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思考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试想一下,人们在介绍某个城市时,会不会着重指出某某大学座落于此呢?例如,在介绍南京时,会不会说“著名的南京大学座落于此”呢?或是在介绍济南时说,“山东大学”座落于此呢?我们想,这样的情况应该不会发生。但是在介绍合肥时,“著名的中国科技大学座落于此”这句话是必然会有的。可见,中国科大与合肥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
为了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科大的历史。(尤其是中国科大由北京迁到合肥这段经历)。
1958年初,在北京一些领导和科学家倡议下,要以中国科学学院为依托,创办一所以前沿科学和高校技术为主的社会主义新型大学。1958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于北京,首任校长由郭沫若兼任。它的创办被称为“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
1969年10月,国务院科教组成立。国务院驻中科院联络员刘西尧主持拟定了中国科大《关于要求创办“五七教育革命实验基地”的报告》,基地既是学校、又是工厂、农场、科研单位、地点拟设在有河南省南阳地区,计划二三年内完成基地筹建工作,并把学校逐步迁到基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谢富治批示同意,校革委会派人到南阳基地选点。考查人员认为在南阳山区、丘陵地带开办基地确有问题。1969年1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后经与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德生协商,指定中国科大战略疏教到安徽省安庆市。先遣人员90人12月初赶到安庆,随后900人到达该市,被安置在安庆市委党校的一栋三层小楼里,拥挤不堪,食宿基本生活无法维持。1970年1月军宣队政委贺魁民、革委会副主任王锡清同科学院军代表尚可,革委会副主任王锡鹏到合肥向安徽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副主任娄学政汇报工作并办理移交手续,商定学校搬迁到合肥市,在原合肥师范学校校址办学,并决定将全校人员分散到淮南,马鞍山,铜陵等地厂矿,农场进行“斗、批、改”半天劳动,半天搞运动。
中国科大自1969年12月开始迁入安徽,至1970年10月基本完成搬迁,总计组织货运装车70余次,运货量865T,装运仪器、器材、图书、档案等35000箱,迁出家属470多户,组织职工、学生、家属客运20多批,约6000人次,用火车510多节,搬迁费达77万元。
学校迁入合肥时,仪器设备损失2/3,教师流失50%以上。教学、生活用房严重不足,校总面积不到6万平方米。1972年,全校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不足百人。
在这样危急的关头,科大人毫不气馁又开始了第二次创业,现在经过“七五”、“八五”期间的国家重点建设已经成为一所世界知名的大学。
笔者中的一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合肥人,从小就把中国科技大学当作合肥人的骄傲。作为一名学生,为了得到她的青睐,奋斗了十多个年头,但当他以优秀的成绩跨入她的大门后,却不得不为自己的家乡合肥而伤心。谈到科大的地理位置,几乎所有的外地同学都为自己以相当好的成绩却来到合肥而不满,他们认为安徽、合肥相对于其它大城市较为落后的现状严重阻碍着中国科技大学的发展,网上经常看到一些科大学生情绪激动,嚷着要把中国科大迁回北京,更有一些其它大学的学生,尤其是一些座落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大学,对我们科大学生优越感十足,动辄以嘲笑的口吻谈论我们科大。
的确安徽不太富裕,合肥也无法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提并论,但安徽对中国科技大学这个养子,又付出了多少啊!更不必说合肥中国科大更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就是在去年,安徽省政府在自己紧张的财政收入中拨出了三亿元人民币投入到中国科技大学。而同样是全国重点大学,安徽的亲生儿女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恐怕只能对数字摇头兴叹了。三亿元对江苏省政府、对上海市政府可能算不了什么,而对安徽来说,已经付出了自己最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