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中不能寐，起坐鸣弹琴”
失眠的有三种人：逃犯，相思病人，文人。
失眠的文人也有三种，第一种是做梦梦见自己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醒来再也睡不着的；第二种是由于种种原因被人骂得狗血喷头，顶风臭出几条街的；第三种则是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指不定什么时候一句话说错，就要被劓掉、刖掉、腐掉、五马分尸掉或者凌迟处死掉的。阮籍属于第三种文人。
当时人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知道是知道，但是知道你也不能说，还不能让司马氏觉得你说过什么、想说什么或者有可能会说什么。像何晏、潘岳、范晔、谢灵运，一个一个都不得好死，就像一千多年以后的老舍、吴晗、傅雷、王实味。文人都有一个喜欢胡说八道的臭毛病，阮籍也不能例外，所以他整天都要用乙醇来麻醉自己舌头里那根躁动的神经，叫它不听使唤，以免惹祸上身。可是就是这样有时候还是管不住自己，有一次他在河南荥阳广武山信马由缰，看到山高水长，听到天风激荡，忍不住留下了一句名人名言：“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不是找死么。
睡不着就起来吧，可是起来干什么呢？曹操半夜起来会杀人，唐僧半夜起来会被漂亮妖精掳走，西门庆半夜起来做甚这里就不细表了。阮籍是哲学家、艺术家，起来之后会径直走到窗前的几案之前，坐下，抚琴。那个时候从西域传进来的乐器还不是太盛行，最起码文人的诗里就不太常见羌笛、琵琶什么的，更不会有李隆基那样胡化严重的花心大萝卜听不懂琴音就大叫“召羯鼓来为我解秽”。只有琴是文人们的至爱：平和、清淡、高远，适合抒情，也适合装饰，适合修身养性，也适合玩大尾巴狼。
琴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弹奏的人不同，弹出的音乐也自便不同。阮籍的朋友嵇康在华阳时从一位自称古人的人那里学来了一曲《广陵散》，后来在刑场上把余音袅袅散入天际，然后便引颈就戮。《广陵散》是慢商调，即将第二弦商调降同于第一弦宫调，以双弦弹奏低音，坚厚磅礴，气势夺人。嵇康是个有名的刺头，好朋友介绍他去当官，他却大发脾气要和人家绝交，有大官恭恭敬敬去拜访他他也让人家吃了闭门羹，这样的人弹琴都要弹聂政刺韩相的曲子，司马昭不杀他才怪。阮籍就不一样了，虽然他一辈子也没见过瑛姑，可是却深谙泥鳅功的玄机。他厌恶这个世道，却深知自己无力改变这个世道、无力反抗这个世道，一不小心还会为这个世道所害。所以他就努力喝醉，努力不去想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弹琴的时候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身心俱净，就像嵇康的诗里说的那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薄帏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清风，明月，多么干净的两个意象。可是中国历朝历代的诗人比蚂蚁还多，历朝历代诗人在历朝历代写下的诗比蚂蚁拉的屎还多，清风和明月被向往清风和明月的诗人们无数次地引用之后，居然变成了跟“我爱你”一样俗不可耐见多不怪的字眼，然人看到之后就会作呕、冒酸、肠痉挛、腹泻。
然而在一千多年前的一个月明风清的晚上，在清风明月尚未泛滥成灾的时候，正在抚琴的阮籍在窗前印出一句明月清风，便可以被称做是一件高尚、雅致、脱俗的事情。魏晋时的空气尚未被污染，月光比现在明亮数倍，从四面八方吹来的风也没有任何二氧化硫和甲醛的味道，放眼望窗外绿草茵茵蒹葭摇曳森林肃穆明月安详这样的环境最适合生产诗歌。
薄帏上涂满寒冷的月光，衣襟上拂过明澈的清风，在琴声的催化之下，阮籍觉得自己已经超脱了司马氏和曹魏之间那张交织着欲望和野心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网，没有重量的灵魂从泥丸宫飘将出来，与造化万物融为了一体。看起来中国的文人都有一定的隐士情结，其实中国的文人骨子里全都不想做隐士，他们想做的是三公、九卿、帝王师。但文人是中国社会里命运最为多舛的一族，血雨腥风的环境令他们胆战心惊，只好自己骗自己说：我是高人，我不喜欢俗世的争斗，我不喜欢印绶和虎符，我喜欢清风明月，我喜欢做隐士。时间一长，也就忘了这是在自己骗自己，也就真的以为自己不食五谷杂粮鸡鸭鱼肉，看看月亮就不饿，灌口清风就不渴。不信你看那些发黄的诗集，总是写慷慨悲歌的诗人也许没写过山水田园，总是写山水田园的诗人却一定还写过慷慨悲歌。鲜有例外。虚伪。
主动的虚伪叫人厌恶，被动的虚伪让人可怜。顺治皇帝“我本西方一衲子，奈何生在帝王家”就未必是肺腑之言，否则他也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而死去活来。好多人看不透顺治的脸皮，到今天还在津津乐道那个五台山上的故事，实在好笑。阮籍就不一样了，虽然他也写过“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之类作金石声的诗句，但他的清风明月已经从真诚的被动虚伪升华到了主动的向往甚至信仰。他真的想摆脱地球引力，展开飘飘大袖顺风飞到苏门山，与孙登相对长啸，撼动烟波，激惊涧水。
