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
汉代乐府诗
定义
两汉所谓乐府指音乐机关。它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 演奏新的歌舞外, 又收集民间的歌辞入乐。《汉书 艺文志》记:“自孝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亦可以观风俗, 知薄厚云”。汉武帝采诗, 除为考察民隐外, 亦在丰富乐府的乐章, 以供娱乐.六朝时, 乐府乃由机关的名称变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
继《诗经》《楚辞》之后,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上出现一种能够配乐歌唱的新诗体,叫做“乐府”,它曾大放异彩,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乐府”本是官署的名称,负责制谱度曲,训练乐工,采辑诗歌民谣,以供朝廷祭祀宴享时演唱,并可以观察风土人情,考见政治得失。我国的采诗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夏书·胤征》已有采诗的记录。流传至今的《诗经》,当初就要算是一部官方颁布并为社会认可的标准选本。春秋以后,礼崩乐坏,征战不休,采诗制度无法贯彻。到了秦代,统一时间短,百废待兴,虽然已有乐府官署之名,但仍然没有采诗之实。汉承秦制,经济凋敝,乐府机关也只能习常肄旧,无所增更,勉强维持而已。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国力变得大为雄厚,乃扩大乐府的规模,采诗夜诵。到东汉,采诗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光武帝曾“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和帝则派遣使者“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此种风尚,在南北朝皆相沿袭。萧梁时,社会上已经把“乐府”从官署的名称转变而为诗体。刘勰《文心雕龙》于《明诗》之外,另有《乐府》专章。昭明《文选》、徐陵《玉台新咏》也都开辟了《乐府》专栏。其中既有文人诗歌,又有民间歌诗,亦即凡是合过乐能够歌唱的歌诗,统统称为“乐府”。在这两类诗歌中,民间歌诗是精华所在,并且文人歌诗还是在民间歌诗的甘露滋润下萌发并壮大起来的,所以我们对民间歌诗应给以高度重视。
北朝于战乱间隙所奉行的采诗制度,与两汉一脉相承。保存在郭茂倩《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的北朝乐府民歌,有的是用汉语创作,有的则为译文,虽然只有六七十首,却内容深刻,题材广泛,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富有与南方大相异趣的粗犷豪放的气概,呈现出另外一种风情民俗的画卷。由于北方各族统治者长期混战,反映战争的题材就要多些,有描写战争和徭役带给人民苦难的,有歌颂剽悍的尚武精神的。特别是《木兰诗》,满怀激情地赞美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是个传奇人物,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一起,被誉为乐府民歌中的“双璧”。汉魏六朝乐府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支奇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直接影响了我国诗坛的面貌。它不仅开拓出了五言诗的新领域,而且对七言诗、歌行体以至律绝,都起了桥梁的作用。
新乐府
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初唐乐府诗 ,多袭用乐府旧题,但已有少数另立新题。这类新题乐府,至杜甫而大有发展,“即事名篇,无所依傍”。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也都有新题乐府之作。他们可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走向衰落。至贞元、元和年间,社会危机进一步暴露,一些有识之士对现实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希望革除弊端,中兴王朝。反映在文坛上,便出现了韩愈 、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
元和四年(809) ,李绅首先写了《新题乐府》20首(今佚)送给元稹。元稹和作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12首。后来白居易又作《新乐府》50首,正式标举“新乐府”的名称。这样,声势浩大的新乐府运动拉开序幕。作为诗歌运动,新乐府的创作并不限于写新题乐府,也有古题乐府。但虽用古题,却能创新意,体现了诗歌革新的方向。
新乐府运动的基本宗旨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
汉代乐府诗的类别
从其内容来看, 大约可以分为三类:
一、贵族文人所作之颂歌
