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的商业十分繁荣,有“商葩翼翼,四方之极”之称。商民善于经商,后世将经商的人称为“商人”。 就是买东西,把东边的买卖到西边去,变贵贱,调余缺,度远近.
中国的商业,商人,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很久了,这是一个悬而未解的历史疑问:中国的商业文化起源于何时何地?华夏大地上,是谁第一个迈出了作为“商人”的一步,哪怕是小小的一步?2004年5月20日,新华社向全国发出一篇通稿《专家考证:中国商业起源于河南商丘》。犹如一记古老浑厚的沉钟,振聋发聩,山河回响。人们纷纷走到地图前,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在了陇海铁路与京九铁路交会处的豫东城市———商丘。奔涌千载的商业浪潮就从这里起源,华夏文明重要一脉的商祖文化就从这里孕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黑龙江大学以及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省社科院、河南博物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多家学术单位的80多位研究历史、考古、经济、伦理的国内知名专家和学者,在河南省商丘市召开了“中国·商丘与商业起源研讨会”。
专家们以确凿的考古实物和翔实的史料向世人宣告:“商丘不但是商族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中国商业的起源地,而王亥则是中国最早的商人。”
商之根
那是距今大约3800年前的一天早晨吧,红日喷薄而出,漫天云蒸霞蔚,参天古木上的葳蕤绿叶随着风的舞蹈筛下斑斑点点的阳光,沟河纵横,鹿鸣狸跃,无人涉足过的林间阡陌上,随着“哞———”的一声长吼,一群裸露着古铜色肌肤、长腿赤脚的健壮汉子牵着一头头健硕的牛,从茂密的林间走来。牛拖着一张张木车,上面放着布帛和黍、粟等货物。
走在最前面的汉子就是商汤的七世祖王亥。据《世本·作篇》记载:“相土作乘马”、“核(亥)作服牛”。王亥“服牛”以后,开始用牛羊帛粟与其他部落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因为他是商部落的人,其他部落的人见到他及他所带领的人就喊:“商人”,而把用来交换的牛与帛称作“商品”。“商人”与“商品”的称谓,从那时起历经千年,一直沿袭至今。商部落在契至商汤的先商时期一直活动于现在的商丘地区,史学界、考古学界对此几乎没有争议。“商人”与“商品”的称谓就来源于商部落,商业文化就起源于河南商丘。
王亥这次是从商部落(今河南商丘)出发向北,到有易氏的部落(今河北易水)一带进行交易的。这次,王亥的热忱及诚心没有带来交易的喜悦,迎来的却是血光之灾。
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说,王亥到有易氏的部落后,“有易氏夺取了王亥的牛,杀死王亥。”对此,史书也多有记载,如《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载有“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竹书纪年》记载“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
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驯服牛的勇士以及第一位进行物品交换的商人———王亥,就这样如星辰一样殒落了。
万古和风,渐渐拂平了商丘这块土地上王亥曾经跋涉过的足印,但王亥经商的精魂却如种子一样,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并孕育开来。
王亥死后135年,王亥的七世孙商汤,靠着经商而兴盛起来的部族实力一举推翻了夏桀,建立了商朝。商丘作为商部落的故土,商业贸易更加繁荣。这个时期,在商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市”、“肆”一类的交易场所;
春秋之时,作为宋国都城的睢阳(今商丘),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商业都市之一,出现了被司马迁赞誉为“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的范蠡那样富不忘贫、富而助贫的大商人;
