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对中国早期交通影响

　　骆驼队
　　"安步当车"在现代人眼中是一种健身消闲方式，而对古人来说，却只能是长途跋涉时的自我安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北京城里，公共交通的概念还鲜为人知，以人力和畜力牵引的古老交通工具在城市生活中长期担当主角。
　　清朝统治者是马上得天下的骑射民族，把骑马当作满人的本色，《大清律例》规定，在满人居住的内城不许随便设立赁轿行，严格禁止满人乘轿。轿子的差别还处处体现着权贵与庶民的差别。皇帝乘坐的轿子有黄盖、黄帷子，皇帝大驾出行前要"黄土垫道，净水泼街"，銮驾仪仗前呼后拥，鸣锣开道，沿途商户停止营业，一律回避。连路边上、胡同口都要拉上蓝布围屏，禁止百姓观看。而庶民无论多么有钱，也只能坐四人抬或二人抬的普通轿子。除非是婚礼中的新人或丧礼中的死者，才可以适度提高等级规格。
　　骡车
　　以骡子牵引的"轿子车"是老北京城里的交通利器，它虽不如人力轿子排场，但速度却快得多。庚子战争期间，慈禧太后就是乘坐骡轿逃出京城，一路跌跌撞撞地奔向西安。京城轿车中，少量是用于公共交通的"趟子车"，而权贵和有钱人则流行自备轿子车，类似现在的私家轿车。富家公子哥儿们在轿车、健骡、车夫的装备上投入大量的精力与金钱。
　　在货物运输方面，独轮车、排子车和骡子用作短途运输。为适应长途跋涉中的磨损，马车的木轮外缘都要包上一层铁瓦。骆驼能负重、耐跋涉、性温顺，北京人用以长途运输或骑乘。自元代开始，骆驼队络绎不绝，把黑色的煤炭和白色的石灰从西山矿区运进城里，悠悠驼铃与北京相伴数百年，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
　　当年的帝都城内，只有少数干道是石板铺设的官道，最体面的道路则是供皇帝出行专用的御道。而其他道路则是未加铺设的土路，"雨天像墨盒，晴天似香炉"，"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竟然成为堂堂帝都的奇特景观。路面分配也与今日不同，行人与载人的车辆走中间的石板官道，而载货的重车则走两边的土路，时间久了，大路两边被轧出深深的车道沟。1900年以后，清王朝实行新政，成立了"工巡局"，着手对北京的道路进行改建。当时有一首《竹枝词》记载："大街拥挤记当年，高在中间低两边，一自维新修马路，眼前王道始平平。"
　　铁路
　　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都是以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洋务运动的悲剧在于领导这场运动的人封建传统思想依然如故。
　　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使国人认识到封建制度的腐败，仅仅使部分有识之士承认了洋人的"船坚炮利"。于是，这些有识之士就在探求"师夷之长"强国强兵。中国的近代工业化正是从武器的近代化开始的。
　　在同治中兴，即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的十几年中，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始引进国外军备生产技术。1855年，曾国藩在江西设立了小型兵工厂，1861年，又在安徽安庆设立了一个兵工厂和船坞。1865年，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江南制造局。这个工厂生产了一些小型的装甲快艇、步枪、火炮、子弹之类。这些早期工厂尽管对增强国力作用十分有限，但却作为洋务运动之始，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
　　洋务运动开始的这个时期大约正是日本发生巨变的明治维新时代。这就是说，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并不比日本晚。但为什么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结果却完全不同呢？到20世纪初期，日本这个"蕞尔小国"已成为一个工业和军事强国，而号称地大物博的中华帝国仍然积贫积弱，只有挨打被侵略的份儿。这其间的差别当然是制度上的。明治维新是一场和平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君主立宪的本质是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洋务运动只是封建制度下的经济振兴。政治制度不变就不会有经济起飞。
