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书法艺术的故乡。中国书法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既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又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它是东方艺术中时间最悠久、空间最辽阔(东被日本、朝鲜,南及越南、新加坡,远达西方部分地区)、内涵最丰富、影响最深远的一种艺术,是东方文化瑰宝,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第一节 文字的孳乳与字体的演变 汉字,是中国书法的造型基础,它是以“象形”为本源的符号。关于汉字的起源,我国古代典籍中有不少记载。古代传说神农见嘉禾八穗而作穗书,黄帝见景云而作云书,少昊作鸾凤书,帝尧作黾书。穗、云、凤、黾,这都是象形“远取诸物”的依据。古人用线条勾勒、描绘这些“物”,都有求美之意。汉字本身就带有“天生丽质”和“遒丽天成”(1)的特点。鲁迅先生说得好:“写字就是画画”。(2)中国文字的书写从一开始就具有美的因素,而且也透露了书画同源的道理。何谓书法?简言之,美化文字的艺术就是书法,更确切地说,就是写字的方法——规律和法则。在我国,“书法”一词,已经沿用了1000多年。日本、朝鲜、越南也有书法,是唐代从中国传去的。在日本,则称为“书道”。它与“茶道”、“花道”鼎足而三。如果说,书法原是植根于中国的一朵艺术奇葩,那么,传到东瀛后,经过彼邦人士世世代代耕耘,如今已经绽放出与中国书法相颉颃、相媲美的并蒂莲,实令人赞叹。汉字书法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六千年前。最早的遗迹要算仰韶文化时期山东大汶口和西安半坡村的原始符号。(3)自古以来,汉字形体的发展阶段是按甲骨文、金文(钟鼎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排列的。而字体演变的重要手段,则是美化、简化和草化,终极目的是文字规范化。中国的原始文字不像希腊古代的那种表音符号,而是以象形文字为主。两周国祚长达八百年以上,这是一个金文艺术登峰造极的历史阶段,有名的“大盂鼎”、“毛公鼎”等铭文就是金文艺术的典型,被人们赞誉为东方书法的王冠。埃及的古文字也是象形文字。它的文字产生年代比中国更早,中国象形文字的创造则瞠乎其后。但是数千年来,埃及人墨守成规,缺乏把象形文字美化成书法艺术的催化剂。埃及的美术,特别在雕刻方面尤为显著。埃及人的宗教思想是追求永恒不变的严格保守主义,如为实用而产生“宗教文字”,公元前七世纪左右出现了更为简略的“民用文字”字体。埃及在文字标音化方面也比中国更进一步,但其象形文字并没有随时代而演变,仍然保持着最初的复杂描写性。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简直找不出它的实用价值,到波特莱玛依奥斯王朝和罗马帝国时代竟成为特权阶级所玩弄的一种游戏,终于在公元前二百年左右完全成为废字。其它文明古国的文字,如印度、巴比仑等都没有形成为书法艺术,唯独中国的象形文字是幸运儿!中国文字虽称象形文字,但决不是单纯的形态摹绘。中国文字的形成与殷、周、秦时期的美术息息相关。埃及的象形文字中途夭折。与此相反,中国书法在汉朝以后的发展则蓬蓬勃勃,日益昌盛,出现了楷书、行书、草书等字体,大有方兴未艾之势。众所周知,书法艺术的产生是同文字的产生分不开的。没有文字,书法艺术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当然书法艺术也无从产生。但是有了文字,并不等于有了书法艺术。希腊、埃及、巴比仑、印度等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中国书法艺术的产生有其独特的历史条件、独特的工具和独特的土壤。从文字产生到书法作为一种艺术而独立存在,中间不知经过多少代人的艰苦探索和辛勤耕耘。汉字的构造规律,中国古代有所谓“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的理论。而这一理论是在甲骨文字形成并广泛应用之后,才总结出来的。