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高等教育大众的利与弊

如下

1、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小政府与大社会的关系。随着体制的转变，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下降，财政赤字高达几百亿。政府几番出台的教育拨款政策，均难以兑现。这说明政府是难以单独承担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重任的。

2、民办高校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虽然政府承认只有20多所，但民办高校仍然在逐年增加。由此可见，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必将走由政府办学向整个社会办学扩张的发展道路。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道路

1、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推动了高校扩招，而高校扩招则促使高等教育走向大众。高校扩招给了大量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让他们得以走出那片大山，走向希望的远方，这才是所谓的知识改变命运。

2、高校扩招后，就会有更多高校优秀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大量优秀人才的到来推动了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从而增强了我国人力资源的国际竞争力，发挥出高等教育推动社会繁荣发展的作用。

3、现在的高等教育普及面越来越广，这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教育，少部分人能够从中脱颖而出。但是大众教育应该是普及教育这个阶段才会做的事情，然而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却依然还在做所谓的普及教育，那么这样一来，高等教育就不能突出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了。

以上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高等教育大众化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弊端出现的原因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个全球趋势，它指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一现象既有利也有弊，以下是对其利与弊的简述：

利：

• 提升国民素质：高等教育大众化能够提升整体国民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养，为社会的进步和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 促进社会公平：更多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有助于减少社会阶层差异，为不同背景的人提供均等的上升机会。

• 增强国家竞争力：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储备是国家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有助于提高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 个人发展机会：高等教育为个人提供了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增加了就业选择和晋升机会。

弊：

• 教育质量下滑：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可能会导致教育资源紧张，进而影响到教育质量的维持和提升。

• 就业压力增加：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大量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可能会加剧就业竞争，使得部分毕业生面临就业困难。

• 学历贬值：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学历的相对价值可能会降低，导致一些高学历者在职场上的优势减弱。

