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李陵事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李陵事件的具体内容是：

在一年的夏天，汉武帝派出了自己很宠爱的妃子李夫人的哥哥和李广利带领士兵去讨伐匈奴，同时派出了李广的孙子和李陵跟随李广押运粮草。

李陵带领着五千人的步兵队伍，孤军进入到了浚稽山，但是没有想到遇见了当时匈奴的单于，最后单于派出了八万名骑兵围攻李陵。

李陵在经过八个昼夜的激战以后，因为得不到支援结果粮草全部用完，不幸被俘虏，被俘虏以后李陵投降了匈奴的单于，之后汉武帝想要处死的家人，但是司马迁为李玲说情惹怒了汉武帝，于是司马迁被判处了宫刑。

扩展资料：

司马迁受到李陵事件的影响，最终选择了宫刑，他从此成了一个朝堂上的另类，男人中的另类，士大夫当中的另类。

司马迁自己写过一封很有名的书信，而内容当中有提到他对于接受宫刑之后痛苦的心情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字字透露着心酸，行行述说着悲痛，我实在是不忍心再次翻译。司马迁把这次的宫刑当作了一个人生当中最大的耻辱，心神恍惚，不知所往，与命相伴。

从此之后的司马迁，变得一文不值，自己自嘲的说：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啊。司马迁的这句话，是无声的控诉，同时也是是坎坷经历的显照。

司马迁从此被隔离，被驱赶于人类社会的角落，不被人类所承认，从此就是一个特别的同类，特殊的异类。

当司马迁抱着《史记》选择宫刑的时候，作为一个男人的司马迁死掉了，作为一个正常社交的司马迁死掉了，作为一个大汉朝廷小小的史官的司马迁死掉了，而写《史记》的司马迁复活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李陵事件

李陵出征匈奴，战败被俘，司马迁仗义执言却惹祸上身，这就是李陵事件。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武帝想让李陵为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李陵谢绝，并自请步兵五千涉单于庭以寡击众，武帝赞赏李陵的勇气并答应了他。

然而，李陵行至浚稽山时却遭遇匈奴单于之兵，路博德援兵不到，匈奴之兵却越聚越多，粮尽矢绝之后，李陵最终降敌。

武帝愤怒，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唯有司马迁说：“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

然而，随着公孙敖迎李陵未功，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之后，武帝族了李陵家，而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 

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

扩展资料：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

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

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

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

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李陵事件

所谓的“李陵事件”,应当说是一系列相关事件的总和,而其中的主要事件,是李陵率五千步卒奋战绝域全军覆亡的军事事件。

一、李陵军事事件述略

天汉二年,汉武帝决定对当时北方的强敌匈奴用兵,拟让他已故宠妃李夫人的弟弟、贰师将军李广利担任主帅,而让李陵为李广利当后勤。李广利才能平庸,治军无方,用兵作战常常得不偿失,绝非良将之选,而李陵则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虽古之良将不过也”(司马迁《报任少卿书》)[2](Ｐ272)。故而李陵对这种“任人唯亲”的安排深为不满,提出要独当一面,率自己所部远征匈奴,“分单于兵”。汉武帝看出李陵不愿受李广利统辖的真意,批评之后,又刁难说:“吾发军多,毋骑予女。”李陵豪迈地说:“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汉武帝“壮而许之”,并诏令强弩都尉路博德带兵在中途接应李陵。路博德曾任伏波将军,资格较老,不愿做李陵的后应,就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在匈奴战马肥壮的秋季,不宜对匈奴用兵。希望留住李陵,待到来年春天,他再与李陵分路出击匈奴。汉武帝很生气,怀疑是李陵后悔了,自己不想出兵,而让路博德出面上这样一道奏章,想推掉这次作战任务。于是立即给路博德下诏,说自己本打算给李陵一部分骑兵,但李陵说什么要“以少击众”。言下之意,对李陵深表不满。诏令改变了原来的部署,让路博德赶到西河阻击匈奴,而让李陵“于九月内出发,出遮虏障,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即深入敌后执行侦察任务。并严令李陵把他怎么与路博德商量的,与敌情报告一起送上来。就这样,李陵在君主猜疑、同僚离心的情况下出发了,率领他的五千步卒,带着笨重的军需物资,孤军深入,到举国骑马引弓的强敌之国匈奴的腹地,去执行这种本该有可靠的大部队为后援的轻骑兵来执行的侦察任务。

