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在描写人物形象时运用了哪些艺术手法？

1. 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特写相结合，突出人物形象。
   

2. 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
   

3. 互见法的运用。
   
   

4. 运用比较法，在交错比照中展示人物形象。
   
   

5. 个性化的语言，更显人物风姿。
   
   

6. 对人物合理评价，选择材料精心细致，素材的取舍为人物描写服务。
   

1.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特写相结合，突出人物形象。
2.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
3.互见法的运用。
4.运用比较法，在交错比照中展示人物形象。
5.个性化的语言，更显人物风姿。
6.对人物合理评价，选择材料精心细致，素材的取舍为人物描写服务。

一 、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特写相结合，突出人物形象。
在一篇以人物描写为主的文章当中，正面描写是绝对的重头戏，人物的面貌，人物的特点，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大都是通过正面描写表现出来的。但仅有正面描写还远远不够，侧面描写的烘托再加上特写的浓墨重彩的渲染，才能塑造出立体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来。在《史记》当中，司马迁就是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特写结合起来，突出人物形象的。
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是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魁梧伟岸，勇猛无敌。文中不仅正面描写了他“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还多次从侧面对项羽的孔武有力作了衬托。一句“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便从侧面写出了少年项羽的勇武，吴中子弟皆尚武强力，能为诸多少年英雄所“惮”，可见项羽的非同一般。在《项羽本纪》中，还有两处非常典型的侧面描写：
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杀之。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嗔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汉王使人间问之，乃项王也。
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嗔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
楼烦，汉之勇士也，骑射之术非比寻常，楚军三次派人挑战，都被楼烦射杀。可就是这样的勇士，被项羽“嗔目叱之”，便“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哪里还有得胜者的半点威风。赤泉侯亦是，在项羽的怒视之下，竟然“人马俱惊，辟易数里”，吓得胆战心惊，充分表现出了项羽的凛凛雄姿。
在《史记》中，司马迁刻画人物，更多的采用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的写法。比如项羽杀卿子冠军宋义一节，这是发生在起义军内部的一场斗争，这场战争关系到反秦斗争的成败。宋义作为起义军的将领在关键时刻却不去救赵，理由冠冕堂皇，实际上是苟且偷安，甚至另有图谋。作为次将的项羽看穿了他的意图，当机立断，斩杀宋义，夺取军权，扭转了局势。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表现了他的卓识和果断，表现了他关怀百姓士卒的胸襟、肩负国家安危重任的志气。又有“项羽最得意之战”——巨鹿之战，项羽破釜沉舟引兵渡河， “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 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再看看诸侯军的反应，“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这一仗，写出了项羽不畏强敌的精神、无比旺盛的斗志，莫敢纵兵、人人惴恐的诸侯军，更是衬托出了他的英雄气概。
司马迁对项羽有过肖像描写，与肖像描写相近的是人物的特写镜头，前者偏重于静态描写，后者则是动态的，将镜头直接对准人物，着眼于他的每一个举动，描摹人物的风姿、揭示人物的心理、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在“霸王别姬”这段文字中，听闻四面楚歌，项羽“大惊”“夜起”“饮帐中”“悲歌慷慨”“泣数行下”，美人骏马，是往昔叱咤风云的见证，也是今朝英雄末路的见证，慷慨悲歌，道尽胸中无限失意，将项羽这个末路英雄无可奈何的心情引到极致。
还有“乌江自刎”之前的一个小故事，项羽兵败，至乌江岸边，亭长要其东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这是项羽讲出真心话的一个特写。“笑”，虽无奈但英雄气概仍在，所说的一番话更是真情流露，司马迁在这里赋予了项羽这个英雄形象以心怀正气视死如归 的性格色彩，以及怜惜坐骑尊重长者的善良品质。
就这样，司马迁给读者塑造了一个威武刚毅的项羽，一个果断无畏的项羽，一个孤单寂寞的项羽，一个无限失意的项羽，垂诸千载，传颂不衰。
二、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
