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是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市场信心，遏制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主要发达经济体应该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实施有利于本国和嫌码世界经济金融稳定和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稳定自身和国际金融市场，维护投资者利益。同时，各国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扩大经济金融信息交流，深化国际金融监管手者兄合作，为稳定各国和国际金融市场创造必要条件。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形势严峻复杂。保持经济增长是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基础。各国应该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必要的财政、货币手段，积极促进经济增长，避免发生全球性经济衰退。应该共同采取措施稳定国际能源、粮食市场，遏制投机行为，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国际社会尤其应该防止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努力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取得积极进展。
国际社会应该认真总结这场金融危机的教训，在所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坚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向，努力营造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全面性，就是要总体设计，既要完善国际金融体系、货币体系、金融组织，又要完善国际金融规则和程序，既要反映金融监管的普遍规律和原则，又要考虑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特征。均衡性，就是要统筹兼顾，平衡体现各方利益，形成各方更广泛有效参与的决策和管理机制，尤其要体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渐进性，就是要循序渐进，在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分阶段实施，通过持续不断努力最终达到改革目标。实效性，就是要讲求效果，所有改革举措应该有利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有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福祉。
根据以上考虑，我们主张重点实施以下改革举措。一是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国际监管体系，建立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加大全球资本流动监测力度，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和中介组织的监管，增强金融市场及其产品透明度。二是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改革国际金融组织决策层产生机制，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尽快建立覆盖全球特别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早期预警系统，改善国际金融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及时高效的危机应对救助机制，提高国际金融组织切实履行职责能力。三是鼓励区域金融合作，增强流动性互助能力，加强区域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地区资金救助机制作用。四是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共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稳定。
各位同事！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世界各国经济金融关系日益紧密。这场金融危机不仅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冲击，也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受到影响，这种影响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认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结构单一，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弱。国际社会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尤其要关注和尽量减少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造成的损害。
第一，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保持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应该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采取切实措施，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克服困难。特别是在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应该注意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避免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困境。国际金融组织应该通过放宽贷款条件等措施，建立更加便利化的机制，对遭受金融危机冲击严重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及时救助。应该支持新兴市场国家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的努力。
第二，切实保持和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发展方面面临严峻挑战，金融危机使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如何既克服金融危机、又兼顾实现联合国千毕袭年发展目标，这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发达国家应该继续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承诺，推进国际减贫进程。对于最不发达国家，更应该减免其债务，对其出口产品减免关税，扩大技术转让，同时尽最大力量帮助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
第三，切实保持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稳定。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身发展实际情况，采取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善金融体系，提高防范金融危机能力，同时要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保持经济平稳发展。
