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有那些?

所谓“三大盛世”，是指中国历史上社会环境较为安定，人民生活相对富足，最为后人称道的三个时期，即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清代的康乾盛世。“三大盛世”的出现，总的看属于历史的偶然。这种偶然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统治者吸取“官逼民反”的教训而产生的民本思想。他们重视人民群众在国家统治和治理中的地位，妥善处理君民关系和官民关系，不拘一格重用人才。可以说，民本思想的兴起和实践是三大盛世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当代中国“以人为本”思想的源头。文景时期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宽慈待民的众多社会政策上。为了提高民众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汉文帝下令免除田租赋税的一半，由汉初的“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后来还免除农民的土地租税。文帝在减免税收的同时，还采取一定政策改善社会底层人民生活。《资治通鉴》记载，文帝在即位当年就给鳏、寡、孤独及穷困之人提供资助，对于80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都赏赐米、肉和酒。贞观之治是指唐太宗在位的23年盛世。唐太宗继位时，自然灾害不断，社会经济凋敝，人口大量流亡。唐太宗实行以人为本的开明政策，重视人才，知人善任，从谏如流。贞观初年，唐太宗一方面大规模精兵简政，淘汰庸员，将中央官吏由2000人减少到600人，另一方面多次下达求贤举才的诏会，以种种形式发现和使用人才。在他重用的高官中，魏征、张亮等人出身寒门，杜淹、李靖、秦叔宝等人甚至来自于敌对的政治集团。最可贵的是，唐太宗重视人民群众在国家中的作用。《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曾对侍臣强调“国以民为本”，当时名臣马周上书时也指出“治天下者以人为本”。唐太宗认为自己皇帝的地位，不是来自于上天授予，而是来自于人民推举。“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这些观点极具进步意义，有效地缓解了阶级矛盾。康乾盛世的出现关键在于开明的用人制度。200万满族人入主中原，一统江山，赢来盛世，一方面是由于极高的统治手腕和政治智慧，但至关重要的是满族人能够积极打破民族壁垒，不拘一格重用汉人，并由此赢得汉族官僚和士大夫集团的支持和认可。例如，明朝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承畴在兵败降清后，被清廷委以重任。洪承畴提出了许多治国安邦的建议，并招来一批明将明臣为清朝效命，为清朝迅速统一国家并巩固新兴政权立下大功。洪承畴在立功回到北京后，皇帝“特召赐宴及赐大蟒袍、靴袜等项”，太皇太后“特恩赐宴”。他死后，清廷“赐祭莽如例，谥文襄公”，还立碑称赞他是“贤良之臣”。如此重用前朝重臣在封建社会是不多见的。巩固法律权威，用法律手段对官吏进行权力制约，促进了“三大盛世”的政通人和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里，皇帝的权力几乎不受制约，而法律不过是社会控制的工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占有太大权威。然而，一些精明的统治者认识到权力是双刃剑，不受制约的权力可能给国家进而给自己的统治带来巨大的危害。因此，他们也经常通过种种途径进行法制改革，巩固法律权威，用法律手段对官吏进行权力制约，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在“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秦朝采用法家思想治理国家，崇尚严刑峻法。汉初刑律在很大程度上承接秦律，仍保留宫、刖等极为残忍的肉刑。汉文帝当政时，逐渐开始废除肉刑。《汉书·刑法志》记载，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其小女儿缇萦随父至长安，上书表示自己愿意去做官婢，以赎父亲所犯的罪，使父亲有机会改过自新。当时文帝很受感动，决定废除肉刑。汉文帝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以身作则遵守法律。《汉书·张释之》记载，有一次汉文帝坐马车外出经过中渭桥，刚好当时有人从桥下走出，惊吓了文帝拉车的马，文帝自己也受惊了，很生气，要求法官严惩该人。法官张释之只对该人判处4两罚金，并解释说，法律应该以同样的标准对待天子和百姓，如果该人无意中让其他人受惊了只接受这样的惩罚，不能因为受惊吓的是皇帝就加重该人的处罚。文帝认为有道理，就接受了张释之的看法。唐太宗十分重视法制改革和法律的作用。他即位之初，就让人修订当时的《武德律》，并花十年时间制定《贞观律》。《武德律》很大程度上继承隋朝的法律，不仅仍保持一些肉刑，而且规定比较严厉。《贞观律》与其相比，不仅削繁为简，变重为轻，废除肉刑和兄弟连坐等落后的制度，更重要的是，《贞观律》逻辑严密体系完善，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法典的高峰，并成为后世法典效法的对象。唐太宗对判处死刑很重视，每次决定判处死刑，必须由下面主管官员连续五次上奏，以避免错判错杀。唐太宗还特别强调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严格规定了修改法律的程序，很好地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和谐社会应该是可持续的美好状态，不是一劳永逸的目标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所谓和谐也都是相对的、历史的，由于固有的阶级矛盾和封建帝制的诟病，也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更不能同我们今天建设的和谐社会同日而语。如果说统治者有一些利民的思想和行为的话，那也不过是他们害怕人民群众的反抗，为延长自己的统治而采取的不得已措施罢了。事实上，上述“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因此，“三大盛世”的和谐终究只是暂时的，是几颗历史的流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上述根本性的原因之外，还有：一，国家的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和一贯的进取精神，社会意志消退和睿智的领袖后继乏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在出现后，都不可避免地趋向守成，社会的主导思想逐渐由开拓进取转为“持盈保泰”，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变，由奋发有为而转向享受升平，满足于维持现状，对眼前的问题小修小补，乃至自高自大，掩盖矛盾，粉饰繁华，纵情于声色犬马，陶醉于歌舞升平，根本看不到所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就在这种状态下不断滋长，日积月累，变小患为大患。二，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看不到世界潮流的浩浩荡荡。大清盛世的缔造者，不仅忽视了国内社会的潜在矛盾和问题，而且完全看不到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沉溺于“盛世”之中，最终使盛世成为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肇端。三，盛世的统治者都往往陶醉在已有的成就中，生活糜烂，不思上进。这表现在大小官员纷纷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为所欲为，不受制于外部监督，整个官吏队伍素质严重下降。这在康乾盛世表现得尤为突出。康熙在位时，腐败之风已经蔓延。虽然他曾一度惩治贪官，强化吏治，但一方面随着他年事渐高，对政事越来越消极，主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经常宽容官员贪污受贿的行为，另一方面也由于他自己生活奢侈，爱好出行，并大讲排场，上行下效，整个社会都弥漫着骄奢淫逸的风气。雍正上台后，励精图治，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并采取“火耗归公”与“养廉银”的做法，不仅减少了官吏以权谋私的途径，还大幅度提高官吏工资待遇，一定程度抑制了贪污的风气，为康乾盛世的维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一者，雍正在位时间很短，乾隆上台后，朝廷反腐败的热情迅速降低，并宽赦了大批在雍正期间由于贪污受贿而受处分的官吏，这使得腐败之风急剧兴起，贪污者为所欲为，清廉者屡受排挤。二者，封建制度也决定了它无法解决自身的问题。乾隆后期，由于国库空虚，朝廷甚至实行议罪银制度，几乎是公开买官卖官，煽风点火鼓励贪污，这导致当时的吏治腐败几乎到了无可复加，空前绝后的程度。严重的吏治腐败动摇了清王朝的根基，使清王朝经历康乾时期表面的繁荣之后，急剧衰败。