于乱世亲密接触的文人，宛如风中之落叶残花，没有能力拯救自己，更没有能力拯救世界。面对微笑着的带着血痕的雪亮刀锋，他们只能选择躲，躲，躲。世上并没有钢筋铁骨的碉堡可以供他们防身，他们只能躲在香醇的酒浆里，躲在悠远的琴声里，躲在落寞的幻想里，最后醉死、心碎死或者被莫名其妙的罪名杀死。
阮籍这家伙，算是躲得比较聪明的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胡适之先生说：狮子老虎都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这话有道理。但是里面却透着一股不得志的酸气——文人的潜意识里，都希望当朝皇帝口口声声称自己为“先生”，满朝文武把自己当作泰斗或者谪仙敬佩有加，身后总是跟着一大帮执经叩问的追星族，就连大字不识的村妇在河边洗衣服时嘴里也哼唱着自己诗歌改编的流行歌曲。然而能做到这些的文人是极少的，除非他同时又是掌握实权的大官或者皇上的老丈人、小舅子什么的。虽然文人都有做明星的欲望，但是为了做明星而刻意去塑造或者改变自己个性以及个性行为的文人，肯定不是真正的文人。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可谓是顺风倒、没立场的模范了，比如他和鲁迅的笔仗曾经打的炮火连天，解放后文艺界的小人却往往把鲁、郭并举，郭沫若本人也屡屡在公开场合用语言和文字声明自己对鲁迅的无限敬仰。然而郭沫若虽然是不倒翁，但是时间会证明一切，现在的青年学子提起他，十有八九是带着嘲笑的神气。台湾有人把他归入“四大无耻”之类，不是没有道理，郭院长春风得意几十年，其实从长远来看实在是亏大方了。
不说郭沫若了，还说阮籍。关于阮籍有一个有名的典故：白眼相向。阮籍是个高傲的人，看不起人就不用正常角度的目光看人，甚至在他母亲死后人家来吊唁时也是如此。魏晋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动荡的年代往往盛产天才，同时也盛产丑恶，天才看丑恶的人和事不顺眼，自然会翻一个两个白眼以示抗议。白眼还是轻的，像嵇康就曾不止一次地用文绉绉的话破口大骂，骂想让他当官的人，骂偷弟妇的衣冠禽兽，还半隐半露地骂了朝廷，骂了司马昭，终于骂来了杀身之祸。从这个角度来说，阮籍非常让人佩服，他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出格，但是对出格的方法、角度、深浅掌握的出奇的好，所以居然一直平安无事，真的是一个奇迹。阮籍的白眼把他和当时的社会分离开来，除了很少的几个同样狂放不羁的朋友之外，根本没有人理解他，他虽然有“东平十余日，一朝化风清”的能耐，也根本得不到重用。不过他也清楚，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得到一点小小的重用也是一种巨大的危险，搞不好什么时候一句话说错一句诗写错，就要被一纸愤怒的诏书结束自己醉醺醺的生命。他不会弹《广陵散》，若是真上了刑场，在枭首之前是要长啸一声，还是继续白眼相向？我觉得这个问题他自己应该想过，但是可惜没有机会实践了。
孤独就孤独吧，像一只鸟独自飞在空空荡荡的大森林里，地面上树根下无数只狼的幽绿色的眼睛看着它，它不敢降落，却也没有气力去亲吻高天的云彩，于是就这么一直飞着，直到累死。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忧思独伤心。
文人都是多愁善感的，这是因为文人容易找到多愁善感的理由，也就是说，以文人的目光来看待不是文人的人，不是文人的人多少都有点没心没肺。
阮籍作过如下著名的行为艺术表演：喝着酒驾一辆破车行在凋敝的荒原上，也不管路通向哪里，就这么一直走向去，路穷尽了就嚎啕大哭，哭完了就擦把脸把车兜回去。这很有意味，形而下的路和形而上的路其实都是不通的，但是没有多少人真正清楚魏晋的时事政治，政客们依旧荒淫无度，文人们依旧扪虱谈玄，酒坊的生意日益兴隆，五石散的销量节节上升。谁都不明白阮籍的大哭，也许有人会不懂装懂的说他这也是一种名士风度，但内心深处一定也以为这是神经病的明显特征。阮籍其实是一个极为真诚的凡人，他觉得路没有了，希望没有了，于是就要狠狠的大哭一场。可是别人却不知道路况的危险，经常有人信马由缰掉下悬崖，而后来司马氏政权在北方胡人的攻击下，也是那么的不堪一击。
魏晋看上去很美，就如同现在的时代看上去更美一样。都是一个改变的时代，一日千里的改变令很多人无所适从，改变令人亢奋，同时也令人忧虑。魏晋后来被粉碎成了南北朝，后来重组成了强盛的隋唐，阮籍所忧虑的路终于被找到了，他没有白哭。而现在呢，我们正在重组之中，天知道将来会重组成一个什么样子，但有一点这个时代和魏晋不一样，就是这个时代缺乏英雄，很少有人白眼相向，根本没人放声大哭。
又或者阮籍就是在哭自己，哭自己是鸟却不能飞，是鱼却不能游，只能大声哭泣，大口喝酒。现在的人却都已经不会哭了，六年小学六年中学四年大学无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定型的模子从不铸造多余的泪腺，大家把时间轴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多看作是绝对的必然，从没想过把它们代入真理的方程看看是不是可恶的虚根。现在流行的思维是我应该如何如何而不是我想要如何如何，于是万千民众都去做了应该做的事情，千篇一律，陈卷累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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