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宋元俗文学发展及兴盛原因

一、孕育萌芽期：

神话是最早从综合艺术中独立出来的文学形式，完全可以被当作叙事文学。可以说，神话是小说的源头。因为小说本来就是叙事的艺术。随着历史变迁，小说创作由民间走向专业化创作，内容也越来越向人自身靠拢，距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近。即神话--传说--人情世故小说。主要因素由完整的故事、简单的情节和夸张的想象构成。如《山海经》《淮南子》中的神话故事，后代诸如志怪、志人、传奇小说、《西游记》大都受到神话的影响。
先秦诸子散文收集大量具有讽喻特色的寓言。短小精悍、文笔凝练。日常生活的小事，作者竟能推演出发人深思的哲理。如果现在还存在这样的小说作者，那他只好喝风拉烟了。然而，这些寓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很多根据寓言写出。
历史继续发展，从春秋到秦汉，历史文学自然出现了。因为文学作为新鲜的事物，优先被贵族阶级接触并享用。也许他们并不属于小说，但是，如《史记》，对人物形象深入细致的刻画描绘，甚至虚构，显示出小说的特质。后代出现许多光彩照人的小说人物，与《史记》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当代武侠作家金庸直言不讳的承认自己的创作深受其影响。

二、文学自觉期：

“小说”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外物篇》。将“小说”和“大道”比较。大道：宏观言论，如正统散文、诗歌；小说：琐碎言语，有点发牢骚的味道。班固认为小说为九流之末，但肯定了它作为文学类别的存在。
魏晋时，各种文学类别划分已经很明显，逐渐为人们接受。小说有了比较完整的篇章结构，摆脱了“残俗文学”的粗制滥造，自此，中国文学史第一次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也标志着古代小说的产生。
关于“志怪小说”产生的原因，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密切的关系，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产物。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人们对现实产生深深的恐惧感。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恐惧等紧张情绪往往会导致人类非理性主义滋长。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武侠玄幻等非现实的文学，都是人们寻求精神寄托的反映。后来佛教传入，神灵怪异和信徒作品显赫一时。文人也不是自觉创作，他们认为神灵怪异与写人记事没有什么区别。承认人鬼同时存在。可见，当时，人们的思想是驳杂混乱的。还有，“志人小说”与当时崇尚清谈的社会风气有关，注重写人，形成笔记小说的传统。代表作品包括《搜神记》《神异记》《世说新语》等。
唐代小说的形式主要是传奇，产生与“温卷”风气有关。这类文章要求生动有趣。初唐秉承魏晋神怪遗风，中唐传奇全面兴盛，主流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色彩，出现《李娃传》《莺莺传》等优秀作品，后期专集大量涌现，出书成为时尚举动。志怪色彩复现，侠客题材诞生，更加注重刻画人物形象。不再关注现实，似乎反映出大唐王朝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三、文学黄金期：

古代小说发展到宋代，终于出现了自身的飞跃和高潮。话本出现后，白话小说随之出现，继而元明诞生长篇章回小说，小说达到全盛阶段。
宋代小说仍被称为传奇，但是开始分流。一种是以笔记形式出现的文言小说；另一种是宋元话本，直接源头并非唐五代传奇，虽然吸呐了一些特点，语言更加接近口语。话本产生，是与市民生活发展密不可分，且由市民需要而产生。
古代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是章回小说。文言短篇、拟话本小说分别达到了高潮，真正进入古代小说的黄金时代。第一个高潮是宋元话本时期；第二个则是章回小说的出现，以《三国演义》《水浒》为代表；第三个高潮以《儒林外史》《红楼梦》为代表。此后，古代小说慢慢衰落，一蹶不振。
小说发展的系统：
1、神魔志怪系统：以《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为代表；
2、历史传奇系统：两大分支，一是直接取材于史传文学（《三国演义》）；二是英雄传奇小说，以《水浒》为源头和代表。中国长篇武侠小说源自《水浒》，到清代出现一系列小说。明中期后，历史演义发展令人瞩目（《杨家将》《说岳全传》），艺术成就一般。
3、世俗风情系统：
明末出现《金瓶梅》这样的里程碑作品，正式步入长篇小说的殿堂。无论是文学的独创性，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金瓶梅》堪称第一。
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是《三言》《二拍》，是中国白话小说的典范。
明末清初，风情世俗小说最为流行，但拘于模式：私定终身后花园，颠沛流离梦难圆。多情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

郑振铎曾为俗文学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何谓‘俗文学’？‘俗文学’就是通俗文学，就是民间文学，也就是大众文学。换一句话说，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称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

俗文学由两大部分组成，即一般理解的民间文学(如民歌、故事等)和由文人创作或经过专门加工的介于雅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的那一部分(如《西厢记》、《牡丹亭》、《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后者在今天是雅文学，但在明代却是俗文学。

明代中期，是俗文学的兴盛和雅、俗传统的混融。这一时期，顺应着市民阶层文艺需求的增长，出版印刷业出现空前的繁荣。《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小说在嘉靖时期开始广泛地刊刻流传，戏曲作家也陆续增多。就主要从事诗文的作家而言，也普遍重视通俗文学，并从中得到启发。李梦阳倡论“真诗在民间”，已表达了对文人文学传统的失望和另寻出路的意向；唐寅在科举失败以后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典雅规范而力求“俗趣”。
在陈继儒的《藏说小萃序》中，可以看到吴中文士文征明、沈周、都穆、祝允明等人喜爱收藏、传写“稗官小说”的生动记载。而《水浒传》刻行之后，受到文人极高的推崇，李开先、陈束乃至“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在两人从事文学的早期——都认为“《史记》而下，便是此书”（李开先《词谑》）。徐渭的晚年，更是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戏曲的创作、评析、传授上来。另外应该注意的是，小说《西游记》也是完成于明代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