汉武盛世、开元盛世、永乐盛世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
汉武盛世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经济依靠文帝、景帝二朝的积累达到极致，国力强盛，对外实行“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名将多次攻打匈奴，把强横一时的匈奴逐北逐千里，让中原政权的势力首次到达蒙古地区。西击大宛，以武力树力汉朝在西域(今新疆)的统治，东灭朝鲜，南亡南越，达到汉代疆界的极限。
开元盛世是唐朝经济最盛之时，百姓安居乐业，边界虽然没有高宗时大，但让中国疆域首次占据整个东北。开元盛世的武功不是最强，其治世主要是文治。其最盛时，开创了中原王朝使四夷来贡的局面，真正建立了朝贡体系，拥有40多个进贡称臣的蕃国。
永乐盛世：永乐时期，中国以军队是亚洲最强大的，在强力的经济基础支持下，永乐五次北征蒙古，打的铁木真的后代抱头鼠窜，全没当年杀戮天下的嚣张，鞑靼、瓦拉、兀哈良诸部都称臣朝贡。南面击败窜位的胡氏安南(今越南)，自五代失安南后，再度把中原旗帜插到安南。郑和下西洋更是创造了中国航海的历史，2万余人的巨大舰队七下西洋，把中国的声威洒遍大洋，明朝同样有数十个国家先后朝贡，这些国家是真正的服中国，而不是被西方殖民者征服。
(假如郑和是以武力进攻的话，也许印度洋当时会成为中国的内湖也不一定)

大汉盛世：文景之治，武帝盛世，昭宣中兴，光武中兴
隋唐盛世：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元和中兴
大明盛世：永乐盛世，仁宣之治，景泰之治，隆万中兴

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再到“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大唐盛世，从康熙到雍正再到乾隆的康乾盛世并称为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

汉武盛世、开元盛世、永乐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