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曹操的评论

【史书评论】

史书评论曹操：“明略最优”，“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作于建安十五年（210），光明磊落，字字真挚。曹操感性地说：“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事实的确如此。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面，因为文学上的需要，而表现出明显的贬曹笔法。然而《三国志》对他的评价，是魏蜀吴三国君主之中最高者，陈寿评价曹操为“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曹操唯才是用，军事上战术战略灵活多变。他对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的统一，经济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维系有着重大贡献。在内政方面，曹操创立屯田制，命令不用打仗的士兵下田耕作，减轻了东汉末年战时的粮食问题。

【众人评说】

孙权评价曹操：“其惟杀伐小为过差，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御将自古少有。”
裴松之评价曹操：“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三国志(注)》
唐太宗说曹操：“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唐玄宗常自比“阿瞒”。
元稹评价曹操：“曹瞒篡乱从此始。”——《董逃行》
刘知几评价曹操：“罪百田常，祸于王莽。”——《史通·探赜》
司马光评价曹操：“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资治通鉴》
洪迈评价曹操：“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容斋随笔》
王夫之评价曹操：“曹操父见杀而兴兵报之，是也；阬杀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徧屠城邑，则惨毒不仁，恶滔天矣。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读通鉴论》
古人评价曹操：“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辩亡论》
顾炎武评价曹操：“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
陈寿：“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摉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王沈：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书》

【性格特点】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魏书武帝纪》篇末评说曹操："……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才，各固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以上这段文字还算比较精当地描述了曹操一生的行事为人，曹操其实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他是一个乱世豪雄，能够运筹帷演谋，鞭挞宇内，做出常人做不出的事业。他又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标志或世袭或禅让两种抉择夹缝中的乱世奸人。

1、遇事审慎，临危不乱，且多有决绝之举。
《魏书》载，初平元春正月，袁绍等官员连兵讨伐董卓。曹操在丹阳招幕兵丁四千余参战。走到龙亢发生兵变，叛卒火烧曹操帐篷。仓促之间，操沉毅冷静，敏锐决断，手持利刀奋杀数十人，镇定了局势。故事虽小，以至于《三国演义》不取，但要说明曹操的孔武勇敢已经足够。官渡之战是曹袁之争的关键之战，而操力排众议亲率精兵奔袭乌巢。劫寨战斗激烈之时，袁绍援兵来到，形势突变，胜败只在一念之间。曹操的部下开始慌乱，急言操分兵抵挡。不料曹操勃然大怒，厉言喝道：" 贼在背后，乃白！"意思是敌人到了背后再说。由于主帅意志坚定，身先士卒。不前则亡的信念立即昭示部众，全军死心拼战，以一当十，终将乌巢攻破，杀死主将酒鬼淳于琼，为最后消灭袁绍奠定了基础。倘曹操一见敌人援兵掩至，悚然无主而分兵以对，那战斗结局当然十二分明白。而自称英雄之言不过是不自量力的可笑癔语罢了。

2、胸襟博大，乐观宏达，且多在危难之中见精神。
电视剧上的曹操多有大笑的场景，征战拼杀无论胜败如何，曹操始终不为表象所动。胜不骄，败不馁是他勇武气质的又一大特色。征乌桓迷走沙漠生死攸关，唯曹操能想出使将士望梅止渴而战胜自我脱离险境的妙策。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乐观精神正是玉成一世英雄的根基。赤壁大战，曹氏惨败，狼奔豕突之中仍能不失帅风范，笑指江山，畅言地利，高度集中地体现了曹操的鸿鹄之志。至于濮阳之战吕布以戟击操盔而厉问之："曹操何在？"曹操以袖掩面而答："前面骑黄马者是也。"再后来被马超紧追中弃袍割髯的举止均是一般人临危而不能的。死在眼前，曹操仍能不怯不乱想出办法脱险而去，这其中也不仅仅只是乐观宏达，而是很有些幽默，很些诙谐的道行了。
“大重之举果绝，险危之行无惧，风云诡谲，笑谈其间，唯大英雄者可称之。曹公曹孟德者，诚如是。”

