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体字,亦称繁体中文,1935年的《第一批简体字表》称之为正体字,欧美各国称之为传统中文(Traditional Chinese),一般是指汉字简化运动被简化字所代替的汉字,有时也指汉字简化运动之前的整个汉字楷书、隶书书写系统。繁体中文至今已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直到1956年前一直是各地华人中通用的中文标准字。
如「后」(皇后、皇天后土)代替「後」(後面)、「里」(如:故里、公里、里程碑)代替「裏」(如:裏面)。
近代成规模的汉字简化运动,最早在太平天国,简化字主要来源于历朝历代的古字、俗体字、异体字、行书与草书的楷书化。1935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第一批简体字表》,但因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反对而搁置。1956年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中国大陆开始全面推行简化字,20世纪70年代曾经有过一批二简字,后被废除。
目前仍然使用繁体字的地区有中国的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汉字文化圈诸国,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海外华人社区多为繁简体并存,中国内地在文物古迹、姓氏异体字、书法篆刻、手书题词、特殊需要等情况下保留或使用繁体字。
复繁体汉字的呼声,近年不绝于耳。有时,为了强调这一呼吁的宏大叙事属性,呼吁者还要改“繁体字”为“正体字”。
中国人自古来就特别重视文字的问题———所以从来不相信文字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逐渐发明”的那一套,径自捏出了一个仓颉,当作圣人供着。也有些人想来个“圣人再世”,秦始皇统一文字,就很有这个气势。后来字体转变,由篆而隶,由隶而楷,免不了催生几个小仓颉。后来的“欧柳颜赵”,也算是等而下之的小仓颉。今人不习书法,又没有IT大鳄帮着自己发行“个性字体”,要重拾“当代仓颉”的名号很难。在这种情况下,不痛不痒喊几声“恢复繁体汉字”大概其实也挺好。
说到底,当日的“简化字”运动政治色彩本就浓过了文化色彩。于今承平既久,“简体字”深入人心已经达到了“永不加赋”的程度,这个时候要想行“反简复繁”的义举,其中的“普士”色彩,自然也浓过了文化色彩。
不过,文化上的问题不比其他范畴,太过简明扼要很容易出问题。支持恢复繁体字的言论,一个重要的立论点是,简化字的必要性已经丧失了:汉字拉丁化的提法早就成了笑话,简化汉字以降低扫盲难度的问题如今也有些可有可无了———如此说来,恢复简体自然成了众望所归。
凡事都要考虑一下成本问题。对这些占据了文化高地的鼓吹者来说,繁简转化的工作是小问题,但对于虽然受过高等教育,却几乎没有接触过繁体字的人士,以及更为广大的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来说,这样的工程就未免浩大了一些。对于其中的相当部分人,再进行一轮识字教育不太现实。而要完全消除由此带来的阅读障碍,恐怕王干先生所说的“50年”时间是远远不够的。
至于“民族感情”、“文化复兴”之类的大帽子,恐怕也不是“反简复繁”能负载得了的。一种文化根植于一种社会经济环境。农耕文明哺育出了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它们二者自然也是血脉相连。17世纪以来的历史就已经决定了,传统的经济模式必然被逐渐瓦解。而这种釜底抽薪的破坏面前,繁体字的文化意义无疑被夸大了。看看台湾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尽管始终使用繁体字作为汉语书写标准,但台湾青年依然更热衷新生“亚文化”。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人一样不认识关羽是谁,一样会念出“羽扇‘轮’巾”。真正承袭传统文化的,不过是文化金字塔顶端的一小部分而已。
当然,使用简体字也并未影响海峡这边“文化顶端”的形成。各高校的中文专业、一般的传统文化爱好者中都不乏以书写繁体字为乐事,甚至一提笔就能骈四俪六的人。专业的内容交给专业人士,非专业人士凭个人喜好做选择,这有什么不好的?对于涉及文化的种种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更为踏实与务实的努力,而不是高蹈派的口号。
当然,作为传统文化爱好者,我本人并不反对传习繁体字。对学术体制稍有了解的人就知道,简体字版的古籍通常不会用作引文来源,因为它会额外生出一些校对的问题。化繁为简的做法,也确实对一些汉字造成了伤害。因此。在我看来,教育体系中,借助文言文部分恢复繁体字学习;社会文化体系中,凡大量涉及古代文献者使用繁体字。这样的做法,至少更务实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