各位同事！
今年以来，中国接连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影响。中国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加强宏观调控，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本身就是对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中国政府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有效性，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下大气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实现农民增收，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为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为了推动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减轻企业税负等措施，最近又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决定今年中央财政增加投资１０００亿元人民币，用于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预计可带动社会总投资规模４０００亿元人民币。从今年第四季度到２０１０年底，中国仅这些项目的建设就将投资近４万亿元人民币。这些措施的实施，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为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愿继续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参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国际合作，支持国际金融组织根据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增加融资能力，加大对受这场金融危机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我们愿积极参与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贸易融资计划。
各位同事！
在前不久举行的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期间，东亚领导人就加强区域金融经济合作进行了深入讨论，一致认为应该把加强金融合作、防范和抵御金融危机作为加强区域合作的重点，积极推进灵活多样的区域财经合作；充分利用已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积极稳步推进亚洲资本市场发展，推进东亚自由贸易区进程，支持东盟一体化建设，反对和防范贸易保护主义。亚欧领导人也深入讨论了当前国际金融经济形势，同意充分利用亚欧会议等区域合作机制加强金融领域信息沟通、政策交流、监督管理等务实合作，有效监测、防范、应对金融风险，推动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各位同事！
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是关系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福祉的大事。让我们共同努力，通力合作、
中国政府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刺激经济的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有（1）增发国债，增加政府支出。自1998到2002年，中国政府连续几年每年增发了规模在1000亿元以上的长期国债，累计增发规模达6600亿元，直接带动投资在32000亿元以上。（2）放松银根，包括下调利率和准备金率，放宽贷款政策等。
中国目前正处在国民经济的重型化阶段，资本品的生产即重工业的生产大大地快于消费品的生产即轻工业生产。自2000年坦拿以来，中国重工业生产速度持续高于轻工业生产3～5个百分点，重工业在工业中比重由1998年的50.7%，上升到2004年的66.5%。经济的资本密集化程度大大提高。
初步判断，未来几年内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进入较大幅度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1.变化中的三大长期因素
应该看到目前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长期因素正在发生变化：
低成本的劳动力因素。随着国民经济的资本密集化程度的提高，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十分明显。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正在逐步弱化。同时，劳动力市场价格趋于上升。近两年在局部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另外，目前国家积极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如劳动保障制度，也会提升劳动力的实际价格。
制度变迁或体制转轨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在递减。经过了2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市场经济运行的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形成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基础。这是一个自然成长的发育成熟的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今后可能很难再有由于体制性约束的放松，而突然爆发出来的对经济增长刺激的势能。
高储蓄。储蓄倾向高是中国人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其他东亚国家，如日本、新加坡也曾经出现过这种类似现象。中国目前的国民储蓄率高达46%，日本人储蓄率最高的也不到40%。2004年，中国人的平均边际储蓄率高达80%。高储蓄结果支持高投资，高投资带动高增长。应该说，高储蓄目前仍然是支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储蓄倾向的代际变化十分明显。有学者研究日本、台湾都经历由于收入主体的代际变化，而产生的储蓄倾向大幅度地降低。有专家预测，201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老龄社会，老龄人口理性行为是负储蓄或零储蓄。因此，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未来10年内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很可能将从目前的高位急速掉下来。
生产方式变化使经济波动不可避免
前面讲过，目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资本密集化或者说是资本深化的过程。资本密集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好处十分明显，但是，其结果是资本结构更加复杂，由最终投入到最终销售的生产过程更加延长（现代化经济特点就是“用商品生产商品”）。也就是说生产过程更加“迂回”了，即所谓的“迂回生产”，更加间接了，更加跨期了，当前的生产决定于未来的消费。这样就使得经济波动将成为中国经济的一种常态特征，是必不可免的。其原因有：