3、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地展现和融合。
曹操算得上一个标新立异的改革派，但他所采取的手段和措施又是非法理性的独断专制残酷无情。他虽"挟天子以令诸侯"感震天下，却又始终小心奕奕保护着苟延残喘的旧势力的代表刘汉王朝，至死不渝，抛弃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彻底革命，堕入了半途而废的结局。
曹操广屯田，修水利，倡节俭，轻徭薄赋，抑制豪强，为天下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但无休止的争权夺利，无意义的军阀倾轧又惨杀了大批降卒和劳力，更深地加重了百姓的痛苦，阻滞了社会的进步。伸出去力图改革的大棒打在了自己的脑袋上，田野里只有多些白骨，多些流民，多些啼饥号寒的哭声而已。
曹操渴仰贤才，广纳善良，不止一次地下过招贤令、求言令，确实给当时人妖莫辨的污浊社会吹进一股清新之风，让有报复于天下的能人才俊看到了一线希望。但他对网罗来的人才首先一条要求是他们必须无条件地为曹氏集团服务，俯首帖耳地听命于他一个人，任由他私欲野心的驱使。否则，稍有不苟，必遭惩罚。这种手段和心胸又极大地摧残了天才们才华的发扬光大。孔融、杨修、荀彧、华佗这些世上少有的奇才惨死于他的手中，就彻底撕毁了他伪善的面皮。
曹操多才多艺，不仅在军事上是个统帅，在文学、音乐等等艺术方面也多有创见。他别具一格的诗歌创作成为文坛上一代新风的标志。然而，他又没能达到顶峰，囿于开创而无大建树，著述不多难成系统，成就和影响远远不如他的两个儿子。他写诗注重内涵的张扬而忽视形式地变革，新酒装进老瓶子，新酒也便成了无根飘蓬。
曹操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先头兵，他应该有一个辉煌的结果。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应该是充实的圆满的。但他矛盾的本性决定了他在关键问题上决断的底气不足。《魏氏春秋》中记夏侯敦曾极力劝操应天顺民立魏去汉。曹操却答说："若天命在吾，吾当为周文王矣。"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他用小小的自我满足打了个回旋，狠狠地拉了历史老人的后腿。
当时的天下大势，的确需要曹操来作一个果决地亮像，倘若果真如此，后来的历史必然是另一番景象了。但曹操却没有这一点真勇敢，他是牢牢立足于旧基础上的花朵，徒有灿烂之色，根子却是腐朽的。
所以，曹操的鞭挞宇内只不过是清扫历史殿堂的必然行为，他本人充其量不过是个尽责的佣人，一个新旧时期转换过程中接力长跑持第二棒的中间先手而已。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曹操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个英雄，但也仅仅如此而已