郊庙歌辞:为祀天地,太庙,明堂,社稷所用.今存者有《郊祀歌》和《安世房中歌》。
燕射歌辞:为朝廷宴飨所用。
舞曲歌辞:分雅舞,杂舞.雅舞用于郊庙,燕飨;杂舞用于宴会。
二、军乐
鼓吹曲辞:是用短箫铙鼓的军乐。
横吹曲辞:是用鼓角在马上吹奏的军乐。
三、民间的歌辞
相和歌辞:为汉世街陌谣讴, 起初只是人们随意吟诵,“后渐被之管弦, 即为相和曲”。
清商曲辞:源出于相和三调, 内容多为反映当时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
杂曲歌辞:有写心志, 抒情思, 叙宴游, 发怨愤, 言战争行役, 或缘于佛老, 或出于夷虏.兼收并载, 故称杂曲。
汉代乐府诗的题材内容
一、反映战争的痛苦
《战城南》反映汉代人民那种惨痛的战争生活非常深刻.诗的前幅描写激战的荒凉恐怖,后幅则写平民为战争而荒废耕作, 因而发出怨言, 诚为暴露战争苦痛生活的写实诗篇。又如《东光》一篇, 反映出武帝征讨南越, 军士流露出的悲怨感情。“仓吾多腐粟, 无益诸军粮.诸军游荡子, 早行多悲伤”,也是一篇反战的作品。
二、反映徭役的痛苦
《十五从军征》诗中描写一个在外面征战六十五年的军人,到了八十岁的高年, 回到家乡来, 房屋破坏不堪, 成了鸟兽的巢穴, 亲故凋零, 一无所有, 肚皮是饿了, 于是采着野谷葵草煮着作羹饭, 但是在这种情景之下, 怎能吃得下去呢 出门望著天边, 眼泪不住地流下来了.诗中对于那种不合理的徭役制度和人民所受的苦难, 作了无情的控诉。
三、反映贫困
《妇病行》描写一个贫民家庭的悲惨景象.诗中写病妇临终托孤, 丈夫对亲友哭倒, 孤儿在空舍中啼号索母的情况, 真实动人, 令人凄酸。《孤儿行》描写了孤儿受虐待的遭遇.他的兄嫂把他看成奴隶和仇人, 尽量折磨他, 必欲置之死地。
《东门行》描写了一个穷老汉为穷困所迫, 铤而走险, 起来造反的过程。反映游子漂泊他乡、游子在外的生活艰苦, 不易还乡。是以此类羁旅之作每多慷慨激烈之音, 表现强烈的悲痛,如《饮马长城窟行》:“远道不可思, 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 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 辗转不相见”, 便是写一个妻子为了寻求好的丈夫而辗转流徙他乡的。
四、爱情题材
《有所思》写一个女子知道爱人有他心的时候, 恨得立刻把正要送给他的礼物摧毁了, 表示一刀两断的决心, 但是当好忆起当初定情幽会时的甜蜜生活时, 便又觉得不能一刀两断, 显出作者的痛苦矛盾。
《上邪》抒发一个女子对爱人的热烈表白, 表明了生死不渝的爱情.她以火一般的热情表白: 除了山川崩竭, 天地毁灭之外, 爱情不会终止!
《上山采靡芜》叙述一个弃妇和故夫偶然重逢时一番简短的问答。它不从正面写弃妇的悲哀, 反而写故夫的念旧, 更显出女主人家的被弃是无辜的。尽管她的劳动比人强, 颜色也不比人差, 她还是不免于被抛弃。她的不幸仅仅由于男子的喜新厌旧罢了。
《孔雀东南飞》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悲剧, 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 同时热情地歌颂了二人忠于爱情, 宁死不屈的精神。
《鸡鸣》,《相逢行》和《长安有狭邪行》都描写当时富贵人家的奢侈享受, 黄金为门, 白玉为堂, 堂上置酒作乐, 中庭华灯煌煌, 舍后珍禽罗列。子弟人人做官, 贵者至二千石。年轻妇女无事可做, 调丝弄弦而已。《陌上桑》则叙述了一个太守侮弄一个采桑女子遭到严词斥责的故事。诗中揭露了官吏的荒淫无耻面目, 同时塑造了坚贞,勇敢,美丽的女性形象秦罗敷。
五、人民的劳动生活
在汉乐府中, 有不少是表现当时人民的劳动生活的。如《江南可采莲》是江南青年男女采莲时所唱的歌谣, 一面工作, 一面歌唱, 表现了乡村男女集体劳动生活的快乐, 和江南农村的美丽的自然风光。
六、饮酒求仙、人生无常
汉乐府诗亦有饮酒求仙的思想, 是那些受有神仙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的反映。如《善行哉》、《西门行》、《王子乔》等篇, 都是这类作品。至于人生无常的作品, 如《怨诗行》、《驱车上东门》, 主题都是怨叹人生无常, 鼓吹“游乐当及时”,“游心恣所欲”,宣泄颓废没落的情绪。
汉乐府诗的语言及形式的特点与艺术特色
1.语言朴实自然
汉乐府民歌多用生动的口语, 亲切朴素, 叙事同抒情结合, 感情真摰动人。如《孤儿行》写孤儿受兄嫂虐待, 诗句虽参差不齐, 而情与境会, 孤儿口状心计之状, 活现笔端。诗句句式长短不一, 二至八言都有,有句式整齐的齐言诗, 也有错综参差的杂言诗。汉乐府民歌没有固定的章法和句法, 长短随意, 整散不拘, 灵活自由.有继承《诗经》四言体的:如《公无渡河》,《善哉行》;有杂言体的, 句法自由多变, 整散不拘:如《鼓吹曲辞》里《铙歌》中的《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二,三,四,五,六,七字也有, 变化极为自由。汉乐府还有不少完整的五言诗, 如《江南可采莲》,《孔雀东南飞》等, 比四言诗多了一个音节, 适应当时社会语言的发展, 又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篇幅长短均有, 最长的达三百五十馀句, 短的则数句。汉乐府民歌篇幅长短均有, 最长的如《孔雀东南飞》, 便长达三百五十馀句, 短的如《杂曲·枯鱼过河泣》只得四句;《江南可采莲》便是只有七句。
2.押韵灵活