• 教育成本上升：为了满足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需要投入更多的教育资源，这可能会导致教育成本的上升。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大众化在提升国民素质、促进社会公平、增强国家竞争力和提供个人发展机会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着教育质量下滑、就业压力增加、学历贬值和教育成本上升等挑战。因此，在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确保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一、弊
中国高等教育经过近10年的发展和扩招，终于改变了自中国现代大学诞生以来多年来徘徊的精英教育性质，跨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对增进入学机会、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对于中国人口素质的改善，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无疑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高等教育在世纪之交的跨越式发展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在快速发展中也面临着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
1、质量问题。高等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分析和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无疑首先应对其质量变化进行研究。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目前存在不同的观点和认识。但大多数认为，由于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由于高等教育经费、师资队伍及软硬件建设跟不上其规模扩张速度，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着一定的质量问题。对于此问题，一方面要控制增长速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增加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加快教学改革，切实努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另一方面，要建立大众化条件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不能用精英教育阶段的质量观看待和评价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
2、结构问题。如前所述，虽然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在大众化进程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但问题也相当突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不同学科之间的地位关系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现有学科结构基本上是对精英教育阶段科类结构的复制，即学科存量越大，其学科门类在校生数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比例越高，增量也越大，该学科在扩招过程中的增幅也越大；反之亦然。这反映了一种“存量决定增量”的发展模式。所以，2004年中国高等教育在校生的学科结构与1998年比较，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而是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比例结构。二是不同地区的高校之间学科结构存在严重的趋同性。
3、高教经费投入问题。2004年国家财政教育经费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为1009.8亿元，占整个财政性教育经费的22.6％，占当年GDP的0.63％，总额虽然比1998年的383.8亿元增加了2.63倍，但是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速度，由于在校生规模增加得更快，生均经费大幅度下降。2005年与1998年相比，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人数增加了3.58倍，由此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由1998年的2892.65元下降到2005年的2237.57元，减少655.08元，降幅22.65％。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由1998年的9829元下降到2004年的6982元，减少2847元，降幅29％。由此，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学校总经费的比重由1998年的64.9％下降到2004年的45.5％。即使学校加上收取学费和其他创收经费，生均经费仍然一直呈下降趋势。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的形势下，如何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如何科学制定学费的标准，如何办好助学贷款和奖学金，如何保障家庭贫困学生上得起高校，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大问题。
4、毕业生就业问题。近年来，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而毕业生就业率低更是其中突出的问题。按照教育部高校学生司主持的“中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的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的划分标准，就业率在90%以上表示毕业生供不应求；就业率在50－70%之间表示就业有一定压力；就业率在30－50%之间表示就业有一定困难；就业率在30%以下表示可能产生就业危机。2001年6月的初次就业率为70%；2002年6月的初次就业率为64.7%；2003年是高校扩招后本科学生毕业的第一年，6月份的初次就业率仅为50%。从2004年开始，教育部公布的是9月份和12月份的就业率，从2004年起，就业率均在70%以上。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对中国东、中、西部16个省份34所高校2005年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表明，2005年6月下旬，已经签约的是33.7%，已确定单位并准备签约的为13.5%，准备自主创业的为3.6%，保送研究生为4.8%，考取研究生的为12.0%，准备出国的为2.3%，申请不就业的为4.8%，七项合计毕业生毕业时的“落实率”为74.5%。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不同学历之间差异显著，专科和高职为59.1%，本科为77.6%，硕士和博士分别为84.1%和79.3%；各地区之间差异明显，东、中、西部地区毕业生的就业率分别为78.8%、75.1%和65.0%；各类型学校之间差异明显，“211工程”大学的落实率为84.8%，普通本科院校的落实率为70.8%，专科院校的落实率为58.9%；性别之间差异存在，男性的落实率为77.1%，女性为71.2%。在此次调查中，由已经确定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对自己的起薪做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2005年高校毕业生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20.3%，1001－2000元的占65.4%，2001－3000元的占9.2%，3000元以上的占5.1%。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已直接影响到高校改革与发展，影响到家庭与社会的稳定。当前急需对人才需求做出较为科学的预测，需要切实转变学生和家庭的就业观念，政府需要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一定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就业难的情况下，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对就业的影响开始凸现，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出现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5.教师队伍建设问题