面对着极其危险艰巨的任务,李陵毫不退缩,督率所部长驱奋进,“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司马迁《报任少卿书》)[2](Ｐ271),气概凌厉地向强敌之国挑战,并不失时机地派人把沿途的山川地形和部队的行进情况向汉武帝汇报。在浚稽山,李陵与匈奴最精锐的部队——单于所率领的三万精骑兵遭遇了,他们仗着人数和装备上的绝对优势,将李陵的五千步卒包围住,气势汹汹地直扑过来。面对主客异形、步骑异势的不利态势,李陵临危不惧,严密部署,指挥若定,沉着迎战,“搏战攻之,千弦俱发,应弦而倒。虏走还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急忙“召左右地八万余骑”,再次发动进攻。李陵率部且战且退,日夜苦斗,毫不气馁,又“斩首三千余级”。南行之“大泽葭苇中”,匈奴军队又乘机“从上风纵火”,妄图用火攻来消灭李陵所部。李陵又机警地“令军中纵火以自救”,挫败了敌军的阴谋。双方战至一座山下,单于带兵上山,坐镇指挥,命儿子带领轻骑兵冲击李陵所部。李陵与之“步斗林木间,复杀数千人”。并乘胜“发连弩射单于”,杀得单于落荒而逃。在李陵所部如此英勇顽强、机智巧妙的打击下,匈奴军心动摇,单于怀疑这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而且是在一步步地把他们引向长城,是想诱歼他们,于是打算退兵。众位当户君长心有不甘,认为单于亲自率领十倍以上的骑兵还打不败汉军的几千步兵,以后将无法再派人守卫边界,也将使汉朝更加轻视匈奴。他们提出再与李陵部队在山谷间奋战一场,再过四五十里就是平地,还不能打败李陵,就退兵。于是继续向李陵所部发动进攻。李陵部队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匈奴兵马众多,一天交战达几十次。李陵部队经过顽强奋战,又歼敌二千余人。匈奴觉得不妙,准备退走。恰在这时,李陵部队的侦察人员管敢叛变投敌,泄露了军机,陵军遂陷入绝境。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继续奋不顾身地战斗,所剩三千余人,箭矢皆尽,没有武器,“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刀尺”,继续与强大的敌人作殊死决斗。最后,道路断绝,救兵不至,眼看要被敌军全部歼灭或擒获,李陵又果断地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突围,“脱而至塞者四百余人”,其余尽没。

李陵事件不等同与１楼说的李陵军事事件，李陵事件是这样的：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凤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作为一军的主将,李陵本打算单身擒拿单于,但看到匈奴军队戒备森严,无从下手,只好回来。后来又准备以死报国,被部下劝阻,部下劝他权且投降,再寻机回去,就像浞野侯赵破奴那样,还会受到当今皇帝的优待。李陵没有答应。在突围中,李陵的战友、功臣韩千秋之子校尉韩延年战死,李陵痛感“无面目报陛下!”于是抱着“庶几乎曹柯之盟”的目的投降匈奴。后来,由于汉武帝听信谎言,诛杀了李陵的老母和全家,李陵抱着无涯之憾长没匈奴,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祖国。
即使在今天，我们在重读这场两千年前的败仗时，仍然会感到热血沸腾。我们感到的不是耻辱，而是悲壮，以及为自己有这样英勇无畏、虽败犹荣的祖先而自豪。在我们看来，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役，足以和斯巴达人的“温泉关战役”媲美，而那些浴血奋战的将士不是罪人，而是英雄。
为什么当时的观点如此不同呢？为什么领导了这样一场战斗的指挥官竟受到“灭族”惩罚？难道那时的人没有基本的良知，和基本的判断力？