汉代的睢阳,是梁国国都。梁孝王刘武时期,其商业文化氛围可与京师长安相媲美。梁孝王所建的三百里梁苑,几可称为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王室园林,成为商人和文人向往的大都市;
唐朝,商丘成为中国东部地区纺织业的交易中心,特别是民间所织的绢,质量和花式在全国首屈一指。同时,商丘的地理位置,也使得它在唐代商业贸易活动中居重要地位,成为水陆货物的集散地与物流中心;
北宋时的商丘称应天府、南京,居陪都地位,其商业繁华程度仅次于东京开封;
……
商业从商丘这片沃土上发源、奔流,滋润着神州大地,推拥着中国商业文化发展的潮流。
到了北宋末年,战乱纷起,作为中原重镇的商丘成了被战火摧残极为严重的城市。商丘地区的人民过去“仓禀皆满满”,此时变得田地荒芜,商旅不行。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黄河改道商丘,商丘一带的人口大量流亡。明末,商丘又一次深受战争蹂躏,李自成率义军攻入归德府时,“肆店无货,百姓贫者不能相扶,死者枕籍。”时至民国,军阀混战,商丘几无宁日。1948年的淮海战役,商丘又一次成了主战场……
自北宋末以来的1000年间,商丘这块土地与苦难做伴,黄土地一次次地被鲜血染红;穿越商丘腹地的黄河三次改道,数次泛滥。因为战乱和自然灾害等原因,商丘作为商业之源的源头之水渐渐弱了、渐渐细了……
商之魂
迎着初夏的微微细雨,循着时光而回溯,经过当年宋朝陪都的砌满蓝砖雕壁的应天府,经过唐朝高高红色宫墙围绕的纺织业交易中心,经过汉代角亭上镶满飞檐走兽的梁园,经过春秋木车石刀的睢阳,走近商人“始祖”王亥……
浩浩江河奔流,熠熠日月轮转,为什么,商业文化能够在商丘历经这么多的朝代而依然延续繁衍?为什么,商业文化能够在商丘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
这是因为,一种亲商、爱商、尊商、重商、富商的传统商业美德,历经千年而不衰,像生长在黄河故道上的苦楝,死死地抓着故道遗留下来的砂粒,恒久地坚挺在商丘人民的心中。
在商丘,关于商业美德的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非常丰富。据《商丘县志》载:楚国士尹池出使宋国,宋国太宰子罕设家宴招待他。士尹池见南面邻居的墙弯弯曲曲,深入到子罕的院子里,西面邻居家的水从他房门前流过,问其故。子罕说:“南家工人也,业鞔,使徙之,恐人不知其处,不获食其业;西家高,而利吾宫之卑,故不禁也。”士尹池回到楚国,楚王想出兵伐宋,士尹池说:“宋不可攻也,其主贤而相仁。”楚王遂罢兵。这个小故事,体现了当时宋国统治者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保护和尊重。
在民间还流传着“伐树留邻”的故事。西汉时期,梁国一个集镇住着两户人家,东侧户主叫任守礼,本地户,西侧户主叫李保义,外来做买卖的。李家后院有棵枣树,长得茂盛,枝条伸到任家院内。任家的小孩爱吃枣,任守礼制止孩子,编了个笆,悬在空中接枣,每天把接到的枣送还李家。后来,任守礼担心自家小孩偷枣吃,就准备搬家另居。李保义听说后,立即伐掉枣树,留住了任家。后来,为了彰扬这种容商、亲商的风范,这个集镇被人们誉为“待邻村”,李家院被誉为“留邻院”。
合上发黄的历史书籍,拨开虚实掩映的民间传说,在“中国·商丘与商业起源研讨会”上,商丘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哲学博士张琼以学者的眼光,将商丘传统的商业美德归纳为四点:第一,与中国历史上重农抑商的贬商、斥商、蔑商的传统文化相比较,商丘人自古养成了亲商、爱商、尊商、重商的文化传统。第二,与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相比较,悠久的经商传统使得商丘地域文化中形成了较为鲜明的义利并重、言商尚利的价值取向。第三,与封闭、保守、中庸的传统观念相比较,独特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历史上多次成为文化、经济、政治中心城市的地位,使得商丘人民富有吐故纳新、开放进取、兼收并蓄、敢为人先的思想观念。第四,与以熟人社会为居住和活动特征的传统文化氛围相比,商丘历史上商业贸易中心的地位,吸引历代无数商人前来经商,同时也有许多商丘人外出经商,这种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徙,使之较早形成了商业社会所具有的开放、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这与中国传统熟人社会中的诚实守信的内涵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