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现实的逻辑关系。
杜甫一生经历了战乱与饥荒,常因战乱而被迫迁徙,反映唐代安史之乱以来社会的动荡不安。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叛乱,杜甫携眷北行至鄜州暂住。至德元年,肃宗即位,“自鄜羸服奔行在,遂陷贼中。”饱尝离乱之苦。隔年逃出长安,拜左拾遗,却因上疏救房琯,被贬为华州司功。乾元二年,“自东都回华州。……弃官西去,度陇,客秦州,卜西枝村置草堂,未成。十月,往同谷,寓同谷不盈月。”饥饿多病,为其一生中最穷困潦倒之时。同年十二月入蜀,至成都郊外浣花溪畔建立草堂,生活始安定。永泰元年,严武卒,杜甫孤凄无依,离开草堂南下。至大历元年,留滞夔州二年,作《登高》一诗。夔州位于长江之滨、矍塘峡口,以水急、风大、多猿著称。诗中抒发的不只是诗人个人的不幸。当时,安史之乱已经结束四年了,但地方军阀们又乘隙而起,相互争夺地盘,造成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在这种形势下,诗人只得继续“飘泊西南天地间”。他的郁闷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这里有时代的苦难,也有家道的艰辛,个人多病和壮志未酬,再加上好友李白、高适、严武的相继辞世。为了排遣浓云一样时时压在心头的郁闷,他抱病登台,但悲凉萧瑟的江峡秋景反倒使他增添了新的悲哀。通过深秋登高所见秋江肃杀的景色,抒发诗人伤时忧国,老病孤独的复杂感情。委婉细腻的怨别伤离之作,引发诗人无穷思绪、古今之思、身世之感及家国之叹。大历五年,“避臧玠乱入衡州。……竟以寓卒,旅殡岳阳。”杜甫晚年生活穷愁潦倒,此一时期的诗作却最多,其济世雄才遭碰壁,经国济民的理想难及,渴望有为的生命在现实面前不得抒发,唯有吟诗,才能稍解其忧郁悲愤的情绪,把凌云壮志化作生命的悲怆。透过《登高》文本窥见它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复杂的社会历史联系中来考察杜甫作该诗所要表达的精神情感,我们就明白了《登高》为何被称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并受历代称颂的原因。诗是生活的批判,杜甫的伟大,在于把观念有力而美丽地应用到生活上——应用到怎样生活这样一个问题上,对于杜甫来说,生命是有为的,有为的生命就应该在经世济民,定国安邦的伟业中得以实现,这是杜甫一生不变的追求。这种阐释便使我们的视野变得非常开阔和宏大,凝重的道德感和强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使我们重视文本的社会价值。杜甫《登高》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有利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和睦、幸福,是进步的文学著作。
诗前半写景,后半抒情,在写法上各有错综之妙。首联着重刻画眼前具体景物,好比画家的工笔,形、声、色、态:一一得到表现。次联着重渲染整个秋天气氛,好比画家的写意,只宜传神会意,让读者用想象补充,三联表现感情,从纵(时间)、横(空间)两方面着笔,由异乡飘泊写到多病残生。四联又从白发日多,护病断饮,归结到时世艰难是潦倒不堪的根源。这样,杜甫忧国伤时的情操,便跃然纸上。
此诗八句皆对。粗略一看,首尾好像“未尝有对”,胸腹好像“无意于对”。仔细玩味,“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不只“全篇可法”,而且“用句用字”,“皆古今人必不敢道,决不能道者”。它能博得“旷代之作”(均见胡应麟《诗薮》)的盛誉,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这首诗就是五十六岁的老诗人在这极端困窘的情况下写成的。那一天,他独自登上夔州白帝城外的高台,登高临眺,百感交集。望中所见,激起意中所触;萧瑟的秋江景色,引发了他身世飘零的感慨,渗入了他老病孤愁的悲哀。于是,就有了这首被誉为“古今七言律第一”的旷世之作。
全诗通过登高所见秋江景色,倾诉了诗人长年飘泊、老病孤愁的复杂感情,慷慨激越,动人心弦。杨伦称赞此诗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杜诗镜铨》),胡应麟《诗薮》更推重此诗精光万丈,是古今七言律诗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