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份要重新划分吗？

(引用回答)

新闻背景

2004年5月10日，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戴均良正式辟谣，表示“近日有关媒体引用他的话所做的‘中国将设50个省级政区’的报道，纯属断章取义，严重失实”。此时，这条言之凿凿的消息已通过部分媒体和网络流传甚广，并有所谓新“行政区地图”出现。
戴均良解释说，2003年年底以来，媒体关于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报道较多。为澄清事实，他接受了香港《文汇报》记者的采访，就有关行政区划问题谈了一些个人看法。这个采访是2004年1月在北京进行的，于2004年3月底刊发在香港《文汇报》上。其中关于划小省份的两段原文是：“分省、缩省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戴均良认为，省的规模过大，既不利于管理，对国家长治久安也没有好处。从中国国土面积和人口考虑，中国设50个左右省级政区比较合理。”
“戴均良同时强调，缩省虽然有必要，但一定要等到政治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等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可以进行。从中国目前国情出发，重新进行大规模分省不现实，既会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局，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行政管理成本。他估计，近几年这方面没有大动作。”
戴均良说，上述报道是他的个人看法，不代表官方意图，他同时认为香港《文汇报》的报道是客观的。

“假新闻”的来龙去脉

香港《文汇报》当时曾连续刊发了六篇有关“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系列报道，其中包括撤并乡镇、地市改革、设立直辖市等多方面内容，而“缩省”只是这六篇报道其中一篇的一部分；这篇文章共3000余字，涉及“缩省”的只有包括上述两段文字在内的400余字。
随后中国新闻社将香港《文汇报》报道有关行政区划改革及“缩省”的内容予以转发。在具体表述方面，中新社使用了香港《文汇报》有关“缩省”那400多字原文，而占该报篇幅90％以上的“行政区划改革”其他内容及实施背景则被缩编为很短的几段文字。
从2004年4月1日开始，国内多家媒体对此消息进行了转载。记者查阅了当时登载了此事的多家报纸，发现4月2日北京某报转载的还是中新社的稿件，到了4月7日南方某媒体的报道中原来400字的“缩省”内容已经被“发酵”成了5000余字的两个版内容；在香港《文汇报》原文中尚是改革思路的“缩省”内容已经被这家媒体描绘成了“将在2005年实行的改革重点措施之一”。
2004年4月中旬，有关“设立50个省级行政区”的新闻逐渐退出了公众视线，然而就在这时几家著名的网站和BBS上开始有网友贴出“中国新的行政区划地图”；这些地图与我们熟悉的中国地图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全国疆域“真的”被分成了50个省级行政区，有的甚至还列出了如何“缩省”的具体内容。
到了2004年4月底，更多类似的“新行政区划图”开始出现在其他网站上，甚至还有了不同版本，由于此前很多媒体都对“设50省”一事进行了报道，很多网友的态度开始由怀疑转变为信以为真，“设50省”的消息也开始随着这些地图的快速传播再度成了网站上的热点话题。
2004年5月10日，戴均良出面辟谣。

公众还没习惯“科学决策机制”

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戴均良既是一个政府官员，同时又是一个学术专家，他曾发表过系列学术性区划调整的探讨文章表明自己的观点。所以他在接受《文汇报》采访时也表明了关于“缩省”的观点是他的个人看法，不代表官方意图。但是媒体后来在转载时、公众在理解时，都把“缩省”当成了官方意图，从而引起一种社会不安定。其实，戴均良是以学者的身份发表对“缩省”的看法的。
我个人认为，这说明了一个社会问题，那就是，公众还不熟悉、不习惯政治上的“科学决策”机制。这么大的一个政治决策，不是这么随便地出台的，不可能仅因为相关负责人发表了相关看法就认为已决定了。公众还没能把专家的言论与官员的言论分开，特别当官员本身就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时，他的专家身份往往被忽略。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扩大公民有序地政治参与。”这主要讲政府在决策过程中要扩大公民的参与，新的科学政治决策的产生应有几个环节：参与、回应、互动。而温家宝总理也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保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加快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定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社会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
而中国行政区域划分中的分省、缩省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戴均良一直是赞成缩省的。所以这次他辟谣，也没说是自己讲的话被报道错误了，只是说自己的个人观点被误解为是官方意图了。

传播者没遵守“传播契约”

这起假新闻事件透露出了媒体追逐“眼球效应”而忽略了自己的社会责任的弊端，新闻传播与艺术传播不同，它有传播契约，因为新闻传播的是客观世界的变动，而不是主观感觉上的想像，人们视新闻传播的信息当作已发生或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客观变动，与人们的外界利益息息相关。这起假新闻事件从浅层次来看，是记者采访作风不踏实、浮光掠影，不追寻新闻来源、不核实，但这只是采访技术上的问题；实质上是媒体在追求轰动效应，只管捕捉读者的眼球，不管会产生什么后果，也许举手之劳打个电话就能核实，但压根不想去核实，因为这是个全新的东西能产生轰动，况且认为《文汇报》也登了不会有事。希望媒体在搞好“眼球经济”的同时，也别忘了自己的社会责任，要有一点“终极关怀”精神，传媒是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应该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

应该要的！不过，应该不是现在！

我也不相信是真的！

道听途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