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我国国债规模的可持续性，需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逐步调整国债数量和品种期限结构，同时量化和控制其它政府债务，才能真正发挥国债政策的宏观经济调节作用。 一、我国国债规模现状 （一）我国国债规模的演变 我国国债规模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一1958年。为了筹集国家建设资金，发展国民经济，我国在这一阶段发行了几亿元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发行规模不大，每年的国债发行额在当年GDP中比重不到1%. 第二阶段：1958—1980年。我国坚持财政平衡的思想，没有发行国债，大多数年份预算保持平衡，即便有赤字，规模也很小，主要靠向中央银行透支解决。 第三阶段：1981年一1993年。为了弥补财政赤字，筹集经济建设资金，我国于1981年恢复国债的发行。但国债发行额较小，这一阶段年平均发行量为198亿元，累计发行量为2106亿元，国债增幅比较平稳。 第四阶段：1994年一1997年。由于国家预算体制改革，不再允许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解决赤字而改为发行国债，加之过于集中的还本付息，国债发行量呈现较大增幅。1994年国债发行量突破1000亿元，1995年以后，每年发行量均比上年增长30%以上，远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和GDP的年均增长速度。 第五阶段：1998年至今。为拉动内需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为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投资，国债发行量陡升，导致1998年国债发行额高达3310.93亿元，比上年增长了33.7%.此后国债年发行量就一直节节攀升。2003年国债发行总量达到6355亿元，创下国债发行总量的新高。 （二）国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5年以来，成效是显著的。1998年一2000年国家财政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3600亿元，共安排国债项目6620个，投资总规模2.4万亿元，到2000年底累计完成投资1.5万多亿元。1998年到2002年国债投资分别拉动经济增长1.5%、2.0%、1.7%、1.8%、1.8%.如果没有国债投资的支持，我国不会在世界经济普遍下滑的情况下还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国债贡献率是从动态上衡量国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一个指标，它以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来表示。为了使数据更精确，可以根据GDP和国债发行额的数据，建立一元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分析。L GDP和L DEBT分别表示对GDP和国债发行额取对数，利用Eviews软件分析得到回归方程为： L GDP=6.22+0.63×L DEBT R2=O.97 t检验值：（24.5）（18.5） 变量统计显著，F统计值为342.8，基本通过检验。GDP与国债发行额之间成正比，且国债发行对GDP的弹性为0.63，可见国债对国民经济增长有很大正面作用。 二、我国国债规模指标分析 决定或影响一个国家国债规模的因素有很多，而且每个国家的经济体制、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各种经济条件和状况都存在很大差异，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其他国家或组织的国债规模指标来衡量我国国债规模。从我国的具体实际来看，我国国债规模的相关指标主要包括：国债发行额、国债余额、国债还本付息额、全国和中央的财政支出、全国和中央的财政收入、GDP、居民储蓄额。下面将衡量我国国债规模的指标分为两方面：应债能力指标和偿债能力指标。为配合下文的分析，表1给出了自1990年来我国国债规模相关因素的统计与衡量国债规模的各项指标值。 （一）应债能力指标 1.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当年GDP）。它反映了全社会宏观资源的利用效率，类似于企业的负债杠杆。从我国负担率走势上看，基本上是小幅慢升，在1998年前平均幅度是52以下，1998年由于国债发行的大幅增加，这一指标上升到10%，此后一直保持了较高的水平，2000年为14.54%，2002年接近20%.但由于我国国债余额增长率基数小，一直大于GDP增长率。而美国1970年代初国债负担率在33%左右，到1990年代末上升到66%，之后有所下降；日本1970年代初国债负担率只有5%，1980年代的10年中迅速上升到67%，1990年代末超过100%；德国1970年代初国债负担率也只有5%，1980年代上升到40%左右，1990年代末上升到60%，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国债负担率处于较低的水平之上。同时，与西方发达国家规定的不超过45%，以及欧洲货币联盟签定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规定60%的比率相比，我国的这一指标显著偏低。从这方面看，承受能力还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 2.国债借债率（国债发行额／当年GDP）。它反映了当年GDP增量对当年国债增量的利用程度。从表1中看出我国该指标走势一直平稳盘升，最高不过2002年的5.79%，与国际公认的50%警戒线相距甚远。如果仅以这个指标为依据来判断，则我国国债发行还有相当的空间。 3.居民应债能力（国债发行额／当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债权债务关系看，政府是净债务主体，居民是净债权主体。因此，国民经济的应债能力最终主要落实到居民的应债能力上。