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理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哪些阶段

　法理学(Jurisprudence)是以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发展规律和共同性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主要包括法律的起源、发展和消亡、法律的本质和作用、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法律的创制和实现、法律的价值等.
　　法理学不可简单地被界定为“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回答的大全.如果法理学只有这一个核心任务,那么2500年前的古希腊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广义上讲,法理学可以被界定为法律的智慧,或者对“法律事业”的性质和语境的理解.法理学的词根应该是源于“juris”,意指法律或权利.另一个词根“prudence”则指智慧.因而法理学可能是寻求法律的智慧,或者寻求对法律的明智理解的学问.根据富勒“使人们的行为服从归制治理的事业”的法律格言和Beyleveled、Brownsword的用法,我们可以得出“法律事业”这一用语.
　　这种对于法理学任务的界定把问题的中心转向了这里：我们不仅探求“这一事业是什么”,以及“人们如何回答法律是什么”,而且我们也在试图弄清这些回答本身的含义.法律是一种争议的态度?或形式?正统性（合法性）是一种思维方式?广义的法理学理论不应仅仅局限于一个或者另一个法律观念,而应该探求这种多样性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不能再局限于20年前中国法理学学者从前苏联学习而来的刻板的法理学教材的内容,法理学不是由：定义、特点、性质等等八股的条款构成的,她是一种法学的艺术,一种精巧的思维形式.
　　法理可以补充法律的不足,所以有些国家把法理作为最后适用的法源,即：法律无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有的西方国家法学者认为,当前法理有作为主要渊源的趋向；但也有的学者认为,法理本身并不具有法源的性质,只有依据法理所作的判决成为审理案件可以援引的判例时,才能成为法源.在社会主义法中,法理一般不作为法的渊源.苏联建国初期,由于社会主义法律还不完备,列宁曾宣布“在这种法令没有或不完备时,应以社会主义的法律意识为指针”（《列宁全集》第29卷,第106页）.中国司法实践中,当遇有案件在法律上无明文规定时,一般以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制定的政策作为审判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