在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过程中，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教师队伍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仍然存在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高层次人才、顶尖人才缺乏。纵观国内各高校，整体上尚缺乏一批学贯中西的拔尖人才；高校师资队伍的国际性程度不高，许多重要学科没有形成由国内外知名的学术界顶尖学者为领军人物的学术队伍。
教师队伍数量不足、质量不整齐、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近年来，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很快，高校在持续扩招的同时却对教师队伍的扩大和素质的提高未能给予足够重视，多数高校缺编严重，生师比过高，教师队伍规模无法满足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的需要。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普通高校在校生增加了4.1倍，而专任教师数量仅增加了1.64倍。高校师生比为1：17.93，许多学校、许多学科师生比已经达到1：30。
　　学术精神倒退、学术风气不正、学术道德失范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当前，高校教师的学术精神有所下降和倒退。部分教师过多关注各种评审、奖励、荣誉和称号，表现出浮躁、急功近利的心态，不愿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做学问。高校教师队伍中的学术风气不正、学术道德失范、学术腐败等问题屡有出现，有的违背基本学术道德，或抄袭剽窃，或请人代写，或署名不实；有的片面追求数量，脱离实际，粗制滥造，甚至篡改、伪造数据；有的热衷于校外兼职，不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工作，一切为了学生的观念严重淡漠。
6、高校学费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主要由政府免费提供，政府承担了高等教育的主要成本和几乎所有的直接成本。这种完全由政府负担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表面上看似公平，但实际上，这样的机制存在两大根本缺陷：一是对于被排斥在高等教育之外的人群而言，免费的高等教育是最大的不公。因为在大众化之前，仅少数人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对于私人收益率很高的高等教育而言，如果私人不分担成本，则显失公平。二是导致高等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
1998年以来，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政府分担成本的比例逐渐降低，私人分担成本的比例不断增加。高校扩招前的199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高等教育总经费的比例为78.3％，而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至45．5％。与此相反的是，学杂费收入占高等教育经费总收入的比例从1997年的14．8％增加至2004年的30．41％。目前，由国家、个人和社会共同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机制已初步形成。但必须引起注意的是，中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变革也存在一些问题，这突出表现为私人分担的高等教育成本比例过高，高校收取的学杂费标准与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1997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均学杂费标准为1589元，2004年则升至4785元，是1997年的约3．1倍。而同期，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了约1．4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约1．8倍。由于区域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过去十年来日益扩大，导致对部分地区的部分人群而言，学杂费标准和可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以西部某省为例：1997、年该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299元，高等教育的负担能力指数为0．82；而到了2004年，该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722元，高等教育的负担能力指数约为0．36。比1997年下降了一半还多。如果算上学生在读期间的生活、学习费用，对该省绝大多数农民而言，分担高等教育成本将面临很大的困难。
7、高校贫困学生资助问题。
高校扩招以来，中国高校贫困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高校在校生中的贫困生比例约为20％，其中特困生比例为8%。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对四省区20所高校的调查，农、林、师范类学校贫困生比例超过30％，特困生比例超过15％。高校贫困学生规模的扩大有着复杂的原因：一是私人分担的高等教育成本迅速增加，高等教育支出成为很多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二是中国的贫富分化在过去的十年里呈扩大之势。
高校贫困学生资助是高等教育公平的重要内容。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高等教育本身的健康发展，而且与社会的稳定密切相关。中国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战略以来，政府部门对这一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经过数年来的探索与实践，初步形成了“奖、贷、助、减、免”的高校贫困学生资助体系。目前，贫困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补偿机制逐渐形成，高校扩招以来日益突出的贫困学生资助问题开始得到缓解。
但我们必须看到，中国高校贫困学生资助体系还处于改革与探索阶段，相关的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资助的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从资助的方式看，目前中国高校学生资助的手段还比较单一，基本以学生助学贷款为主，其他的资助方式如奖学金、勤工俭学等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发挥；从资助的主体看，基本以政府资助为主，非政府力量如公民和企业捐赠等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从资助的力度看来，目前高校学生助学贷款的受益学生数约占全国各级各类高校在校生数的10．5％，仅能覆盖一半左右的贫困生。而且，不同类型高校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难度也有很大差异。一般而言，列入“985工程”和“211工程”学校的学生更容易申请到贷款，高职高专和民办高校学生申请贷款的难度还比较大。总体看来，由于缺乏完善的信用体系，以及学生助学贷款的风险规避问题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所形成的高校学生资助体系还比较脆弱，需要进一步变革和完善。
8、高等教育机会公平问题。