　　制度由人创建，也可以由人改变。决定人的行为的是思想。所以，中日两国经济的差异在于制度，而制度的差异又在于思想意识。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有一些思想解放运动。尽管"脱亚入欧"这种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今天一些人看来仍属于"过激"。但没有思想上的"矫枉过正"就不足以改变一个民族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中国当时并没有发生这样一场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
　　中国传统文化中固然有许多优秀的东西，但作为封建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本质是保守与封闭的。这种几千年的传统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就成为了中国现代化最强大的阻力。列宁说过，传统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在中国，这种传统可怕到足以阻挡一切历史前进的脚步，哪怕是根本不触及政治制度的微小经济进步。洋务运动所遇到的正是这种强大而可怕的传统。
　　一个保守的民族几乎会抵制所有不同于传统的新东西。铁路在中国的遭遇正说明了这一点。早在同治元年，就有怡和、旗昌等27家英美洋行向李鸿章建议兴建苏州至上海的铁路，被拒。次年，又有英国工程师斯蒂文生向清政府建议兴修汉口至上海、汉口至广东、汉口至四川、上海至福州、镇江至北京、广东至云南六条干线铁路，亦被拒。同治四年，美商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一里多长的铁路，以作为样品引起国人关注，但不几天就被步军统领衙门拆掉。光绪六年，怡和洋行修建了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引起官员一致反对，终于借口压死一个士兵，以28万两白银买下拆毁，投入海中。光绪七年才建成从唐山到胥各庄全长22里，用于捡煤的铁路，但不许用火车头，而用驴子和马拖着车厢在铁路上走。这在世界铁路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荒唐之举。
　　铁路是现代工业的结果，也是工业化的前提。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证明了铁路在工业化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国人尚在抵制铁路时，铁路已经横行欧美了。光绪六年，曾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上了一道《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但遭到了内阁学士张家骧、通政司参议刘锡鸿（此人还当过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副使）等保守派的坚决反对，其理无非是说破坏风水、龙脉，招致洋人觊觎等。反对的真正原因是怕破坏中华固有的传统。传统思想那种遇新则反的态度成为中国工业化中最大的障碍。主张建铁路的人也不是从思想根源上批判保守派，而是寻找权力集团中的支持者。李鸿章支持建铁路就靠海军衙门督办大臣醇亲王的撑腰。尽管以后铁路修成了，但保守思想并没有得到触动。正因为这样，早期工业化的每一个微小进步都是通过权术斗争斗出来的。
　　洋务运动的推动者没有也不想去触动传统思想。其实何止他们不去触动封建思想，连他们本人也是传统思想的信徒。那时保守派与洋务派的分歧不在根本的思想认识上，而在于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与做法上。例如，对于铁路的不同态度。当然，与保守派相比，洋务派还算进步的。他们毕竟睁开了半只眼睛，主张"师夷之长"。尽管这种"长"完全是技术性的。但是，洋务派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封建传统文化。这才是洋务运动失败，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极为缓慢的根本原因。
　　洋务派的思想特征体现在张之洞着名的"中体西用"论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要在维持封建专制体制和传统思想的前提下实现"师夷之长"。有学者认为，这种主张是张之洞的一种手法，目的是要学西方，但公开这样说会遭到反对，只有用迂回的方式来实现。不过，我不这样认为。张之洞深受传统文化浸泡，又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重臣。他的思想和地位决定了他对清王朝和封建传统的态度。他与保守派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维护封建制度，而在于如何维护上。保守派以为一味排外，见洋必反是对封建制度最好的维护，而洋务派懂得要以技术上的变来求得制度上的不变。用"西学"是为了图"中体"。