俗话说：“患难之中见真情。”因为人的本性只有在诸如患难的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才能毫无保留，表现的透彻，表现的淋漓尽致。司马迁生动具体的写出了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再现出紧张多变的场面，人物置身于其中，将各自的个性发挥到了极致。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作者选择表面平静，实际杀机四伏的鸿门场面，让众多人物在明争暗斗和彼此映衬中展示出了各自鲜明的个性。刘邦的圆滑奸诈，项羽的率直寡谋，张良的深谋从容，范增的偏狭与急躁，樊哙的粗犷豪放，项伯的善良与愚昧，传神尽相，如在眼前。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中紧张的场面与尖锐的矛盾冲突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在秦王的大殿上，面对秦王意欲毁约的状况，蔺相如随机应变、足智多谋，在面对面的斗争中计谋百出，将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渑池之会上，秦王借着国力强大，肆意侮辱赵王，蔺相如寸步不让，严辞厉色，为维护国家尊严，置生死于度外。面对廉颇的步步紧逼，蔺相如隐忍退让，这一点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因此，司马迁在论赞中说道：“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充分表现了蔺相如炽热的爱国情怀，不怕牺牲，甘受委屈，豁达大度，能为常人所不敢为、不愿为的品格高尚、智勇兼备的形象。
三 、互见法的运用。
司马迁写《史记》，既要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又要保持人物性格的完整，保持历史的真实，在安排材料上他采用了“互见法”。比如他写项羽刘邦并起反秦，后又有楚汉之争，项羽以悲剧收场，刘邦则登上帝位，过了一段富贵荣华的日子。《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背景事件人物基本相同，材料几乎交织在一起，司马迁按描写人物的需要，或详或略，或补或删，描写人物各具性格，记述史实则互相补足，这就是“互见法”。
司马迁认为，项羽虽然失败了，但仍不失为一个英雄，因此，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要突出的是项羽的豪爽直率，英勇无敌，才气过人，对于他的一些缺点和过失，或做了淡化处理，或掠过不提，但却在《高祖本纪》和《淮阴侯列传》中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高祖本纪》中有一段刘邦数项羽十大罪状的描写，详细的记述了那十条罪状，而同样的情节，在《项羽本纪》中只用“汉王数之”四个字一笔带过，因为这一段是为表现刘邦善于玩弄政治，放在《高祖本纪》中最为合适，而并不是为了表现项羽，这样的有详有略，互为补充，既突出了项羽的个性，又保持了他性格的完整。这样，从本传看，项羽个性鲜明突出，英雄盖世，从《史记》整体来看，又没有隐瞒项羽的缺点，将一个完整全面的项羽的形象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又如《魏公子列传》，主要是表现信陵君的“仁而下士”，但信陵君并不是时时都能坚持做到这一点。魏相魏齐曾将范雎一顿暴打，后来范雎做了秦相，要报仇，魏齐无藏身之所。赵相虞卿为了救魏齐，解去相印与魏齐一起投靠信陵君。但信陵君畏惧秦国，未及时接见他们，结果魏齐“怒而自刎 ”了。如果将这件事写进《魏公子列传》里，必然会对信陵君的形象造成损害。因此，司马迁将它写进了《范雎蔡泽传》中。这样，既突出了信陵君的性格特点，又不损害人物性格的完整性，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真正做到了“不溢美”，也“不隐恶”。
四 、运用比较法，在交错比照中展示人物形象。
司马迁也善于使用对比、比较的手法来刻画人物。或是反方向的比较，或是同类型的映衬。反方向的比较，就是将不同人物的品质作风做对比，或让不同人物在某一方面某一品质上构成鲜明或比较鲜明的对比，使读者在这种对比中看清人物 的真实的面貌。同类型的映衬，就是把同类型的人物写在一起，在他们不同的具体表现中，表现其本质的基本一致和程度上的差别，使读者在这种映衬中看到更加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
在《高祖本纪》中，有一段话通过怀王诸老将之口将刘邦与项羽进行了一番比较：
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阬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
这里将项羽刘邦二人做了鲜明的对照，项羽虽勇猛却凶残，不易得人心；刘邦则宽厚待人，有长者之风。还有刘邦项羽进入咸阳以后的表现的对比，刘邦与秦人约法三章，而项羽则是“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一个宽大仁厚，使秦人大喜过望；一个大肆破坏，使秦人大为失望，恐惧不已。项羽耿直率真，做事往往任性而为，不懂得委婉；刘邦则工于心计，善于伪装，只要经营天下的思想一冒头，马上就可以压下自己粗鄙的习性，表现的完全是个正人君子；项羽不善用人，帐下就一谋士范增还因他的怀疑愤而辞去；刘邦善于取得别人的同情和拥护，又善于用人，能听进别人的意见，得到了诸多谋士的帮助……得人心者兴，失人心者亡，项羽的性格决定了他命运的悲剧。
《孟尝君列传》和《平原君虞卿列传》写了孟尝君和平原君养士的故事。孟尝君和平原君基本上属于同一类型的人，他们的门下都有数千门客，一方面借“礼贤下士”来沽名钓誉，一方面借以进行政治活动，不过到头来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这是大抵相同的。但他们毕竟是不同的两个人，遭遇与行事自然有所不同，最主要 的是思想品质的不同。孟尝君把自己的富贵尊荣看得很重，千方百计的追求私利，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背叛自己的国家。平原君是个平庸的人，没什么胆识，甚至利令智昏，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是，他还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弥补自己的过失，还能以国家为重，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以赴国难。这样的形象自然要比孟尝君高大一些。
