心。将“德”推广开去，就能“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
具有如此大威力的“德”，究竟指的是什么呢？道德？品德？不妨如此定义：“德”是大家公认的优秀精神品质，本质是克制自己、维护他人或群体，亦即“共同之善”。人们内心都有对于美好精神品质的尊重、向往，都心存“善”念。顺应人内心的这种善念，以“德”去教化众人，那么即使山川阻隔，人们还是可以凝聚在一起，自发地去维护好的秩序，弘扬善，惩治恶。人民要安居乐业，需要有稳定的秩序，需要有国家的庇佑，愿意去拥护他们所认同的国家秩序。如果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对善恶、秩序有一致的观念，那么庞大的国家就有了维系在一起的内在力。于是，倡导“人性本善”，推崇“亲亲”、“尊尊”等秩序的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的选择。
终于，在经历了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推上了国家正统政治思想的位置。另一方面，“推恩令”的颁布极大削弱了分封制。至此，中国已经奠定了长期维系大一统国家格局的坚实基础。司马迁的《史记》，也正是写于汉武帝时期。
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个体生产者的差别是很小的。数量优势是决定性的。大一统国家所凝聚起来的数量优势很明显，汉朝空前强大，击败了北部强悍的游牧民族，把影响力扩展到了西域诸国。建立在“德”之上的汉文化特质形成，天然具有独特的感召力，让远方的人们心悦诚服。人民生活安定，经济文化技术大发展。汉在版图上给后代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更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中国就应该是大一统的，这是所有中国人的福祉。
延续了数百年后，汉朝失去活力，最终崩溃。中国陷入了长期的混战状态。短命的晋朝没有学习前人管理泱泱大国的方法，而是分封皇亲贵族，于是八王之乱祸起萧墙。少数民族乘机大量进入中原，五胡乱华。国家再次趋向统一的时候，汉的经验成为了仿效的对象。而仿效者，反而是鲜卑族建立的国家北魏。当时，游牧民族占据了中原农耕地区，根本不知道如何治理如此庞大的国家。于是迅速败亡，被新来的民族所取代。朝代走马灯似的变换，五胡十六国，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当北魏的拓跋氏鲜卑占据中原，决心在这里站稳脚跟时，他们选择了学习汉的经验，分配土地，发展农业，祭祀孔子。最终干脆选择了把自己彻底汉化，皇帝改姓汉姓，禁止穿鲜卑服装和说鲜卑语言。
当隋唐在北魏的遗产上次第建立起来时，大一统国家的组织形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之前的民族大融合，汉族不是一个遗传学意义上的民族了。凡是接受了“汉朝”文化的，通通成为了汉族。其实汉族也从来就不是一个遗传意义上的民族。汉文化形成的过程决定了其极强的包容力，否则也不会覆盖如此广阔的国土，起到维系大一统国家的作用。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座高峰。以儒学治国，以佛教修身，允许信仰自主的多元格局，对各族人士都一视同仁加以任用。唐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开放心态的朝代，敞开胸怀与各个民族交流，也最大地扩散了中国文化。不仅仅如此，唐代更是进一步发展了大一统国家的组织体系，解决了汉末以来暴露出的关键问题，使得国家维系越加紧密。这就是确立科举取士制度。
大一统国家，除了要对抗辽阔的空间之外，还要不断对抗另一个顽敌：时间。新的国家在建立之初，管理（统治）阶层因为经历了诸多考验和洗礼，往往由精英组成。这些精英阶层，总是本能地希望他们的后代能在社会中保持同样优越的地位。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的家族定为贵族乃至皇族，高高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国家的每个人出生时，他（她）的社会阶层乃至从事的职业就已经确定了，要做的只是尽其本分而已。但是，精英的后代未必是精英。由于成长环境的不同，也由于生物学上的遗传回归规律，封闭的贵族阶层其素质一般都是随时间而不断退化的。这就意味着国家的管理阶层通常是在不断变弱的，没有解决好后来者的问题。一旦无法抵御内外各种力量的冲击，国家就崩溃了。所以，国家的管理阶层需要补充新鲜血液，才可以保持国家的竞争力。汉代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采取了地方举荐孝廉为官的制度，进行这种更新。但这个制度显然缺乏客观性，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被把持，于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人们把这些把持了国家管理阶层的家族称作门阀士族。他们与西方的世袭贵族是不同的，并没有由国家正式赋予世袭地位，而是利用规则或者习惯在实际操作中垄断了国家管理权。按照当下最时髦的说法，他们就是“既得利益者”。至于为什么中国没有形成真正的世袭贵族，恐怕与当年陈胜的那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很大的关系。陈胜的后继者——汉王朝的创立者刘邦是草根出身，斩了白蛇就可以成为天子。（难道这就是中国草根文化的源头？）言归正传，大一统的中国遇到了下一个问题：怎样保证国家管理阶层的质量？