汉乐府民歌的押韵自由, 灵活多变。有句句押韵的, 如《平陵东》:“平陵东, 松柏桐, 不知何人劫义公”,“心中恻, 血出漉, 归告我家卖黄犊”便是;有隔句押韵的, 如《东门行》、《燕歌行》、《梁甫吟》等;也有隔两句和三句押韵的, 如《陌上桑》的“日出东南隅”和“自名为罗敷”相隔两句押韵, 又“照我秦氏楼”和“桂枝为笼钩”更隔五句押韵。这都显出押韵的变化多端。
3.用对话或独白形式叙事
汉乐府诗巧妙地熔铸对话刻划人物, 声情毕肖, 使人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如《上山采蘼芜》甚至几乎全由弃妇同故夫的问答构成, 表现出妻子的善良性格。也有全篇采用独白的, 如《孤儿行》中用独白写出孤儿所受的痛苦。
4.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乐府民歌虽多抒写现实, 但亦有不少作品运用了浪漫主义色彩。如《上邪》如山洪爆发似的激情和高度的夸张;《乌生》中乌鸦的魂魄向人们申诉;《枯鱼过河泣》中腐臭了的鱼会哭泣, 会写信等。这些丰富奇特的幻想, 显示了浪漫主义的特色。
5.排偶句
排偶句也可以说是汉乐府在形色方面的特色, 如《陌上桑》中的:“头上倭角髻, 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 紫罗为上襦”便是。
6.回环往复,音韵和谐
在当日的民歌中有不少优美小诗, 如《江南可采莲》:“江南可采莲, 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 鱼戏莲叶北。”此诗回环往复, 形象鲜明, 音韵和谐, 文字活泼, 正是民歌的本色。
汉代乐府对后世的影响
一、现实主义的发扬
汉乐府民歌继《诗经》之后发扬了现实主义精神。如建安时曹操父子,王粲,陈琳等以描写社会乱离疾苦为内容的诗篇, 正是继承了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的精神。它们多用乐府旧题, 运用叙事的方法和通俗的语言, 在形式上也见出汉乐府民歌的影响。
唐代杜甫虽不用乐府旧题而“因事立题”, 诗的精神和体制实与汉乐府民歌一脉相承, 直接受到乐府民歌的影响。白居易,元稹效发杜甫做“因事立题”的社会诗, 而且提出“诗歌合为时而作”的口号, 也正是汉乐府“缘事而发”的传统。
二、语言通俗朴素,风格清新
汉乐府诗的风格多样, 有清新明朗, 有深情婉转, 也有慷慨悲歌, 但都统率于质朴自然的风格下。所谓质朴自然, 表现在诗歌语言上, 矢口成言, 绝无文饰, 故浑朴真挚, 独擅古今。后世诗人多受汉乐府的影响。
三、奠定五言诗的基础
汉乐府以五言和杂诗为主。杂言诗于建安之后大盛,曹操,曹丕,李白等杂言诗莫不源于乐府民歌。乐府对五言诗的影响更大, 东汉时摹仿者甚多, 至建安已出现“五言腾踊”的局面, 取代《诗经》的四言,《楚辞》的“骚体”, 而成为一种主要的诗歌形式。
乐府诗歌体裁对后世歌行体的影响
乐府诗歌体裁对后世的歌行体的形成亦有影响。六朝诗人鲍照的五言和杂言乐府都是杰出的, 唐代李白的乐府歌行更是空前, 它们在艺术形式上所受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也是显著的。用对话、独白形式叙事。汉乐府诗巧妙地熔铸对话刻划人物, 声情毕肖, 使人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如《上山采蘼芜》甚至几乎全由弃妇同故夫的问答构成, 表现出妻子的善良性格。也有全篇采用独白的, 如《孤儿行》中用独白写出孤儿所受的痛苦。这些手法, 对后世诗歌的修辞手法亦有启发。
初唐四杰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旧唐书·杨炯传》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旧唐书·杨炯传》记张说与崔融对杨炯自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评论,《旧唐书·裴行俭传》说他们“并以文章见称”等,所说皆指文。《朝野佥载》卷六记“世称王杨卢骆”后,即论杨炯、骆宾王之“文”为“点鬼簿”、“算博士”,所引例证为一文一诗,则四杰齐名亦兼指诗文。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四杰名次,亦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代表作品如: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律)名文《滕王阁序》著有《王子安集》
杨炯 《从军行》。
卢照邻《长安古意》。
骆宾王 〈在狱咏蝉》另有著名的《讨武檄》作品集为《临海集》。
从唐高宗到武后初年,中国诗坛上出现了四颗光辉闪耀的新星------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类似的人生经历,杰出的创作才华,功力近似的诗文创作,令四位新星的名字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被人称做“四杰”或者“四才子”,文学史上称他们为“初唐四杰”。
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
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腾王阁》;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