　　西学的"体"与"用"，即制度与技术，完全是统一的。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正是既变"体"又变"用"。洋务运动的失败正在于只想"用"而不变"体"。用封建制度那一套去推动工业化，钱花了不少，工业也建立了一些，但直至清王朝灭亡，中国的工业化仍然没有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都是以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思想解放是对封建主流意识的彻底否定。我们不能要全民都得到思想解放，也不能阻止那些顽固的保守派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但推动工业化的领军人物必须解放思想。洋务运动的悲剧就在于领导这场运动的人封建传统思想依然如故。
　　大约在鸦片战争时期，有关铁路的信息和知识开始传入中国。
　　中国的有识之士，将修建第一条铁路的地理位置，锁定在与天津近在咫尺的唐山地区。
　　当时，处于蒸汽机时代的天津近代工业发展迅速，需要大量优质煤炭做燃料。而唐山的煤炭储藏量恰恰十分丰富，可是由于解决不了运输问题，天津只好通过海运从日本进口煤炭。
　　为了使天津得到质优价廉的煤炭，清代光绪六年，也就是1880年，开平矿务局开始动工修筑从开平煤矿到胥各庄的铁路。
　　1881年，中国最早的货运铁路唐胥铁路建成竣工。铁路采用1.435毫米的轨距和每米15公斤的钢轨，尽管全长仅有9.7公里，但它却是中国自办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
　　通过唐胥铁路，开平的优质煤炭被运到丰润县的胥各庄，然后再通过从胥各庄到天津芦台的运河，将煤炭装船运送到天津。9.7公里的铁路，加上30公里的水路，天津人用水陆联运的方法初步解决了煤炭运输问题。
　　中法战争后，清朝政府开始认识到铁路对于国防的重要性，于是在清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决定将唐胥铁路扩展到天津。
　　1888年，我国铁路奠基人詹天佑从美国留学归来，他到天津铁路公司任工程师，专门负责唐山到天津铁路的施工筑路工作。詹天佑从天津搬到工地居住，与工人同甘共苦，只用了八十天的时间，唐津铁路就竣工通车了。
　　唐津铁路是中国第一条自办运营铁路，天津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使用国际标准轨距铁路的大城市。
　　唐津铁路通车之后，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渝铁路，也于光绪二十一年，即1895年建成通车。
　　两年以后，天津至北京芦沟桥的津芦铁路建成通车，这是由天津为起点的我国最早的一条复线铁路。
　　一百多年来，这段铁路维系着京津两大城市，联络着京山、津浦两大铁路干线，成为名副其实的铁路大动脉。
　　1910年，从天津至浦口的津浦铁路开始修建。
　　1911年，大清朝的年号由光绪改为宣统的第三年，津浦路和北京到沈阳的京奉路在天津接轨。
　　自19世纪80年代起，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铁路开始将北京和国内其他城市联结起来。车站设在外城南面的马家堡。1900年庚子战争期间，八国联军将铁路穿破古都城墙，把车站修到了代表都门的正阳门下。民国初年，正阳门东、西车站成了京奉铁路和京汉铁路的终点站。
　　自行车
　　自行车发明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今天，自行车作为交通代步、锻炼身体、越野旅游、运动比赛以及少量货物运送工具，已遍及到世界的每个角落。那么，我们是否知道自行车的发展历史呢？
　　快车--最早的自行车
　　在1791年夏季的一天，路易十六王宫的大草坪上聚集了许多男士和女士。突然，传来一阵"得得"声，并伴着很响的"轧轧"声，瞬间，人们看到一位名叫孔特 ·德·希拉克的男士狂奔着从槌球场中间穿过。不过，希拉克不是像普通人那样地奔跑，而是坐在一只奇怪的装着轮子的"木马"上，两只脚以奔跑的动作蹬踏着地面。当希拉克到达草坪的尽头时，他转过"木马"又跑了回来。人们为希拉克的"滚动木马"所轰动和吸引，称之为"快行脚"，真正的自行车历史从此真实地开始。
　　脚蹬--双脚开始离开地面
　　1863年的一天，法国人皮埃尔·米乔克斯骑着一辆早期二轮脚踏车出了家门，在巴黎圣马丁大街上的人全都凝视着他。为什么？原来，米乔克斯的双脚始终没接触过地面！米乔克斯是实现不用双脚蹬踏地面骑自行车的第一人。这时许多型号的自行车重达100磅。