五 、个性化的语言，更显人物风姿。
《史记》在刻画人物的时候，亦非常注意人物语言的描写，闻其声如见其人，十足的个性化。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项羽在旁人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说出这句话，真是惊天动地。项羽出身贵族，才气过人，豪气干云，根本不把秦始皇放在眼里 ，所以出言大胆而干脆，“彼可取而代也”，是对秦始皇权势的蔑视，是对自己未来功业的强大信心，同时也是他暴烈性子的自然流露，的确只适合出自项羽之口。
陈涉和刘邦也都有过类似的言语：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看到秦始皇的仪仗旌旗弊日气势威严，刘邦“喟然太息”，其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大丈夫就应该是这样的啊！”将其贪图享受的无赖相刻画的入木三分。
陈涉说：“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陈涉出身于佣耕，地位低贱，他的话表现了他希望改变社会地位的强烈愿望和坚定的信心。
《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在刻画刘邦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较多的使用了语言描写的方法，用极富个性的语言，将刘邦的形象生动的展现在读者面前。《高祖本纪》中有一段写刘邦打败项羽建都雒阳之后与群臣的对话。这段话刘邦陈述了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能“与天下同利”，并且善于用人。层叠排比，滔滔而下，显出刘邦在取得胜利之后的志得意满。张良、萧何与韩信，都是杰出的人物，俱能为刘邦所用，则刘邦之才之德，更出三人之上。刘邦表面谦逊，实际上是很自负的。
再看刘邦向太公算旧账的一幕：
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
刘邦在如此隆重的场合，竟然用开玩笑的口吻，向自己的父亲算起旧账来。真是得意忘形，骄矜之气随处流露，酒后之言暴露了本性当中的粗鄙习气。
在《史记》的其他篇章里，司马迁也多次使用个性化的语言描写，将人物性格刻画的惟妙惟肖。
六 、对人物合理评价，选择材料精心细致，素材的取舍为人物描写服务。
司马迁立志“成一家之言”，对人物的看法绝不盲从于以往的史书，他能够透过现象看其本质，历来为史书所称道的不一定为他所称道，历来为史书所不齿的也不一定为他所不齿。
孟尝君的故事流传已久，可以说孟尝君在历史上享有盛誉，“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孟尝君自少就有礼贤下士之名，再加上一些史书的记载和渲染，使得孟尝君的名字变得更为响亮。但司马迁却不为世俗之见所囿，他为孟尝君立传时，从多方面搜集材料，除史书所记载的内容，还及于其他见闻，在研读、考察之后，建立了对孟尝君的新的观点，写成自己的“一家之言”，对孟尝君及其集团作出了不同于前人的中肯的评价。
《孟尝君列传》一开始写了孟尝君关于“五月子”与“公私孰重”的论述，表现出孟尝君少年时的目光远大卓而不凡，司马迁通过这两件事，对孟尝君青少年时期的行事做了肯定的评价。说到孟尝君养士，《史记》起笔所写也与其他史书一样，都说孟尝君广招宾客，礼贤下士，对所有的食客都能够一视同仁，但再看下文所记，却是与这一点颇有些出入。篇末的论赞中也写道：“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可见孟尝君养士是不加选择的，良莠不齐，还造成了一股邪恶之风，祸害百姓，影响很坏。养士重多不重精，难免沽名钓誉之嫌。食客的宿舍有传舍、幸舍、代舍之分，救孟尝君脱困的鸡鸣狗盗之徒也曾“宾客尽羞之”，可见一视同仁亦不尽然。司马迁对孟尝君养士先做了一般的概括的记述，然后才逐步揭露它的本质。
司马迁对孟尝君的门客没什么好的评价。高中的语文课本里节选了《战国策》中的冯驩客孟尝的故事，把冯驩写成了一个有传奇性的、有眼光、有才干、工于心计、能言善辩的策士。但在司马迁笔下，冯驩只不过是孟尝君三千食客当中比较能干的一个人，他只能为孟尝君献上保地位、存性命、谋利益的计谋，而不能帮助孟尝君使齐国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有突出的表现，他的才能智慧仅此而已。
司马迁对孟尝君其人也是不甚满意的。写冯驩到薛地收债，《战国策》没有写孟尝君为什么派人去收债，《孟尝君列传》把孟尝君派人收债的原因明确的写了出来，原来孟尝君为了养活门下的数千食客，放高利贷。孟尝君在司马迁的笔下就是一个放高利贷的。及至后来，孟尝君听了苏代之言，感觉受到来自吕礼的威胁，竟然写信给秦相穰侯，让他鼓动秦王攻齐。身为齐国的臣子，为了自己的权利和地位竟不惜出卖国家的利益，实在是让人鄙弃，可见孟尝君的所作所为最主要的目的只是追名逐利罢了。
司马迁看清楚了孟尝君及其集团的本质，因此在选材的时候有所取舍。同是写冯驩收债的事，《孟尝君列传》比《战国策》多写了收债的原因，不采取《战国策》的“市义”之说，而是用冯驩的一段话指出原来孟尝君并不是为了“义”，而是彻彻底底的惟名利是图。《战国策》写孟尝君为齐王所废，就国于薛，民扶老携幼以迎，这是冯驩“市义”的结果；《史记》不采“市义”之说，自然也不采取这一情节。司马迁“一家之言”，让我们更清楚的了解了历史人物，更清楚的认识了历史。
《史记》是一部气势恢弘的巨著，是司马迁穷半生精力鋳就的，他以其锐利的眼光、宽广的胸襟、渊博的学识和刚健的笔力，描摹各阶层上百人物的事迹和品格，描摹出一个个血肉丰满的形象，犹如一颗颗耀眼的明星，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