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美校园文化
中美校园文化存在“教”与“学”、课余生活、独立与依赖等方面的差异。但相同的是,教育起源于交往合作的需要,学校的使命在于帮助学生们构筑起富于智慧和人格的内在世界。不管是在哪种校园文化影响下,教育者都有发自内心的对教育事业的爱与责任。
2、中美军队文化
在某些方面,中美军队文化有着惊人相似。比如,专业性的军事教育和军校。军校是现役军官的一大来源。美国有西点、美国海军学院和美国空军学院等。此外还有几所高等军事院校和常规大学里设立的后备军官训练团。
扩展资料:
中西之间的科学文化呈现不同的时代亮色
近代科学在西方诞生之初,首要宗旨是倡导理性、自由探究客观世界运行规律,实用的功利性目的非其初衷。但强调探究自然秘密、追求纯粹知识、注重无用之用,始终是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基因,始终是孕育原始创新的源头活水,始终是西方科技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
中国知识分子学习、引进西方科技,不仅志愿献身于追求自然世界的纯粹知识,更是把这种追求与洗刷民族屈辱、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目标紧紧连在一起,把科学作为救国、报国的强大武器和锐利工具,不尚空谈、务求实干。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外媒比较中美军队文化异同 某些方面有惊人相似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中西方科学文化的同与不同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中美:不同的校园文化 相同的爱与责任
中美文化其实差异挺大的,相同处可能都是以人为本,人文气息比较浓厚。
东西方文化比较,特别是中美文化比较,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但是如果在中美文化比较中不能超越表面现象,那么不仅无法触及到中美文化中的本质差别,甚至会把中美文化颠倒错位。
比如在20世纪初,有人说美国到处是高楼大厦,中国到处是低矮平房;美国人富有上进心,而中国人知足常乐。而在今天看来,中国到处是高楼大厦,很多美国人却愿意住平房;中国人互不相让,而美国人却是我赢不了你就加入你。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一开始人们感觉美国人穿着开放,过了几年后看到中国人更敢穿。
在清朝时,就有一段有趣的中西文化比较故事。一位驻外公使夫人对慈禧太后说,因为中国女人缠足,我们都成了全世界的笑料了。慈禧太后马上说,让我看看你的女儿是如何束腰的。当看到公使女儿用铁条紧紧束在腰部时,慈禧太后对西方妇女深感同情。其实故事还没有结束,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满族妇女是不裹小脚的,从这里又可以引出多元文化的论题。
在20世纪初,美国妇女还在束胸。在二战前,中国妇女和美国妇女都不出门工作。以前美国人看到妇女出去工作,感觉丈夫没有尽力养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妇女走上工作岗位。一百年来中国的变化很大,美国的变化很大,两代人之间尚且有代沟,隔开几代后,现代中国文化和过去的中国文化差别很大,现代美国文化和过去的美国文化也差别很大。如果只是在看到一些表面现象后有感而发,那么过几年后就可能会发现自己把中美文化给比较颠倒了。
表面现象容易迷惑人。在推销商品时,有人用表面包装来引诱顾客。在鱼缸中加入含有砒霜的药后,本来半死不活的鱼变得活蹦乱跳;在用明矾和打蜡处理后,烂水果变成甜美的新鲜水果。人们很容易被表面现象迷惑,但表面上的变化显然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
万变不离其宗,中美文化都在发展变化,但中美文化之间还是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要认识到中美文化的本质差异,必须透过表面的文化包装看到深刻的文化本质。