　　无橡皮轮胎--一年卖出400辆
　　1865年，米乔克斯经营的马车店一年中销售出了400辆经他改进的装脚蹬的无橡皮轮胎自行车。但这时的自行车还是被人称为"颠散骨头的车子"，减震功能还差得多。
　　大小轮--终于把重量减下来
　　1869年，在法国举行的第一届自行车展上，出现了前轮大、后轮小的自行车。1871年，英格兰考文垂市的詹姆士·斯塔雷造出了第一辆名为"Ariel" 的大小轮自行车。这种车子特别轻，斯塔雷也被人们称之为"自行车工业之父"。大小轮自行车是第一种在世界主要工业国流行的自行车。
　　安全型--在妇女中流行
　　1879年，英国的H．J．劳森研制出了30磅重、二轮的链条驱动自行车。车轮小、重量轻，骑车者坐在前轮之后，即使急刹车骑车者也不会翻过车把。这种自行车受到妇女们的欢迎，凡按这种设计思想制造的自行车称为"安全型自行车"。
　　三轮车--为了更安全
　　两只后轮较大，链条带动后轮，有良好的平衡作用，而且利于推动整个车子前进。1890年法国标致公司制造的三轮车能运载110磅的货物，这使其具有了特殊的商业价值。
　　充气轮胎--安全型自行车第一项重要改进
　　在1885年，由苏格兰的约翰·博伊德·邓禄普研制成功充气轮胎自行车。
　　变速装置--轻量赛车发展的关键
　　1888年制造的"Deux Vicesses"自行车是早期的二速自行车之一。目前，由最初的二速已发展到了18速的变速装置。
　　随着轻型人力车的流行，在若干年后，时髦的当代赛车可能被看得如同安全型自行车一样老式，如同早期的大小轮自行车那样奇形怪状。
　　关于自行车的发明说法较多。
　　①我国是世界上发明自行车最早的国家。自行车的始祖是我国公元前五百多年的独轮车。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黄履庄曾发明过自行车。《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载："黄履庄所制双轮小车一辆，长三尺余，可坐一人，不须推挽，能自行。行时，以手挽轴旁曲拐，则复行如初，随住随挽日足行八十里。"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自行车。
　　②自行车为西欧人所发明。公元1790年，法国人西夫拉克研制成木制自行车，无车把、脚蹬、链条。车的外形像一匹木马的脚下钉着两个车轮，两个轮子固定在一条线上。由于这辆自行车没有驱动装置和转向装置，座垫低，西夫拉克自己骑在车上，两脚着地，向后用力蹬，使车子沿直线前进。1817年，德国的冯·德莱斯男爵发明了一种能自由活动的车把，使他的自行车转变比较方便。1818年，德莱斯在英国申请了专利。1839年，英国一位工人K·麦克米伦首创了用曲轴机构驱动后轮的脚踏自行车，可使人在骑自行车时双足离开地面。1861年的一天，巴黎的马车和婴儿车制造商米肖父子修理德莱斯式自行车，修好后在坡道上试车时，感到这种车放脚很困难，于是对它进行了改进，在车的前轮上安上脚蹬曲轴，从而发明了米肖型自行车，不久这种自行车便开始大量生产。大概在1870年前后，法国的马执又制造了一种前面驱动轮大，后面从动轮小的自行车，这种车的运行效果较好。1890年后，英国的亨伯公司生产出一种用链条传动的、车为菱型的自行车，这种形式的自行车一直沿用至今。
　　③自行车为俄国人发明。1801年9月的一天，俄国农奴阿尔塔莫诺夫骑着自己制造的木制自行车，行驶2500公里，赶到莫斯科向沙皇来历山大一世献礼。阿尔塔莫诺夫制造的自行车与法国人西夫拉克制造的车较相似。亚历山大一世见到阿尔塔莫诺夫制造的自行车，当即下令取消了他的奴隶身份。
　　啊，人和机器都那么出众！"一个土耳其的高级官员看见史蒂文斯从他的自行车"平凡者"上下来的时候称赞说。人类使用车轮（或独轮，或双轮，或三轮，或四轮）的历史大约有五千年之久了，但是在1690年以前，没有任何人把两个轮子连接起来乘坐。一个叫德·西弗拉克的法国人，两脚分开，跨坐在他称之为"塞莱里弗勒"的两轮坐车上，一边放一条腿，使之滚动向前。车轮的滚动颇受限制，因为他还没有创造出一种驾驶这种机械的方法。可驾驶的德雷斯车是卡尔·冯·德雷斯于1817年研制成功的。为一种可骑机械的自行车，是麦克米伦于1839年发明的，后轮通过连接到踏板上的曲柄驱动。有了自行车，人类就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旅行了，而且比步行快得多。然而并不是许多人都对这种想法感兴趣。1861年，一个叫布鲁内尔的法国制帽匠，把他的德雷斯车带到马车匠人米肖那儿去修理。米肖的儿子欧内斯特可能完全不知道麦克米伦的发明，因此提出：如果在前轮上装上一个曲柄--象磨子的柄那样的曲柄--而能够踏着转动的话，一定能够改进这种机械。他就这样偶然地开创了自行车工业。些叫"维洛西皮德"的早期脚踏车，踏板转一圈，轮子就转一周，在发明称为"彭尼法森"的自行车之前，前轮做得越来越大。人们把这种车恰当地称为"高自行车"。它跑得快，就是不稳当：如果想刹车，特别是下坡时刹车，骑车的人就可能被甩到把手前面，骑一天的车就得摔几次。