国家管理阶层质量下降的代价是惨痛的。如果没法从内部选拔出高质量的管理者，外来的新鲜血液就会取而代之。而外来者要学会管理这个庞大国家，免不了痛苦的磨合，对于社会任何一个阶层来说，都不是好事。经历了汉代崩溃后的几百年混乱，隋唐重新建立大一统国家格局，当然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着很深刻的认识。他们找到了新的解决方式——科举取士制度。
科举制度代表了当时最积极的一些因素，是已经拥有数量优势的中华文明在提升质量方面——主要是管理者质量——的一次巨大进步。用考试制度去选拔人才，客观性强，基层有才能的人得到了进入国家管理阶层的机会，他们就不再会成为国家秩序的挑战者，而成为国家秩序的维护者，国家管理层也得到了稳定的高质量人才来源。唐太宗看到士子们踊跃参加科举考试时，发出了“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的感慨，志得意满之情，溢于言表。科举制度又强化了国家的指导思想。科举考什么，渴望出人头地的人们就学什么，通过科举进入国家管理阶层的精英就认同什么。国家凝聚力，怎么能不大大加强？动员整个帝国人力物力的效率也极大提高。
隋唐时代的科举制度，代表了一种对内开放的心态。敞开胸怀与其他不同文化交流，代表了对外开放的自信。两者为中华文明带来了质量上的大幅提升和无穷活力，无论经济、文化、技术，中华文明于唐代再登上了一个高峰，领先当时的世界。
至此，我们可以基本回答“为什么中国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领先”。因为中华文明善于“求同”，能够更大程度上克服时间、空间的障碍，凝聚更多的人。“大同世界”，是传统中国的社会理想。
求同首先体现在思想上。德，也就是“共同之善”，成为个人、家庭、宗族、国家、天下维系的最关键纽带。“德”在制度上，体现为“礼”，并进化出了“科举取士”。在保证思想统一、保持国家凝聚力的前提下，通过阶层间的流动来保证管理层质量。
求同又体现在组织模式上。传统中国人大多是按照彼此之间的共同点来结成社会关系的，比如，同乡、同宗、同学、同事、同年（指科举同一年及第）、同志。这样一套体系，依然在今日中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请对比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劳动力配置，可以大大帮助我们解答下一个问题。
求同还体现在文字上。不同于其他大多数民族的拼音文字，汉字是表意的文字。中国有多少种方言，在今日恐怕都没人数的清楚。在南方的很多地方，直到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现在，两个挨着的县，各自的方言对方都听不懂。如果汉字在产生之初是拼音的，那么汉字绝不可能如此大范围的被使用，因为当时各地的语言差距更大。那样的汉字也许就像拉丁文，衍生出了欧洲各民族的文字，但自身却早就边缘化了。汉字的特点，决定了汉字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承载一个文明几千年的发展。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历史上亦用汉字传承文化。
关于这个问题，从文化角度来说是因为中华文化有容纳之功和消化之量，佛道儒三教都主张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中文方块字影响巨大而西方流派众多，当然，我中华兴兵动武也在所难免，可那是蛮夷跳梁先扰我疆土或者玩弄帝术之辈不顾百姓之水深火热；从政治角度来说是中央集权制度的有效实行，比如历史上外蒙内蒙一体，广东海南一省，台湾并入福建；从地理角度来说，中国地势西高东低，长江黄河源头自西向东流，利于交流，而西方河源复杂地势不一。
因为中国人一直都自称为炎黄子孙。中国人文化习俗都是一样的。
欧洲因为信仰的问题，文化习俗有严重的分歧，而且他们不认为自己本来就是一家人。
欧洲的文字都是字母文字，这样稍微远一点的国家，文字就会变得不一样，从而在文化上缺乏互相的认同感
因为欧洲国家太多了，每个国家的文化、信仰都不同，中国起码是一个国家，而且信仰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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