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的文学作品?

可以见明人张溥的《三曹集》，辑有汉末三国时期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的作品。曹操的诗歌，极受乐府影响，现存的诗歌全是乐府歌辞。这些诗歌虽用乐府旧题，却不因袭古人诗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缚，却又继承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挽歌，曹操却以之悯时悼乱。《步出夏门行》原是感叹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的曲调，曹操却以之抒述一统天下的抱负及北征归来所见的壮景。可见曹操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歌，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风，也影响到后来的杜甫、白居易等人。曹操还有不少其他文章传世，例如《请追增郭嘉封邑表》、《让县自明本志令》、《与王修书》、《祀故太尉桥玄文》等，文字质朴、感情流露流畅率真。曹植作品百余篇，绝大部分是五言诗，被后人收进《陈思王集》里；其作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建安文学的成就和特色。南朝宋谢灵运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植）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算是对曹植最高评价了。《诗品》的作者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 ，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曹植与王粲、刘桢并称“曹王”、“曹刘”。南朝萧纲《与湘东王书》：“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其代表品有《洛神赋》、《赠白马王彪》、《箜篌引》、《白马篇》、《美女篇》、《名都篇》、《七哀》等。曹丕诗歌最高成就的《燕歌行》，据考写于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三郡乌桓期间，采用乐府体裁，开创性地以句句用韵的七言诗形式写作，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为后人称道的作品都在担任五官中郎将至魏太子期间所作，他的诗歌细腻清越，缠绵悱恻，缺乏曹操、曹植的慷慨之气，后世对他的评价不如“三曹”中的另外两人。学者叶嘉莹在《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里，列举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和王夫之《姜斋诗话》对曹丕的评价。《诗品》将曹丕排在中品，认为他的诗不及弟弟曹植，原因是曹丕诗“率皆鄙直如偶语”（“偶语”，即两个普通人在讲话），反观曹植则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文心雕龙》说曹丕“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与曹植“思捷而才俊”不同，又谓“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世人都同情曹植的处境，曹丕是兄弟争位的胜方，人们也因此忽略他文章的美妙。明末清初，王夫之在《姜斋诗话》里直言：“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可谓为曹丕文学成就“平反”的宣言。叶嘉莹说，曹丕是一位“理性诗人”，有节制有反省，“以感与韵胜”。 曹丕同时还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文学批评家，其作品《典论》中的《论文》篇是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著作，写于曹丕为魏太子时，主要内容有评价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的文风和得失，“建安七子”的说法来源于此；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认为作家的气质决定作品的风格；肯定文学的历史价值，“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称“他（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教训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三曹”,即历史上的汉魏之交的曹操及其两个儿子曹丕、曹植。曹氏父子三个因诗文上的成就,开当时一代之风气,故有“建安三曹”之说(另有“建安七子”)。明人张溥将“三曹”的诗文辑评为《三曹》集。
曹操的代表作有《苦寒行》、《龟虽寿》、《短歌行》《观沧海》等。
曹操（155-220），字孟德，既是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20余首。他的一部分诗真实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和百姓的苦难。如《蒿里行》记录了汉末董卓之乱前后最黑暗混乱的一段历史，描绘了军阀争权夺势所造成的悲惨现实：“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另一部分诗抒发了他的人生抱负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如《观沧海》写登临碣石眺望大海的所见所感，展现了作者吞吐宇宙的气概和宽广博大的胸怀；《龟虽寿》抒写了年命有尽而老当益壮的积极进取精神；《短歌行》抒发了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建功立业的决心。曹操创造性地用乐府古题写时事，如《薤露行》、《蒿里行》本是送葬时的挽歌，在曹操笔下却以其反映现实的鲜明性被称为“汉末实录”。此外，他的四言诗为已经僵化板滞的形式注入新的活力。曹操不仅用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而且以其对文学的倡导，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曹操的散文最突出地体现了迥异于汉代的清峻、通脱、华美、壮大的风格。他的代表作《让县自明本志令》、《举贤勿拘品行令》都写得朴素自然，清峻简约,不受礼法约束，不加雕饰，直抒胸怀，情真意切。

曹丕（187-226），字子桓，是曹操次子，于公元220年废汉献帝自立，是为魏文帝。现存诗约40首，形式多样，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无所不备，多为对人生感慨的抒发和人生哲理的思考。题材上除一部分写游赏之乐的宴游诗外，以表现游子行役思亲怀乡、征人思妇相思离别居多。借传统题材表现了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气氛，以及人生多故的伤离悯乱。风格清丽婉约。最著名的是《燕歌行》二首，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一描写女子在凄凉的秋夜里辗转难寐，思念远人，细腻委婉，缠绵悱恻，传诵不衰。曹丕文章的语言渐趋华美，排偶气息和抒情意味都比较浓重，代表了文章由质趋华的倾向。如《与吴质书》在追念旧游、感伤逝者中，描绘出友人的情怀与自己疏放的性情。感情凄怆真挚，语言流畅婉转，文笔清秀隽丽，是一篇含蓄深情，情文并茂的杰作。

曹植（192-232），字子建，为曹操第四子，天资聪颖，才华过人。现存诗90多首，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其前期作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感时伤乱，如《送应氏》二首写洛阳荒芜残破景象，《泰山梁甫吟》写边海人民极端贫苦的生活，都流露出对百姓的深切同情。另一类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如《白马篇》借英姿飒爽、急赴国难的幽并游侠儿的形象，表达了自己“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豪迈感情。

后期主要抒写自己遭遣被弃的悲愤不平。题材大致有四类：一是抒发自己和朋友遭受迫害的愤懑，代表作是《赠白马王彪》，全诗共分七章，愤怒控诉曹丕集团对兄弟诸侯的残酷迫害，抒发了自己悲痛、恐惧、凄凉、愤慨等种种曲折复杂的感情。二是传统的闺怨题材，借思妇、弃妇的怨叹，表白自己的心迹，如《七哀诗》代思妇立言，从中寄托了自己的遭遇和感慨，情思哀婉，想象新奇。三是直抒胸臆，述怀言志，如《杂诗》其五直抒慷慨报国不甘闲居的志向。四是游仙诗，除少数表现求仙得道、服食长生外，大都是借游仙这一传统题材曲折表达了因人世险恶而隐居避世的向往。

曹植诗歌文采气骨兼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对诗歌的题材和内容进行了多方面开拓，艺术上注重声色的描绘和技巧的琢磨，富于创造，大大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钟嵘《诗品》评价其诗曰：“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曹植又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现存诗中有三分之二是五言诗。他以自己杰出的创作为我国古典诗歌从朴质无华的民歌向体被文质的文人诗转变做出了巨大贡献，不愧是建安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曹植散文抒情言志文辞剀切，叙事论理简练有序，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引经据典，仿佛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如《求自试表》博引典实，反复设喻，层层推进，情词恳切，将自己的一片忠心和急于事功之情抒发得既淋漓尽致又委婉曲折。艺术形式上，使用了大量骈俪句式，但能骈散相间，句子长短参差，错落有致，因而工整而无萎弱之弊。

其《洛神赋》是黄初三年（222）曹植过洛水时想起洛水之神宓妃的传说，有感而作。全篇笔触细腻，文辞艳丽，惟妙惟肖地刻画了神女美好、灵动而又虚无缥缈的形象，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人神相遇而不能交接的无尽愁怨和可望而不可即的怅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