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的古诗

飞云倚岫心常在，明月沉潭影不流。
明月有情应识我，年年相见在他乡。 曾被鲁迅先生称之为“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从帮忙到扯淡》）《随园诗话》，是清人众诗话中最著名的一种。作者袁枚（1716一1797）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乾隆四年（1739）中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乾隆七年（1742）改放江南任知县，十三年（1748）辞官而定居于江宁小仓山随园，故世称随园先生，其晚年亦自称随园老人或仓山叟。作为“一代骚坛主”，袁枚总领文苑近五十年，其所标举的“性灵说”诗论风靡乾嘉（1736一1820）诗坛，使沈德潜鼓吹的拟古“格调说”与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歪风为之一扫，使清代诗坛别开生面。《随园诗话》正是袁枚为宣传其“性灵说”美学思想而编撰的著作。

宋人许�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许彦周诗话》）因此诗话著作或以评论为主，或以记事为主，或以考据为主，一般皆属随笔性质，篇幅不大。《随园诗话》当然亦属随笔性质，但其主要内容为采录性灵诗与阐述“性灵说”诗论，间有记事，体例与前人诗话同中有异。它的宗旨是借采录大量“一片性灵”的诗作论证其“性灵说”的理论，或者说是以“性灵说”的美学思想为标准采集、鼓吹时人的佳作。此书共有二十六卷，（《诗话》十六卷，《诗话补遗》十卷）近五十七万字，其规模诚属空前。

《随园诗话》的精华是其所阐发的“性灵说”美学思想，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誉：“往往直凑单微，隽谐可喜，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之攻错。”（《谈艺录》）袁枚也自评，“中间抒自己之见解，发潜德之幽光，尚有可存”（《与毕制府》）。综观《随园诗话》诗论，主旨是强调创作主体应具的条件，主要在于真情、个性、诗才三要素，并以这三点为轴心生发出一些具体观点，从而构成以真情论、个性论与诗才论为内涵的“性灵说”诗论体系。兹略作介绍于下：

一、真情论。《诗话》认为诗人创作首先必须具有真情，所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诗人唯有具备真情才能产生创作冲动：“情至不能已，氤氲（yīnyūn）化作诗。”诗作为抒情的艺术自然应该“自写性情”，并认为“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反对以考据代替性灵。《诗话》尤其推重诗“言男女之情”，以与沈德潜的伪道学观点相对抗。鉴于诗写真情，因此标举诗的美感功能是主要的：“圣人称：‘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强调“诗能入人心脾，便是佳诗”，借以反对“动称纲常名教”的“诗教”观。

二、个性论。《诗话》又认为诗人创作需有个性，所谓“作诗，不可以无我”，认为“有人无我，是傀儡也”。突出“我”即是强调诗人特有的秉性、气质、审美能力等因素在创作中的作用。因为有“我”，故在艺术构思时则要求有独创精神，所谓“精心独运，自出新裁”，才能独抒性灵，“出新意，去陈言”，写出迥不犹人的佳作。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个性，亦自然形成不同的风格，《诗话》主张风格的多样化，“诗如天生花卉，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无所为第一、第二也”。因此对王士祯的神韵诗既不推崇，亦不贬斥，指出“不过诗中一格耳”，“诗不必首首如是，亦不可不知此种境界”。《诗话》又着重批判了从明七子到沈德潜的拟古“格调说”及宋诗派末流：“明七子论诗，蔽于古而不知今，有拘虚皮傅之见”，“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之外”，“故意走宋人冷径，谓之乞儿搬家”。

三、诗才论。“性灵”既指性情又包括“笔性灵”的含义，表现为才思敏捷。《诗话》认为，“诗文之道，全关天分，聪颖之人，一指便悟”。袁枚主诗才、天分，但并不废弃学问，故指出“凡多读书为诗家要事，所以必须胸有万卷者”。只是目的不在以书卷代替灵性，而是“欲其助我神气耳”，为此袁枚反对翁方纲“误把抄书当作诗”，批评“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基于主诗才与灵性，《诗话》颇重视性灵者创作构思时所产生的“灵机”“兴会”这一灵感现象，并推崇“天籁最妙”即艺术表现的自然天成、毫不雕琢，为此尤其赞赏“劳人思妇，静狡童矢口而成”式的歌谣。但袁枚又不反对人功，特别文人诗“人功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虽云天籁，亦须从人力求之”，所谓“百炼刚化为绕指柔也”。此论颇有艺术辩证法。对于诗歌艺术形象则主张有“生气”或“生趣”，即灵活、生动而感人，因为“诗无生趣，如木马泥龙，徒增人厌”。欲有“生气”、“生趣”，则语言需生动传神，“总须字立纸上，不可字卧纸上”；表现手法以白描为主，“一味白描神活现”，反对“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以免扼杀诗之生气、生趣。但倘若用典而“无填砌痕”又“贴切”，则也不一概排斥。