从表1可以看出，尽管近年来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增长很快，国债发行额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率逐步提高，但由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也在快速增长，所以国债发行额占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率仍较低，居民购买国债的应债能力仍有较大潜力。 （二）偿债能力指标 1.国债依存度（国债发行额／当年财政支出）。它表明财政支出靠债务收入的安排程度，该指标越高说明财政对债务依赖性越强，对财政未来发展威胁也越大。国债依存度有两种：一种是国债发行额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即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另一种是国债发行额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即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前者《马约》中规定的标准为20%，而我国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自1994年开始就已连续超过20%，近年来已达到30%.日本政府即使在财政最困难时期，国债依存度的最高年份也只有37.5%. 在我国，由于国债是由中央财政发行、掌握和使用，因此分析中央财政的依存度更具现实意义。由表1，我们可清晰地看到，自1990年来我国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一直在攀升。1996年以后连年超过50%.1998年甚至达到了67.68%.2002年即使有所回落，也依然达到42%.总之，自1990年来我国中央财政的国债依存度一直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25%.显然，我国这一指标显著偏高。 2.国债偿债率（国债还本付息额／当年财政收入）。它表明当年的财政收入中必须拿出多少份额用于国债还本付息，该项指标越高，说明偿债能力越弱。由表1可明显看出我国国债偿债率已远远超过《马约》中规定的10%的警戒线。1994—1998年我国国债偿债率急增，至1998年的最高水平为23.82%，表明国债处于还本付息高峰期，已进入了不断攀升的“发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时期。 我们不能忽略各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差异。以2001年为例，我国2001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6.52左右，而西方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为30%—40%.如果考虑我国的财政集中度，我们在评价国债偿债率时，就不能简单地拿10%警戒线来作为我国的标准。因此，根据我国目前国情，将国债偿债率上限修正为20Z.但即使这样，我国近几年的国债偿债率仍然高于警戒线。 我国近些年由于国债规模的膨胀，加上新发国债期限较短，还本付息的支出负担日益沉重，偿债压力会进一步扩大。此外，我国的国债期限结构不甚合理，国债偿还期过于集中在“九五”后期和“十五”时期，我国今后一段时间还要面临偿债高峰的问题。在我国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困难不能得到根本扭转的背景下，就不得不利用发新债来还旧债，后果是国债规模越来越大，极大地加剧了国债的规模风险。从上述的指标看，我国国债规模从应债能力角度，还具有一定的发债空间；但从偿债能力角度，则具有不容忽视的风险。 三、结束语 以上只是从应债能力与偿债能力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国债的规模。事实上，影响我国国债规模的因素还有很多，并且难以量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综合负债。国家综合负债是指国债规模加上各种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 2.国债期限、品种结构。在国债期限上，我国现在大多是3、5年的中期国债，缺乏1年以内短期和5年以上长期国债，期限单一，平均期限偏短，偿债高峰周期短；在品种结构上，国债品种结构设计不合理，我国20多年来不可流通的凭证式国债占主导地位，满足不了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品种的不足同样制约着国债规模的发行空间扩展。 3.中央银行对国债的需求。就货币政策而言，央行在国债市场上的公开市场业务，是调节货币供给量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中央银行为便于公开市场操作则更关注国债的高流动性，希望多发行短期国债，并要求国债达到一定的规模，不能仅以财政赤字的消除为限。因此，在国债规模控制中，既要考虑财政原则，也要考虑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需要，选择合适的规模和期限结构。 4.国债资金运用的效果。由于我国缺乏对资金使用效益的监管制度，加上地方政府对资金的争夺，项目缺乏可行性研究等，使得国债的利用效率很低，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另外，我国国债还属于筹资型国债，国债资金用于建设性支出的比例还比较低，形成“赤字债务化，债务消费化”的倾向，这势必影响国债的实际规模。
截止2011年5月底，中国在3.0447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持有1.16万亿美元(38%)美国国债。总共有3.0447万亿美元。下表是各国和地区美国国债持有量，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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