【文学成就】
曹操对文学、书法、音乐等都有深湛的修养。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
曹操的诗歌，今存不足20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容大体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关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书》）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典论自叙》，袁伯业名遗，袁绍从兄。）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钟嵘《诗品》）
与时事有某种关联的作品有《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等。《薤露行》、《蒿里行》二诗，作于建安初年。前一篇反映何进谋诛宦官事败,董卓入洛阳作乱；后一篇写关东各州郡兴兵讨卓,又各怀野心，互相杀伐，在内容上紧相承接。诗篇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地写出了这一段历史过程，因此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尤其可贵的是，在《蒿里行》诗中他以同情的笔调，写出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所罹的深重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作于建安十一年，诗篇描写冬日太行山区的酷寒、荒芜、险峻,形象生动,同时也写出了诗人内心的复杂感受。《步出夏门行》作于建安十二年征三郡乌桓时。该诗包括"艳"(前奏)及四解。"艳"着重写了诗人出征时的复杂心情。一解"观沧海",写进军途经碣石时的观感;二解"冬十月"、三解"河朔寒",写归途中见闻；四解"龟虽寿",写取得了这场重要战役胜利后的思想活动。其中"观沧海" 描写大海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磅礴,格调雄放,映衬出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龟虽寿"以一系列生动的比喻,表达诗人对人生及事业的看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诗人贯彻终生的积极进取精神的真实表白。
以表述理想为主的诗歌有《度关山》、《对酒》、《短歌行》等。前两篇写诗人的政治理想。他设想的太平盛世是儒法兼采、恩威并用的贤君良臣政治。这在汉末社会大破坏的现实背景下，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短歌行》的主题是求贤,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诗句，来抒发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以冀成其大业的心情。
游仙诗有《气出唱》、《秋胡行》等。曹操是不信方士神仙之说的，所以他写这些诗当别有所寄，不能据此把他与秦皇、汉武的求仙等量齐观。
在艺术风格上，曹操诗歌朴实无华、不尚藻饰。它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慷慨悲凉，这本来是建安文学的共同基调，不过在曹操的诗中，它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突出。在诗歌体裁上，曹操的乐府诗并不照搬汉乐府成规，而是有所发展。如《薤露行》、《蒿里行》，在汉乐府中都是挽歌，他却运用旧题抒写了全新的内容。曹操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拟作的大量乐府诗, 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曹操的散文多是应用性文字，大致可分表、令、书三大类。其代表作有《请追增郭嘉封邑表》、《让县自明本志令》、《与王修书》、《祀故太尉桥玄文》等。这些文字的共同特点是质朴浑重、率真流畅，写出了曹操的独特声口。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大半生奋斗经历，分析当时形势，剖析自己的心志，其“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等语，写得极其坦率而有气魄。从东汉以来，散文出现了骈化的趋势，至汉末而渐显；一般散文作者开始讲求对偶、注重用典。而曹操以其平易自如、质实明练的文体，在当时独树一帜。鲁迅曾称赞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曹操在文学上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建安文学(见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上,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
曹操著述,据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考证,有《魏武帝集》30卷录1卷、《兵书》13卷等十余种,然多已亡佚,今存者唯《孙子注》。明代张溥辑散见诗、文等145篇为《魏武帝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中也有《魏武帝集》，所收作品略多于张溥辑本。1959年，中华书局据丁福保本，稍加整理补充,增入《孙子注》,又附入《魏志;武帝纪》、《曹操年表》等，重新排印为《曹操集》。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同志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同志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曹操(cáo cāo)（公元155~公元220），即魏武帝，汉族 字孟德，小名阿瞒、吉利，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和诗人。在政治方面，曹操消灭了北方的众多割据势力，恢复了中国北方的统一，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文化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史书评论】

史书评论曹操：“明略最优”，“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作于建安十五年（210），光明磊落，字字真挚。曹操感性地说：“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事实的确如此。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面，因为文学上的需要，而表现出明显的贬曹笔法。然而《三国志》对他的评价，是魏蜀吴三国君主之中最高者，陈寿评价曹操为“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曹操唯才是用，军事上战术战略灵活多变。他对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的统一，经济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维系有着重大贡献。在内政方面，曹操创立屯田制，命令不用打仗的士兵下田耕作，减轻了东汉末年战时的粮食问题。

【众人评说】

孙权评价曹操：“其惟杀伐小为过差，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御将自古少有。”
裴松之评价曹操：“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三国志(注)》
唐太宗说曹操：“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唐玄宗常自比“阿瞒”。
元稹评价曹操：“曹瞒篡乱从此始。”——《董逃行》
刘知几评价曹操：“罪百田常，祸于王莽。”——《史通·探赜》
司马光评价曹操：“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资治通鉴》
洪迈评价曹操：“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容斋随笔》
王夫之评价曹操：“曹操父见杀而兴兵报之，是也；阬杀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徧屠城邑，则惨毒不仁，恶滔天矣。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读通鉴论》
古人评价曹操：“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辩亡论》
顾炎武评价曹操：“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
陈寿：“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摉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王沈：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书》