在社会结构中可以看到文化的本质。美国的社会发展也是社会各阶层的几大板块相互碰撞的过程。社会结构有其稳定性的一面。在经过惨烈的南北战争后,美国黑人一度在南部居于优势地位,但是很快南方白人又重新把黑人压下去。在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后,黑人获得全面的民主权利。但现在拉丁族裔已经在人口上超过黑人,黑人的投票率偏低,而在监狱里却有一半的囚犯是黑人,要想改变社会结构实在是太难。从国际社会的结构来讲,过去迅速发展的德国屡次挑战英国的霸主地位都归于失败。而现在国际社会中也没人想取代美国的老大地位,只是想防止美国干预自己的国际地位,也就是说,美国做你的老大,我们做我们的老二和老三。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出发,既可以发现中美文化中的相同之处,也可以解释中美文化中的不同之处。比如说过去人们职业很稳定,有恒产则有恒心,因此家庭也稳定;而现在人们既不知道明天在什么行业工作,也不清楚明天在什么地方工作,家庭的稳定性降低,现在中国在离婚率上接近西方。
现代社会的共同点很多,在全球市场中文化多元性受到挑战,就像在生态环境中大量的生物快速灭绝一样,地方文化的消失速度也很快。同时也像现代社会中宠物品种越来越多一样,人们也在人为地创造文化的多元化。当人们在赞赏西方社会包容同性恋时,翻翻历史书却发现中国古代也曾经流行过同性恋。不管中美文化的共同点如何多,人们对中美文化的差异更感兴趣,人们希望通过研究文化差异向对方学习。
中美文化差异体现在两国社会结构的差异上。比如美国的社会结构有更强的连贯性,黑人在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之后,仍然处于社会底层。中国社会结构的动荡性则较大,满族等少数民族也可以上升为统治阶层,而美国的印第安人却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各阶层重新排位,有人庆幸地说,幸亏自己的祖父吸鸦片破产,否则自己会变成斗争对象。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新的社会阶层涌现出来。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致富的人,是没有正式工作的边缘化人口,激起社会的强烈反弹。现在中国有的阶层在上升,有的阶层在下降,为富不仁的指责很强烈,以权谋私的现象也到处可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美国文化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美国社会更加公正。公正是主观看法,从客观上看是社会更加稳定。在《北京人在纽约》故事中,王启明输光了钱后,心里感觉踏实了。心理稳定就心里平静,不怨天不怨地不怨赌场。
美国社会结构的稳定性表现在人们接受社会现实。就像芝加哥市长戴里所说:你不能抱怨上帝。在美国的保险条文中,也写明你要全面接受上帝的力量所造成的损失。美国人在吃饭前还要对上帝祷告,感谢上帝恩赐食物。而在中国古代名著《窦娥冤》中,窦娥却愤怒地喊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孙悟空在大闹天宫后甚至还想做玉皇大帝。现在又有多少官员把办公楼造得像白宫。中国社会不稳定造成人们心理的不平衡,心理不平衡则容易导致各种腐败现象丛生。
英国有这么多殖民地,但即使是300年的殖民地也仍旧是怎么看都不像英国。美国的殖民地如菲律宾,怎么看也都不像美国。如果学习几百年都没用的话,那么就需要挖掘自身的宝贵文化财富。中国在经过几次社会动荡之后,现在正在走向文化回归。中西文化并不是对立的。在几个华人社会中,新加坡西化的程度更高,同时新加坡在社会结构上也更接近中国传统社会,新加坡在清廉程度上也超过多数的西方国家。完全照搬西方文化是走不远的。日本在努力向西方学习的同时,还保持着古老的天皇崇拜。中国在文化复兴上也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学习西方文化,另一方面要学习传统文化。
最近几年以来,“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一或与此类似的题目一一成为中国考古学、古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论题。开这个风气之先的是1985年在北京出版的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的中文版[1]。随着次年《光明日报》对辽宁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发现的报道与这项发现将中国文明起源时代提早的评论,引起了近五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古史学界对什么是“文明”、中国最早的文明在何处起源以及中国文明到底是一元还是多元等等一系列老问题的争议。在“中国文明起源”这个题目下参加讨论的学者很多,1987年可举安志敏[2]、陈星灿[3]和邹衡[4]为例,1988年可举蔡凤书[5]、李先登[6]和郑光[7]为例。1989年相信在这个题目上的讨论还是接连不断的;《考古》第1期便有童恩正《与安志敏先生商榷》一文[8],安志敏回答的文章已准备近期刊出。