第一，由于资本结构的复杂化和生产过程的延长化，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异常复杂。实现生产与消费平衡、供给与需求平衡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即使市场信号没有由于人为的干预而失真，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状况会是一种常态特征。这是因为当前的市场信号也不可能完全反映未来的市场供求关系。期货市场只能起到一定的平抑和调节当前供需与未来供需的作用。
第二，企业家的有限理性，也决定了经济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无论企业家有多么精明，也不可让凳搭能预知未来，存在着哈耶克所说的“不可救药的无知”。企业家的失算，特别是“集体失算”，也使经济波动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
第三，目前中国要素市场的价格信号扭曲的现象还比较严重。主要是资金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发育不完善，利率、地价不能真正反映其供求状况，这就更增加了经济波动的可能性。
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待不可避免的经济波动。首先，要承认和适应经粗孝济波动。经济波动与现代市场经济与生俱来。要想搞市场经济就要接受或者说要承受经济波动。其次，要看到经济波动的正面作用。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优胜劣汰”，而“优胜劣汰”作用只能在经济波动中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这就是经济波动自动清除机制。
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是经济波动（Fluctuation）演变成为经济周期（cycle），不能接受繁荣后的萧条，不能接受80年前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在什么条件下，经济波动就会演变成为经济周期？按照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就是，当出现了信用扩张过度的情况，经济波动就会演变成为经济周期。
货币信用扩张因素
当前中国政策界、学术界普遍都接受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现代货币主义的说法，即通货膨胀即信用膨胀，等于普遍的物价上涨，通货紧缩即信用紧缩，等于普遍的物价下降。但是，近年来美国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提出，货币信用扩张与收缩不一定反映在物价水平上，特别是消费品价格上，如CPI、RPI。因为货币信用扩张还可以表现为：
第一，资产价格的上涨。如股市、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80年前的美国经济就是如此。当今的中国也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种情况，目前主要是表现在房地产市场上。
第二，使社会资源更多地流入资本品生产部门（重工业）。因为资金更加廉价了，但是资本品的价格上涨不一定能够传递到最终消费品上，有可能发生消费品价格与资本品价格倒挂的情况。近两年中国的资本品价格上涨很快，2003年平均上涨了2.2%，2004年平均上涨了5.6%，而同期商品零售价格增长幅度很小，2003年还是下降的，2004年只上涨了1.3个百分点。
第三，要考虑“囤积货币”。在货币作为交易手段的情况下，货币与价格的确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但是货币不仅是交易手段。在中国目前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发育不成熟的情况下，货币还是个人财富的存在形式。如果货币流出银行系统，成为人们的手持现金，就不会影响物价，如果囤积的货币存在银行，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还会进一步放大信用扩张程度，货币在银行系统自我循环。
总之，判断目前中国经济是否出现通货膨胀抑或通货紧缩，不能只看CPI，还要看货币量。具体地说是实际货币余额（实际货币余额是扣除了价格因素的货币）。如果实际货币余额增长长时期地超过了实际经济增长，就要十分警惕了，说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信用扩张。
以此标准判断，中国目前是否存在着信用膨胀的情况？长期以来，中国的实际货币余额持续大幅度地超过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超过的幅度在3%～10%之间，M2比GDP超过了1∶1.8。这一比值可能是世界各经济大国中最高的了。如果单从这一指标看，目前中国经济中确实存在着信用膨胀。由于目前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过程尚未完成（如征地实际上就是一种货币化的过程），部分货币存量被这一因素所抵消，但即使如此，实际货币余额存量也是太大了。特别是其中一部分货币存量实际上是用于稀释银行系统的呆坏账。中国的金系统存在着系统风险。
中国经济“患了高增长病”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从1978到2004年27年间，只有3年经济增长速度低于7%，平均增长速度在9%以上。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未来10到20年中国经济是否还能继续保持这样的高增长。日本保持9%的高增长只有19年（1955～1973），在当时已经算奇迹了。以后10年的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最高只有6.1%。美国经济自南北战争后到大萧条前的平均增长速度不到5%。这一阶段美国完成了“超英”转折，取得了世界霸主的地位。
无论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看，还是根据康德拉耶夫长波理论，未来10到20年中国经济还继续保持8%～9%的高增长可能性是不大的。
第二个问题：中国经济能否承受中速增长，也就是说年均增长率在4%-7%之间。如果中国经济不能承受中速增长，只要经济增长速度低于8%，方方面面的问题就暴露出来，矛盾就尖锐化了，政府就不得不再用尽各种办法刺激经济，这样中国经济实际上就是患了“高增长病”。大繁荣后就是大萧条，经济波动就会演化为经济周期。
三、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经过了25年的高速增长，目前已经到了高风险期，控制风险和及时化解风险，应该成为中国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旨。
第一，逐步降低对经济增长速度目标的控制底线，要允许经济增长有一定程度的下滑。第一步将经济增长的“靶向”目标下调到7%，最终下调到5%。要让中国的企业及金融系统逐渐适应中速增长。同时，通过下调经济增长的“靶向”目标，使中国经济系统中各种结构性的矛盾逐步得到释放，避免出现在高经济增长的掩盖下，使各种结构性的矛盾逐步积累，最终演变成为类似于1929年的大萧条。
第二，要特别防范金融系统和资本市场的风险，尽快建立起健康、运行稳定的金融体系。
第三，按中国银行系统的资产比例如20%～30%，保持一定量的外汇储备。国际经验证明，中央银行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在发生金融危机时，能够履行最后贷款人责任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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