然而人们并没有被吓住。运动俱乐部成立了。1884年，勇敢的托马斯·史蒂文斯骑着，推着，有时甚至是扛着叫"平凡者"的高自行车穿越了美国。前轮变小，从而使自行车更安全的尝试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然而这些尝试都因当时的工艺水平的限制而失败了；可靠的自行车链条是一种重要的发明，没有它是不行的。1885年，斯塔利发明了链条传动的自行车，名为"安全漫游者"，从而结束了高自行车的时代。自行车很快采用了链条传动，然而却没有采用他的结构设计。人们曾试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连接两个轮子，企图把刚性、可控性、机械效率和舒适性结合起来。行车很快就变得相当可靠，而且效率很高。邓洛普又于 1888年重新发明了充气轮胎，使自行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目前的自行车似乎不可能有什么根本性的变革。近年来许多人都想研制出一种更好的自行车，可是他们的努力都毫无结果。
　　现在，自行车像潮水一样，遍及世界各地，进入家家户户。但很少有人知道，发明自行车的是德国的一个看林人，名叫德莱斯（1785-1851）。
　　德莱斯原是一个看林人，每天都要从一片林子走到另一片林子，多年走路的辛苦，激起了他想发明一种交通工具的欲望。他想：如果人能坐在轮子上，那不就走得更快了吗！就这样，德莱斯开始设计和制造自行车。他用两个木轮、一个鞍座、一个安在前轮上起控制作用的车把，制成了一辆轮车。人坐在车上，用双脚蹬地驱动木轮运动。就这样，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问世了。
　　1817年，德莱斯第一次骑自行车旅游，一路上受尽人闪的讥笑，......他决心用事实来回答这种讥笑。一次比赛，他骑车4小时通过的距离，马拉车却用了15个小时。尽管如此，仍然没有一家厂商愿意生产、出售这种自行车。
　　1839年，苏各兰人马克米廉发明了脚蹬，装在自行车前轮上，使自行车技术大大提高了一步。此后几十年中，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自行车，如风帆自行车、水上踏车、冰上自行车、五轮自行车，自行车逐渐成为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以后随着充气轮胎、链条等的出现，自行车的结构越来越完善。
　　德莱斯还发明了绞肉机、打字机等，都能减轻劳动强度。现在铁路工人在铁轨上利用人力推进的小车，也是德莱斯发明的，所以称它为"德莱斯"。

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近代化进程 洋务运动在筹办军事工业的进程中,由于耗资巨大,有亏无盈,日益感到经费不济。近代中国洋务派理论家,第一位驻外国公使郭嵩焘主张办矿务、修铁路、兴电讯等,寓“求强”于“求富”之中,认为“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于是洋务派又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着手筹办民用性厂矿企业,这些企业包括采矿、冶炼、交通运输及纺织业等。这些民用企业的性质“无论是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还是官办或官商合办的形式,都明显的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这些企业采取了机器大生产,引导了大量的机器设备与技术,同时中国也有了自己的近代化工业,生产出了自己的工业产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如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成立六七年来,已收入运费二千万两,将中国航运业的权利收回了约五分之三。所以说“尽管洋务派创办民用企业的原意,并非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且这类企业经营不善,管理腐败,并不是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但是这些企业终究意味着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已出现了新兴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

引进了新的交通工具便利了出行。加强了联系。促进近代化。加剧了中国地区的差异性交通发达地区经济快。解放了思想观念。却方便了帝国主义的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