“六书”中的“象形”有如绘画,来自对对象概括性极大的模拟写实。同时由于象形文字是接近于现实事物的许多笔划和形体结构,因而也就包含有形式美的基本要素。商代甲骨文的发现又为书法的产生提供了历史见证。甲骨文本身已经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和章法。它的形体结构和造字方式为后世汉字的书法发展奠定了原则和基础。甲骨文虽然错综变化,大小不一,但每个字都有均衡、对称、稳定的格局。它的字形构造本身就孕育了美的因素,亦即所谓“天生丽质”或“遒丽天成”,为我国书法奠定了艺术造型的基础。同时还应当指出,由于中国古文字的创造合乎美的形式规律,所以这种文字的书写能够发展为书法艺术,成为一门独立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代表了民族艺术精髓的伟大艺术。中国书法艺术以其净化了的线条美启迪了人们的心灵,培育了人们的审美意趣,“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把人们引导到空灵、飘逸、开阔、深邃的境界中去。商代的甲骨文、钟鼎文开创了中国书法之先河。周代的钟鼎文的制作又大有进步,铭文也较长。除钟鼎文外,尚有石刻。石刻中最可宝贵者当推“石鼓文”,它是从大篆到小篆之间的一种过渡的文字。人们要问:汉字究竟是谁创造的呢?古代典籍,如:《韩非子·五蠹篇》、《吕氏春秋·君守篇》、《淮南子·本经训》都说“仓颉作书”,有不少学者不同意此说。事实上,任何书体都是群众在实际运用中创造出来的,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说得好:“但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圆,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个例子”。意思是说:文字的“孳乳而寝多”,不是仓颉一个人所造。郭沫若等人亦持此说。仓颉专研文字学,有整理之功,当不容抹煞。此后,史籀造大篆,李斯造小篆,程邈作隶书,史游作急就章(章草),王次仲造楷书,情况大抵如此。秦统一文字,所谓“书同文”,不仅指统一篆书为小篆,而且也统一隶书。“书同文”对后世影响很大,结束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状态。周朝文字笔画繁多,称大篆,或称籀(zhòu)文。秦简化大篆创制小篆,又整理隶书。文字的简化和改进,有利于书法艺术的发展和提高。秦小篆、隶书,基本上属于中国书法史上的最初阶段。秦书有八体,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可谓诸体粗备,众彩纷呈,文字逐步趋向完善。从汉字书体的演变来看,秦代是极其重要的一代。汉承秦绪,且加以发展。汉以隶书为主体,加上草书,开始了有汉一代书法艺术的发展。由于文字应用日趋频繁,刻石纪功风气大盛,匾额书写和以书闻名者日众。到了汉代,书法开始作为一种独立艺术而存在。汉代,欣赏书法蔚然成风。宰相萧何为了一个题额而“覃思三月”,刻意求精,一经写成,而“观者如流水”,盛况空前。从实用到审美,这是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大飞跃。有汉一代可谓中国书法艺术的发轫时代。书至汉代,诸体屡变,计有七种:即蝌蚪书、籀文、小篆、秦隶、八分、汉隶、款识。篆隶草行外,楷(真书)书已萌芽。值得提出的是:隶书萌芽于古代,施用于秦朝,定型于两汉之际。文字学家把隶书的定型化过程称之为“隶变”。隶变是中国书法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东汉桓、灵时定型的隶书,成为法度森严的官定标准书体。从秦隶到汉隶是书法发展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变革时期。在书法源流史上,它上承前代篆书的规则,下启魏晋南北朝、隋唐真书的风范。同时还开创了草书一体(先是史游作章草,张芝继之作今草)。人们在书写过程中,为了便捷省事,出现了简省与连笔的趋向。而简省与连笔的隶书,正是章草的起源,同时也为今草提供了借鉴。此外,还有瓦当文,印玺文字。后世治印者皆宗汉印;学书者,多从汉隶起。