我说这是老问题,因为虽然最近有热烈的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却并不是一个新的题目。在西方思想传人中国以前,中国文明的起源有开天辟地、三皇五帝这一套体系充分说明,是不成为一个学术上的论题的。但是西方学者很早以前便把中国文明起源当做一个值得讨论的题目。近代西方学者最早讨论这个问题的是英国伦敦大学的拉古别里(Terrien de Lacouperrie),他在1885年的一篇文章里主张中国民族的始祖黄帝是从巴比伦迁来的[9]。这类中国民族和它的文明西来说自拉氏之后继续主张者不乏其人[10]。到1920年代安特生在河南和甘肃发现史前时期的彩陶以后,安氏更指出中国史前彩陶与中亚、东欧史前彩陶之间的类似[11],于是中国文明西来说更自考古资料获得支持。但是不久之后,中国考古学者在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产生了中国本土文化史前时代的遗物。这时若再说中国史前时代都是一片空白,连人和文化都是自西方输入的,便很难成立了。所以30年代到40年代的外国学者多采折衷的说法,即中国本土有人长期居住,但远在史前时代就受了西方文明的影响,而产生文化的进展。这种说法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日本的滨田耕作,在他1930年出版的名著《东亚文明の黎明》[12]一书中,介绍了安特生根据彩陶而主张的西来说以后,作了如次的观察:
“那么彩画陶器,或此时的中国文化,何由而发生?换言之,这种陶器或文化,是随从具有这种陶器、文化的人种从西方进来的呢?或者是仅仅其文化技术,受了西方的影响呢?这是当然要发生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发现者安特生氏早就立说,谓这大约是具有和生产彩画陶器的西方各地一样文化的原中国人(Proto— Chinese),当新石器时代从土耳其斯坦方面移动到中国西疆,人了甘肃而终于深入河南及其他各地,留下了那些陶器的。同是瑞典人语言学者高本汉,则谓中国人在产生这种彩画陶器文化以前,早已居住中土,制造了鬲式三代陶器;至于彩陶文化和它的民族,是后来从西方流人的。……我将安特生和高本汉两说比较,反而觉得高本汉说较善。依我的意思,中国人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已经住在中土,及其末期,乃有彩画陶器的文化,随同新人种侵进来。”[13]
滨田氏进一步相信殷墟时代在中国发达极盛的青铜文化,也是由西方输入的。“铜或青铜的使用……至少在旧大陆,是发生于西方亚细亚的一个中心,传播到各地的。……关于铜和青铜的知识,就说是从西方传到中国,也是大可以有的事。”[14]换言之,中国文明史上在当时的考古学上最显要的两个元素,即彩陶与青铜,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而我们可以由此来解释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二位持这类见解的外国学者的例子是美国的毕士博。他在1939年发表的《东亚文明的开始》[15]一文中,叙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与黑陶文化以及文明时代的殷周。但在他检讨了中国文明的各项特质以后,发现它们都是外来的:彩陶、青铜器、大麦、战车、文字、牛、羊、马、鸡、水牛、小米、大米、高粱等等,他说不是来自近东便是来自印度。他的结论:“文明最早出现于近东,在那里若干动物被驯养,若干作物被栽培;也是在那里各种基本的发明被创造,城市生活产生。这些成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好几千年。在东亚我们发现当时情形纯然不同。上述文化特质中有许多在这里也有出,现,但它们都出现得晚得多,并且表现一个比较进步的发展阶段,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它们是在这里独立发生的,而在若干例子中我们可以找到它们自西方起源的确凿证据……因此,后来在东亚建立起来的文明,其起源与基本类型必须归因于从古代近东来的文化传播所致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