　　 是否这场战争的记载本身就不真实呢？以上记载，引自《汉书》，但材料很可能来自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太史公对这场战争的描述，与后来的《汉书》很相似）。我们知道，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受到“宫刑”之辱，他的记载是否不可靠？王夫之就是这种观点，并因此对司马迁大加斥责：李陵战败，他出于私人交情，强词开脱；受到处罚后，还是不肯改悔，在书里颠倒黑白，为叛徒评功摆好。

　　 王夫之经历了亡国之痛，对外族和投降外族者十分痛恨可以理解，也许在他看来，李陵和大汉奸吴三桂是一路货色。可是他的指责根本站不住脚。司马迁早已说明：他和李陵并无交情，只是对此人印象较好，不相信他会背叛而已。况且，司马迁因此获罪，汉武帝又在位，他断不敢虚构战斗情况，为李开脱。李陵的军队虽覆没，但突围回归的余部，尚有四百余人，而且分路突围，绝无“串供”可能，如果司马迁对战争的记述与这些亲历者的交代不一致，肯定会大祸临头。

　　 真正的原因是汉武帝的虚荣受到了打击。他本指望大舅子李广利立下大功，为他长脸；李广利兵败后又指望李陵胜利给他遮羞；李陵被围，他又期望李陵战死保住最后的体面。于是一听到李陵投降的消息，就大发雷霆，责问先期报捷的陈步乐，陈步乐有口难辩，只好自杀。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既然皇帝认为李陵应该自杀，谄媚的大臣们也一致认为李陵应该自杀。只有司马迁说的恰恰是刘彻所不愿意听的话——他因此大难临头：

　　 “李陵对士兵非常爱护，平时常以杀敌报国为最大志愿。如今不幸战败，而一些没有冒一点危险的大人先生，却在一旁议论纷纷，挑剔他的过错，使人痛心。李陵以区区五千步兵，深入沙漠与八万骑兵对抗，转斗数百里，箭尽力竭，但仍冒白刃反攻，部下毫无离心，自古名将，不过如此。他身虽被俘，却曾力挫强敌，也足以名垂天下。而且我更相信，李陵忍辱投降，绝非出自本心，他一定另有计谋，报效祖国。”

　　 刘彻大为光火，就把司马迁囚入诏狱。法官会审的结果，确定司马迁犯了包庇叛徒的伪证之罪，判处死刑。司马迁的家人为他好不容易借贷到一笔赎金，才减为次一等的腐刑——将生殖器割除。

　　 腐刑固然痛苦，但羞辱尤甚，司马迁几次都要自杀，但他终于在残忍的命运下活下去，为的是要完成他的《史记》巨著——这一五十多万字的巨著，不但成为中国史籍的珍宝，而且他所开创的记传体裁从此被后代史家奉为圭臬。

　　 这里有一个问题：李陵为什么不象韩延年那样战死或自杀呢？

　　 在突围前夕，还有军吏劝他：“将军威震匈奴，失败是天命不遂，即使被俘也可以设法逃归。就像浞野侯赵破奴也曾为虏所得，后来逃脱，得到天子礼遇，何况将军呢！”而当时李陵的回答十分决绝：“您不要说了！如果我不死，就算不上真正的壮士。”何其悲壮！他为什么言行不一？而他投降之前，说“无面目报陛下！”又是什么意思呢？

　　 后来，李陵《答苏武书》中说：“我当时所以不死，只是打算效法前辈英雄，有所作为。可是，大志未成，全族被刘彻屠戮，老母都不能幸免。仰天捶胸，眼泪流尽，继之泣血。”

　　 《答苏武书》被怀疑为后人伪托，姑且不论。但在正史中，李陵确有“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的表白，如果他的表白是真实的，李陵的遭遇，就是一个忍辱负重者遭到误解的悲剧。

　　 那么，我们能否相信他的表白（或相信史书的记载）？

　　 在被俘的一刹那，他的想法，我们已经无法确知。其实，退一万步说，即使李陵就是一时怯懦贪生又怎么样？

　　 当然，这会影响我们对他的评价，他可能不会作为英雄（所谓英雄，就是战胜了人性弱点、作出超乎常人的选择的人）而受到后人的景仰。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他没有对不起汉武帝——他已经为国家、为君主竭尽全力了。也没有对不起那些英勇死难的将士——他是在形势已不可为的情况下解散军队后被俘的，此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指挥官，而只是与别人平等的人。换言之，李陵被俘，无论有无受到“误解”，都不应受到如此严酷的惩罚。

