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论》原文:
苏轼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其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不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俊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役人以自养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别,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不察也。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亦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其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过赵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岂惩秦之祸,以谓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其秦汉之所及也哉?
《六国论》译文:
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各国的诸侯卿相,都为自己打算,争着收养人才。那些谋士、说客和谈天说地的、修饰文词的,辩论「坚白同异」的等等,往下到击剑行刺的、力能扛鼎的、会学鸡鸣狗盗的等等,没有不以宾客的礼节去款待他们的。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珍贵的食品,被招待在官府里的人,不能数得清有多少。越王勾践有「君子军」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等,都有宾客三千人;田文并且还在薛地招聚了侠客和犯罪的人有六万家;齐国稷下地方聚谈的学者也有千人之多;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等,也都招致了宾客无数。以后到了秦汉更替的时候,张耳陈余的部下,号称人才很盛,宾客和供他们役使的人等,都是天下的俊杰;田横也有五百士人。这是些见于传记的,估计不见传记的养士应当是官员的一倍,农夫的一半。这些都是役使他人来奉养自己的人,人民怎能吃得消,国家又怎能受得了呢?
苏子(苏轼)说:这是古先帝王不能避免的事。国家有坏人,像鸟兽中有猛鸷,昆虫中有毒螫一样。把他们分别加于处理安置,使他们都能各安本位,这些人便都有用了;把他们尽数铲除掉,是没有这种道理的。我曾就世代的兴废考察过,知道六国的所以久存,和秦朝的所以速亡,原因都在这里,不可不注意。
要知道有知、有勇、有辩才、有气力的这种人,都是人民中的优秀份子,大多不能自己穿坏的吃坏的而去奉养人的,都是要役使他人来奉养自己的一些人。所以从前的帝王把天下的富贵分出一部分来,和这四种人共同享有。这种人不失业,人民便安定了。四种人虽然性质不同,可是从前的帝王却根据习俗来制定法律制度,使他们都从同一途径中出身。三代以上是从学校中出身,战国到秦代是从宾客中出身,汉以后是由郡县的选拔中出身,魏晋以来是由「九品中正」的铨授中出身,隋唐以至现在,是由科举考试中出身:虽不完全这样,但就大多数而言是这样的。
六国的君主,虐待他的百姓,并不亚于秦始皇与二世,然而当时百姓并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叛。这是因为所有老百姓中优秀杰出的人才,多数都被当作宾客奉养起来,没有失其职分。至于那些努力耕作奉养官府的,都是一些愚蠢而没有什么作为的人,虽然想反叛,但是没有人去领导他们,是六国所以能够有一时的安定而不立即灭亡的原因。
秦始皇当初想驱逐宾客,因为采用了李斯的建议才没有实行。并吞天下以后,就以为宾客已无用处,于是便信任法律而不信任人才;说人民可以靠法律来统治,说官吏不必有才,只要能够遵守我的法律便够了。所以才毁坏了名城,杀戮了豪杰。人民中的优秀而有特殊才干的份子,把他们遣散还乡。这样一来,从前就食于四公子和吕不韦的那些人,都回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他们能带着瘦长的脖子,黄黄的面孔,忍饥挨饿,老死在贫苦生活中呢?还是停止耕作,叹息着等待时机呢?所以,秦代的变乱,虽然是在秦二世的时候所造成的,然而,假使秦始皇当初知道这四种人的可怕,设法安置他们使他们不失业,秦代的灭亡还不至于像这样的快。把百万只虎狼放到山林里去,却让它们饿着渴着,不知道它们将来要吃人。世上以为秦始皇聪明,我是不信的。
楚汉战争的灾祸,老百姓几乎完了,所谓豪杰也应该没有多少了。然而代相陈豨经过代国时,侍从车辆,仍然成千,都满载着宾客,萧何与曹参这两位相国先后当政,没有加以禁止。到了汉文帝、景帝、武帝的时代,法令已经非常严密,可是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那些人,都还争着招致宾客。这难道是由于秦代祸乱的教训,以为单靠名位官职不能完全羁縻天下的人才,所以稍稍放宽一点,使他们有的能够从宾客中出头吗?
像那古代先王的政治就不是这样,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学习了礼乐就能爱人,小人学习了礼乐就容易指使。”哎,这是秦朝和汉朝能够做得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