可爱的奸雄
奸诈当中有真诚，恰恰是曹操性格的一个特征。曹操这个人是奸诈的，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他也有坦诚的一面，甚至有可爱的一面。我们就来看看曹曹性格当中矛盾的地方。
先说曹操的奸诈，最能体现曹操这个人奸诈的例子，是在他和袁绍战争中发生的一件事。我们知道三国时期有三大战役，第一次战役就是曹袁官渡之战，第二战役是曹孙赤壁之战，第三大战役是孙刘彝陵之战。曹操就是在官渡之战以后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这场战争打得非常地艰苦，非常地艰巨。当时两军对峙相持不下，而曹军军粮已经不多了，我们知道打仗拼什么？除了拼勇敢、拼武器、拼实力以外，很重要的是拼粮饷，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粮食这个仗是打不下去的，曹操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快要断粮了，一筹莫展。这个时候袁绍阵营里面有一个谋士叫做许攸的突然来投奔曹操，曹操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大喜过望，“跣足而出”。什么叫跣足呢？就是光着脚，那么曹操这个时候跣足而出迎接许攸是什么原因，什么意思，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叫做来不及穿鞋，可能在洗脚在干什么，一听说许攸来了光着脚就往外跑，大喜过望；第二种可能是表示尊敬，因为古礼光脚是尊敬。我们知道曹操后来地位很高了以后，汉献帝给了曹操一个特殊待遇，叫做带剑鞋履上殿，叫“剑履上殿”，剑就是带剑，你可以佩着剑去见皇帝，履就是穿鞋，这说明一般的人是不能穿鞋见皇帝的。能不能穿袜子呢，看地位，地位高的人可以“袜而登席”，穿着袜子走到席位上，地位再低一点一定要光脚。所以光脚可能是表示尊重。
所以曹操的这个性格里面确实有奸诈的一面，但是我觉得他这种奸诈某种意义上也是逼出来的。那样一个险恶的环境，他如果事事都说老实话，这还能够克敌制胜吗？他不能不撒谎啊，他甚至养成撒谎的习惯了。

曹操也是一个温情的人。在曹操和张绣的战争中，他的长子曹昂在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原配丁夫人悲痛得死去活来。因为丁夫人是曹操的正妻，她是没有生育能力的，曹操的妾生下了长子，这就是曹昂，生下来以后曹昂的母亲就去世了，生母就去世了，就把曹昂交给丁夫人来抚养，丁夫人把这个儿子看作自己的儿子，情感非常地深.这次战争中曹昂也死了，曹操的侄子草安民也死了，还有曹操的爱将典韦也死了，丁夫人就不愿意了，就哭着闹着跟曹操要儿子，你还我儿子，你把我儿子弄哪儿去了！而且就是你这个家伙，一天到晚地泡烂妞，害得我儿子死掉的，不依不饶。曹操一烦，滚，回你老家去。走就走嘛，我回娘家去，不跟你过了，真回娘家了。过了半年，大概几个月以后，曹操后悔了，然后自己驾着车子，就到丁夫人的娘家想把丁夫人接回来。这个事情在我们今天也稀松平常啦，小两口一吵架，老婆跑回娘家去了，那还不是老公最后赔个笑脸，说点好话，就把老婆接回来了。曹操这样做就不容易了，是吧，你想曹操那阎王脾气，他也这么做，也去接丁夫人。丁夫人在家干什么，织布，曹操来了以后她也不站起来迎接，也不搭理，曹操很没意思，讪讪地走过去：织布呢？……别织了，跟我回家吧。……曹操就走过去，用手摸着丁夫人的背：唉，别使小性子了，宝贝，跟我回家好不好？我们坐车子回家好不好？要知道这个动作是很重要的，这个“抚其背” 是男人对女性的一种爱的动作。丁夫人继续“咔嚓”“咔嚓”。曹操就很没意思啦：你不回啊？不回那我可是走了啊。“咔嚓”“咔嚓”。曹操就走走走，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又回了一次头：别闹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咔嚓”“咔嚓”。唉，看来我们夫妻缘分已尽，算了。然后找到老丈人：岳父大人，是我对不起你女儿，但是她也不肯跟我回去，这样吧，她还年轻，别让她守着，你把她嫁了，让她改嫁。
你想想以曹操那种铁石心肠、阎王脾气，做到这一步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说明他是很重情的。这个事情曹操一直耿耿于怀，曹操临死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这一生好事干过，坏事也干过，有成功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我不在乎，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到了地下、到了九泉，子休——子休就是曹昂的字，曹昂字子休，就是指曹昂了——说子休如果哭着闹着跟我要妈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想曹操这一生犯多少错误，他居然认为他最大的错误就是这个，就是把她的妻子气走了！说明曹操是一个多情的人，是一个儿女情长的人，是一个重感情的人，这是曹操的温情。
但是你要认为曹操多么温柔，那就错了。曹操是很狠毒的，可以说是翻脸就不认识人。
参考资料：品三国