我们从秦隶到汉隶的转化过程中可以看到书法艺术的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汉隶之兴,在中国书法史上有问鼎之势,与秦小篆先后媲美!东晋时书法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时代。从汉字书法发展看,魏晋是完成汉字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楷书和草书到魏晋已臻成熟。两晋时,真、行、草三体具备,是中国书法史上继汉代“隶变”后又一巨大变革。锺繇、王羲之是卓越的代表,世称“锺王”,为后世所宗法。锺王开辟了中国书法史上的新时代。尤其是王羲之,更是秦汉以来集大成的书家、当之无愧的“书圣”。隋代的楷书已趋定型。上继六朝,下开唐风。书法到了唐朝,不但诸体初备,而且法度谨严。例如,楷书在魏晋时已大体定型,且达到很高的水平,到唐代则十分成熟。初唐四家,世称“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则是代表人物。而颜真卿则是继王羲之之后中国书法史上又一集大成者,他开创了有唐一代刚健雄强的书风。颜之楷书,有特点,有个性,有盛唐气象。而李邕(北海)、张旭、怀素则在行草或大草(即狂草)上有重要突破,使中国书法呈现空前未有的繁荣景象。有唐一代的书法,引起书法理论家的重视,都把它看成中国书法史上重要的分水岭(4)。但见仁见智,“卑”(5)赞不一。应该说,盛唐时中国书法达到了空前的高峰。由唐迄清,字体日趋规范化。到了清朝中晚期,由于甲骨文之出土与篆隶之重放光彩,使中国书法凭添无限生机。篆、隶之“璞”经清人之手雕琢而成玉。一时间,真草隶篆“四体”粲然大备,欧、颜、柳、赵四家各领风骚,共树典范,书法艺术臻于完善。综上所述,中国汉字字体从上古的象形文字,商周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到周之大篆、秦之小篆(亦称秦分)、隶书、汉隶(亦称汉分)、章草、今草迄至晋唐之楷书,中间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亦即由简到繁、繁简交替,由繁到简的三大阶段,基本上完成了它的演变过程。降至近代,汉字字体结构的不断简化更是它的主导趋势。从总的趋势来看,从繁到简,从难写到易写,隶书比篆书易写,楷书比隶书易写,行书又比楷书易写,这是由于实际生活的需要,又是时代前进、书法艺术发展的需要。书法艺术具有一种抽象美。抽象美得于自然界的运动、节奏以及虚实之间的变幻规律的启示。在从象形文字发展到抽象文字漫长的过程中,无论哪个时期的书法,也无论是哪一种形体的书法都充分显示了抽象的表现手法所具有的特殊艺术感染力。随着时代的递嬗、社会的进步、生产的发展,汉字书体相应地日趋简化,但书法艺术的表现手段却日趋繁复,内涵日趋丰富,对美的要求更高、更富于魅力,这就是历史的辩证发展。在汉字字体演变和书法艺术发展的漫长过程中,总结前人已经做了的和今人正在做的无非是两件事,即追求“二化”——简化和美化。这两种追求都没有止境。“精益求精”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继续追求、探索,希望字体简而又简,书法美而又美。人们在书法的运用中既有实用要求,又有审美要求。两者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促进。实用要求书写便捷——简化,审美要求书艺提高——美化。两种要求交替发挥作用是推动书法艺术发展的根本原因。群众性的实用和审美要求与书家的艰苦探索相结合,有力地推动了书法艺术的不断发展。大篆之变为小篆,篆书之变为隶书,隶书之变为楷书,以及行草书法之出现等,诸如此类的重大变化,无一不是因为群众要求书写简便、便于实用,兼及美观的缘故。书法艺术发展的契机肇端于此。
艺术来源于实践,汉字首先是一种实用的工具,然后才演变为艺术,人们总是希望使用的东西趋于美化,这似乎是人的天性。汉字特殊的形态,适合艺术的发挥。历史上一些特殊时期,比如魏晋,一群文人对书法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对写字从实用到艺术产生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