　　 那个时代，军人的命运十分悲惨。胜利固然可以封侯拜相，风光一时，可一旦战败就会成为阶下囚，甚至遭受灭门之祸。周亚夫、李广、赵破奴，甚至那个因身为“皇亲国戚”而倍受宠幸的李广利，都是功勋卓著的名将，可曾经的辉煌，却没能保住自己的头颅。

　　 即使在以“仁爱”著称的文帝时代，冯唐就曾进言：“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军人“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真是赏可不行，罚则必用。到了武帝时，这种状况更是变本加厉。汉《军法》规定：“畏懦当斩”，“逼桡当斩”，“失期当斩”，“失道当斩”，生俘也在死罪之列。李广就曾因生俘逃归，坐法当斩，赎为庶人，打发回家。后经启用，亦不得志。最后因“失道”错过会师时间（很难理解平生七十余战的老将李广会犯“不带向导”这种低级错误，所以有人怀疑这是卫青做的手脚），不堪再受刀笔吏之辱，引刀自刭。李陵即使突围生还，等待他的恐怕也不会是慰问和鲜花。由此看来，他的“降”（不管是否有“戴罪立功”的打算）里面有太多的无奈和苦衷。
李陵被俘后，汉武帝也有过片刻的清醒，但他采取的补救措施却异想天开：派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接应李陵逃归——显然，在双方互不通气的情况下，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公孙敖当然无功而返，为了逃避惩罚，昧着良心泼污水：“据俘虏交代：李陵已经叛国投敌，教单于兵法以备汉军，所以臣无所得。”

　　 面对几近疯狂的汉武帝，公孙敖文过饰非的谎言自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可是这并不能让人原谅他对李陵造成的伤害——汉武帝大怒，将李陵全家诛杀。

　　 身败名裂（史载“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全家被屠。现在李陵只有死心塌地做叛徒了。

　　 历史学者李零在《汉奸发生学》中说：李陵由降而叛亦属“逼叛”。如果只从“叛”宇着眼，你只能说李陵是“汉奸”。困为他毕竟娶了匈奴公主作了匈奴王，毕竟死在胡地没回来。但是如果能体谅他的“叛”出于“逼”，你还不如说他背后的那只手，即由用人唯亲的汉武帝，指挥无能的李广利，老奸巨猾的路博德，善为谣言的公孙敖，以及墙倒众人推的满朝大臣，他们汇成的那股力，才是真正的“汉奸”。

　　 后来，汉遣使匈奴，李陵质问使者：“我作为汉将，率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因为孤立无援而失败，有什么对不起汉朝的大罪，而至于诛杀我全家？”使者回答：“我朝有情报说，李少卿教匈奴战术，与我为敌。”李陵悲愤不已：“那个人是李绪，不是我。”（李绪原为汉朝的塞外都尉，也是因兵败投降匈奴，很受单于宠信。）李陵痛其家因李绪而诛，使人将李绪刺杀，为此几乎引来杀身之祸。

　　 在中原农耕民族的口里，匈奴的名声一直不好，这些野蛮人是残暴、无耻和无知的代名词。可是从历史记载看，至少在某些方面，这些蛮夷倒比汉人更宽容和人道。李陵让匈奴人损伤甚大，投降后又长期“消极”，还与汉朝人（如苏武）“勾勾搭搭”，这一次又杀了李绪，但单于不但没有怪罪，反而一力保护，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他，立李陵为右校王。甚至对待宁死不屈的张骞、苏武，单于也都放条生路，还给娶妻生子，相比汉武帝对军人的残酷，谁更野蛮呢？

　　李陵与苏武的一段故事，也很耐人寻味。

　　 当初，苏武与李陵俱为侍中，既是同事，又是朋友——两人都是将门之子，都有立功报国的雄心，自然很谈得来。苏武出使匈奴，因副使张胜的贪功妄动（此人身为外交官，竟阴谋劫持单于之母）而被匈奴扣留——这次外交破裂，正是令李陵身败名裂的汉匈之战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