大众化对高等教育公平的促进作用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使高等教育资源为更多的人所分享，而不是仅局限于少数精英阶层。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入学机会，使得高等教育惠．及普通人群，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从这个角度而言，大众化对高等教育公平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不容忽视的是，大众化对高等教育公平的促进作用仅仅反映在总体层面，事实上，在短期内大众化并没有缓解不同区域和社会阶层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及其质量上的差异。就区域差异而言，在此我们选择三个指标予以说明：一是各地区普通高中升学率，这一指标可以反映不同区域高等教育入学的难易程度。2005年，全国范围内高中升学率为76．25％，但最低的宁夏仅为53．64％，最高的北京高达216．84％，二者之间的差距达四倍；二是各地区普通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这一指标可以间接反映各地高等教育的质量差异。就绝对差异而言，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为14929元，最高的北京为30634元，最低的贵州为8103元，二者相差高达约3．8倍。就相对差异而言，据测算，高校扩招前的1997年，各省份普通高校生均教育经费的变异系数约为0．29，而到了2004年这一指标已经变为约0．38。三是每十万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数。2005年，全国每十万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为1613人，但各省份之间的差异极为显著，最高的北京高达6580人，最低的贵州仅为838人，差距高达7.85倍左右。在阶层分化上，我们可以参照高等教育辈出率这一指标。截止到目前，关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阶层分化的研究主要还是一些抽样调查，但诸多研究均发现社会中不同阶层高等教育阶层辈出率的差异不断扩大。例如，厦门大学教授谢作栩等的研究发现，私营企业主、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的高等教育阶层辈出率分别为5．9和3．9，远远高于工人、农民、商业服务人员和城乡无业人员的辈出率，后者的辈出率依次为0．76，0．59，0．51和0．46。刘精明通过对1978－2003年间的高等教育扩展与入学机会差异的研究发现，高等教育扩展对教育平等的影响十分复杂。如果将各类高等教育机会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会发现1998年以后高教领域中的教育不平等在总体上呈现一种下降的趋势。然而深入的分析表明，这样的平等化过程是有条件的，内涵于高教领域的社会阶层差异仍然十分明显。高等教育本身的质性差异决定了各社会阶层对这种机会的竞争取向和策略；在地位取向明确的本科教育中，高校扩招导致优势阶层较大程度地扩大了他们的相对优势；而生存取向明确的成人高教领域的机会扩大，则使下层社会群体获得了更多的益处。
9、大学评价问题。
从国际上看，大学排行(排名)通常是用一套共同适用的指标体系将一定范围内的大学（一般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之内）按照得分高低的顺序进行排列。因此，大学排行榜实质上是把许多大学的全部工作归结为单一的、可比的、量化的指标体系。排行榜不同于大学评估与绩效评估，大学评估与评价通常是由政府或其他机构发布，其目的是为了说明该高校与某些基准指标相比办学状况如何。而在特定指标体系基础上编排出的大学排行榜，则是作为一种比较的手段，使各个大学一比高低。并且，世界绝大多数的大学排行榜是由商业出版机构运作的。把不同学术领域内的工作转化为单一的、可量化的分数来比较各大学，这是人们批判大学排行榜的关键所在。
从国际上看，大学排行榜是西方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经过高等教育大发展，完成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任务，高等教育系统完善之后出现的。中国目前高等教育仍处于大变革、大发展时代，高等教育虽然在数量上已实现大众化，但在质量、结构、效益等方面巩固、完善高等教育发展成果的任务仍很艰巨。高等教育结构、高等教育体系与高等教育制度还处于不断发展与完善过程之中。因此，中国目前进行大学排行的条件并不成熟。客观条件不具备环境下推出的各种大学排行榜有可能误导大学、社会公众及政府，诱导大学追求短期效益，而忽视长远发展，追求急功近利而漠视学术道德。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界出现的浮躁之气与大学排行榜有一定的关系。
在大学排行日益火爆的今天，我们只能以理性精神引导大学排行向比较科学的方向发展。针对中国高等教育现实和大学排行榜的问题，我们认为大学排行榜的指标体系设计固然重要，但比之更为重要的是大学排行的理念，只有以科学的理念作指导，才可能设计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引导大学排行健康发展。
二、利
1．提高高中升学率，使更多学生圆了大学梦。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可以分配工作，因此考上大学就等于拿了“铁饭碗”，就成了国家干部，人们认为高考是最好的出路；对农村的孩子来说，高考更是“跳出农门”的唯一选择。“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流传几千年，在计划经济时代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现在大学急剧扩招，门槛越来越低，高中升学率持续上升，进入普通高校不再是难事。据相关数据显示，2003年北京的录取比率达到70．8％，广东省的录取比率与2002年持平，陕西达到 56．47％，江苏为70％，江西为62％，湖北为64％。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高考录取率都是比较大的。现在家长、学生和高中学校所关心的不再是能否上大学，而是上什么样的大学。
2．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学历，缩小与国外受教育水平差距。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达1600万人，全国普通、成人高等学校本科、高职(专科)在校生达 1462．52万人，其中，普通高校903．36万人，成人高校 559．16万人，分别比上年增加162．98万人和103．18万人，增长25．63％和22．63％。研究生发展较快。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共招收研究生20．26万人，比上年增加 3．74万人，增长22．65％。在学研究生50．10万人，比上年增加10．78万人，增长27．41％。从数量上衡量，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2％-3％，与西方发达国家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的规模指标有相当大的差距。经过近几年的扩展，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15％，初步进入到大众化教育阶段。
3．推迟初次就业时间，缓解就业压力。当前阶段，正是人口出生率高峰期所诞生的婴儿成长时期，这一年龄段的人口特别多，教育可以使更多的人呆在学校，减少当前的就业人数，降低就业压力。有数据表明，1995年幼儿园学生规模最大，这批人在1997年进入小学，实现了小学规模最大化，从1990年到2002年初中阶段学生规模依次递增，小学六年教育到2003年达到顶峰。从高中阶段和高等学校阶段看，学校平均在校生依年份递增，至目前还没有达到顶峰。这一方面反映出生高峰期学生高潮正随年龄增长逐渐上移，另一方面反映了高教扩招的效果。显然，如此庞大的群体一旦进入就业队伍，势必对就业造成巨大压力。发展高等教育是缓解就业压力的有效办法，也是按学龄期学生人数比例发展教育的必要措施。
4．发展经济，拉动内需。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低谷，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了市场疲软、消费热点消失等问题，而高等教育一直供不应求。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矛盾日益尖锐。因此，学界呼吁：应大幅度发展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借此拉动内需，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带动经济的增长。这一政策的实施扩大和发展了教育产业，使教育成为一门热门投资行业，增加了人们对教育的投资和消费，也增加了教育从业人员，带动了教育相关行业的发展。
5．实现教育发展阶段性飞跃。美国教育社会学家、伯克利大学的马丁·特罗教授以美国和战后西欧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为研究对象，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指标，探讨数量增长与性质变化的关系，将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分为“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他认为：“一些国家的精英高等教育，在其规模扩大到能为15％左右的适龄青年提供学习机会之前，它的性质基本上不会改变。当达到15％时，高等教育系统的性质开始改变，转向大众型；如果这个过渡成功，大众高等教育可在不改变其性质下，发展规模直至其容量达到适龄人口的50％。当超过50％时，即高等教育开始快速迈向普及时，它必然再创新的高等教育模式。”因此，我国大规模扩招，也是提升教育发展阶段，使更多的适龄青年享受教育的一个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