上述诗论于《诗话》中部分是单独成条，直接阐述；大多则是结合选诗生发。诗论的美学思想是《诗话》的选诗标准，它又是在评论选诗的基础上升华出来的。因此《诗话》内容的基础正是大量的选诗。袁枚曾说过：“枚平生爱诗如爱色，每读人一佳句，有如绝代佳人过目，明知是他人妻女，于我无分，而不觉中心藏之，有忍俊不禁之意，此《随园诗话》之所由作也。”（《答彭贲园先生》）可见其撰写《随园诗话》与选诗之密切关系。《诗话》的选诗大致有以下特点：

一、选诗标准较严。这主要表现为“诗”为“话”服务。袁枚明确指出：“自余作《诗话》，而四方以诗来求入者，如云而至，殊不知‘诗话’，非选诗也。选诗则诗之佳者选之而已；‘诗话’则必先有话而后有诗。”其标准是所选抒写性灵之佳作能印证其“性灵说”的理论。

二、入选诗作者面颇广。袁枚称曰：“余闻人佳句，即录入《诗话》，并不知是谁何之作。”入选者既有诗坛高手，亦有无名小卒；既有公卿将军，亦有布衣寒士；既有僧尼道士，亦有青衣童子；既有命妇闺秀，亦有妓女歌姬；举凡三教九流，不问性别身份，只要诗佳皆可以诗存人。尤其应注意的是，袁枚对劳人思妇、村氓浅学、小贩工匠等下层劳动人民宛如“天籁”、极富性灵的创作尤加赞赏，甚至誉为“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从而摘录入《诗话》。

三、选录女子诗尤多。袁枚针对“俗称女子不宜为诗”的陋习，反其道而行之，声称：“余作《诗话》，录闺秀诗甚多。”其中既有其众多女弟子的诗，也有素昧平生的闺秀、寡妇，乃至无名妓女的大量作品，《诗话》曾选入时氏一家夫人、闺女、儿媳五人之诗，并誉之为“皆诗坛飞将也”，即是突出的例子。袁枚可谓有胆有识。

四、入选诗作题材丰富。《诗话》中抒写个人悲欢离合之作固然颇多，但亦不乏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好诗，诸如讽刺催租吏的《牛郎织女》，抨击封建礼教害死人命的少女《自嘲》，嘲笑科举八股文的《刺时文》等等，更应提及的是《诗话》搜集了明季爱国烈女的抗清事迹与遗诗，如记一江阴女子被清兵俘虏后，于赴江死前曾啮指血所题诗：“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大义凛然，英气逼人。此外还选录不少情诗，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反道学的意义。

《诗话》虽有“集思广益”等优点，但当时有人訾其“《诗话》收取太滥”亦不无道理。原因是袁枚有时并未严格执行其选诗标准。他曾承认选诗“七病”之一——“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请”——“余作《诗话》，亦不能免”，因此《诗话》中无聊应酬之作并不罕见。而入选的某些“情诗”感情也不健康，失之于卑靡轻佻，如所选录的其从弟香亭的“情诗”即是。记事部分偶有象“两雄相悦”一类丑闻，而作者对此抱欣赏态度。此外，袁枚还十分相信所谓“诗谶”，选录了多首，宣扬迷信唯心的思想。《诗话》引用古诗文多不注明出处，引文亦时有谬误而未曾校订。这都是《诗话》的缺陷。但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坊刻诗话后》等文中攻击《随园诗话》“论诗全失宗旨”，“造然饰事，陷误少年，蛊惑闺壶，自知罪不容诛，而曲引古说，文其奸邪”，“乃名教罪人”等等则纯系封建卫道士口吻，当然不足为训。

袁枚《随园诗话》等著作印行后，“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尽管身后毁誉交半，但《诗话》“家喻户晓，深入人心”（钱钟书《谈艺录》），广为流传，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性灵派诗人更奉之为诗学圭臬。

《诗话》在袁枚生前就已同其它三十余种著作一起自费付梓印行，并得到毕弇山尚书、孙稆田司马“为资助刻”。最早版本为乾隆庚戌至壬子小仓山房刊本，稍后还有满人福建总督伍拉纳之子的《批本随园诗话》，其批语多为对《诗话》中提及的名人的介绍，间亦表示对《诗话》观点的看法等，虽文字粗疏，见解不高，但可资参考。此外光绪十八年（1892）上海图书集成局印《随园三十六种》，民国上海扫叶山房的《随园全集》排印本，亦皆收有《诗话》。现在最流行的版本是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之一的由顾学颉先生校点的《随园诗话》上下两集本，此书据乾隆随园自刻本校订、标点排印，于1960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此书，顾学颉先生又于文末附录了《批本随园诗话》中的批语及有关跋语、资料，使之成为一个相当完善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