http://baike.baidu.com/view/1719.htm

曹操之智谋远不在众智郎话下。"望梅止渴"的千古佳话，足以看出他之智谋。赤壁鏖战，庞统献连环计，曹操大悦，程昱劝曹说，若东吴用火攻，船只难以散开，那当会全军覆没。曹操大笑。原来，当时正是11月余，隆冬之际，只会有西北风，不会有东南风，而曹军在西北岸，孙军在东南岸，若用火攻，必烧自己罢了。而周瑜当时并不知晓，是要进军前不久才知道的，气得吐血倒地，幸有诸葛亮帮助周瑜，为他"借风"，才宽心九分啊。可见曹操之智并不在周瑜等人之下。
曹操之孝，更是真挚可泣。董卓破后，夺得濮阳，就立刻叫人接养父来身边尽孝，谁知，在刘表荆州地界，被刘表手下贪图富贵者杀害，曹操闻讯，痛不欲生，立誓拿刘表人头祭奠他父亡灵，挥兵讨伐刘表，他披麻戴孝，制旗为:报仇血恨。
刘备为匡复汉式，求贤若渴，卧龙凤雏也归他所用。我认为曹操之心，也是如此。曹操在末年，以位列人臣之极--魏王，手握兵权，朝中上下全权在他一人手中，可谓只手遮天，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了。但是，他没有丝毫的串位之心，是他子曹丕继位后才称帝的。在《观沧海》和《龟虽寿》等诗词中也能稍稍看出此意，他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天下，而是为了众人的天下。他也是求贤若渴。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为破袁绍，他是如何呢？袁绍手下谋士甚多，但袁绍不能善用，曹操曾说过，若袁绍果断行事，再能用将谋，他更本不可能战胜袁绍。袁绍不听许攸、沮授言，才败。许攸来投曹操，曹操正在睡觉，一听旧友许攸来投，连忙从床上跳下来，鞋袜不穿，连忙跑出恭迎。许攸一见，感慨万千，连忙献计，助曹操攻破袁绍。再说，袁绍想联军抗曹时，有一叫陈琳的谋臣，为袁绍写讨伐书，书传到许昌时，曹操正感头风，叫人念出，听后，头风尽不要而愈了，众人以为曹操必怒，立刻者怪众人，且立即发兵攻袁，谁料，曹操尽大笑，说道，此人文笔甚好。可惜呀……不为吾所用啊。郭嘉之死，他说：天丧吾也！典韦，与他长子--曹昂同死，但曹操说，典韦之死，比曹昂之死更使他肝肠寸断、悲伤不已……
曹操，从黄巾大乱之际身为骑都尉讨贼，显露头角开始，讨董卓、诛吕布、伐袁绍、杀袁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南征北战，纵横乱世，四海皆知，口吐："令叫我负天下人，莫叫天下人负我"，为三国鼎立打下基础，为宏伟魏国奠定基础，更为大千历史，写下一章又一章不朽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